勞動力市場理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市場理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4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09―2020年》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是廣東省今后重大發展任務之一。要“按照城鄉規劃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總體要求,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其中“統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是實現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必要條件。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新古典學派在勞動經濟學領域一直是公認的主流學派。該學派有許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第一,強調市場機制以及市場要素在決定工資水平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將其他影響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為事先給定的因素;第二,對人類行為模式的假設為:經濟人、理性選擇、偏好獨立;第三,對勞動力市場本質的假設:勞動力市場具有高度的競爭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給者,雙方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可以在市場自由進入和退出,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量運用邊際決策原則,即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只要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就是有利可圖的。二是常常運用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假設條件少,能夠推斷出精美復雜的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設條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預測結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據上述對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簡短回顧,可以看出,在其理論框架中,勞動力市場被當做是富有競爭性的、統一的整體,不存在地區、城鄉等的隔離現象,這是分析個人和企業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MS)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與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假設截然不同,認為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性假設無法解釋勞動力市場的許多現實(如貧窮、歧視、與人力資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勞動力市場職業結構的性質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該理論的特點是:勞動力市場不再被看做為一個連續的統一體,而是被分割為幾個不同的市場,各個市場有不同的特點,它們有不同的分配勞動和決定工資的方式;各個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造成這種封閉的因素是集團因素的聯合和制度因素的約束。該理論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第一,側重從需求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均衡和工資的決定,而新古典學派側重從供給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理論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二,強調制度、組織、習俗包括社會歧視對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影響。

最早全面闡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是多林格和皮奧里,他們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有高度組織的正式勞動力市場,有詳細的雇傭決策原則,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其需求方生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工資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邊際原則,勞動者收入高,升遷機會較多。而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雇傭與工資分配則根據邊際決策原則決定,市場力量工資和就業決定中發揮主要作用。其需求方為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小公司或行業,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缺乏培訓與晉升的機會,一級市場與次級市場之間存在流動障礙。

關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新古典學派從勞動力供給角度出發,認為人力資本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從勞動力需求角度出發,認為分割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產業結構的影響,如果企業面對的是產品需求穩定的市場,則企業創造的是一級市場,反之,則創造二級市場。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會的影響。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為歧視等制度,難以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夾雜了許多體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這種制度性分割與西方國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別,最明顯的表現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三、發展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

發展經濟學是以二元經濟結構為理論基礎的,該理論揭示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以及一體化的趨勢。最有代表性的是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

劉易斯模型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經濟體系中有兩個部門,一個是只能維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的農業部門,在該部門中,工資不是由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決定,而是取決于勞動者平均分享農業的產量;另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第二,傳統部門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第三,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存在巨大差別,農村勞動力會向工業部門轉移,由于農業部門人多地少,即使資本主義部門現行工資不變,農村勞動力供給也是無限的。第四,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劉易斯拐點),即農業部門工資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第五,當兩個部門的生產率接近一致時,工業部門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此時,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劉易斯的這一模型,后來得到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和拉尼斯的補充,故稱為“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但是卻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的批評與否定。托達羅認為劉易斯人口轉移模型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決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因素并不僅僅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而是轉移的預期收入。而影響他們的預期收入有兩個因素:城鄉實際工資差異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不能自動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化。因為,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業。第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有效轉化途徑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 應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將發展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上。

從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可以看出,兩種模型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城鄉勞動力市場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機制和勞動報酬決定機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效率存在巨大差別。兩種模型重要的區別在于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不同。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會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這種城鄉一體化會伴隨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大和自給農業部門的逐漸萎縮,是農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義是加速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卻不注重農業部門的發展。托達羅認為,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于發展農村經濟,建議政府應當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上主張實行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

此外,雖然兩種模型都隱含著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假設,但是,都將分割歸因于勞動力需求因素,沒有考慮到勞動力供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響。

四、勞動力市場理論演進的啟示

各學派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從最初的整體觀,演變為分割觀,進而演變為城鄉分割觀,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假設越來越接近社會現實。目前,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最突出的問題,勞動力市場要從分割走向一體化,關鍵要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以上理論也蘊涵著實現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不同路徑和條件。新古典學派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供給方的差異,其政策含義是通過發展教育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減少勞動力的質量差異來增進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將勞動力市場分割歸因于產業結構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和制度改進來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側重研究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將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存在勞動效率的巨大差別。其中劉易斯模型主張通過發展城市工業部門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托達羅模型主張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縮小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因此,中國要建立一體化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可從多個方面同時推進:第一,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不是以城帶鄉,也不是以鄉帶城,而是城鄉的協調、同步發展,對于城市問題與農村問題、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問題不能割裂處理,要有統一的規劃和整體的布局。第二,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建立農村社區學院,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通過縮小城鄉勞動力的質量差別來增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第三,提高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在深化農業和工業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揮重要的吸納作用。第四,加快相關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比如,實行更靈活的土地政策,更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以及建立統一、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

參考文獻:

[1]蔡.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與發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程貫平.勞動力市場分割文獻述評[J].西華大學學報,2005,(6).

[3]郭叢斌.二元制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在中國的驗證[J].教育與經濟,2004,(3).

[4]巨文輝.國外勞動力市場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點[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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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分割 一級市場 二級市場

一、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產生的背景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誕生主要源于人力資本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以下四個問題:

1.持續的貧困。60年代對美國城市勞工和貧困問題的研究,基點在于提高每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以改善其物質財富,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提高人們的收入。政府以此理論為導向,大力發展教育,以期減少失業,消滅貧窮,但卻以失敗而告終。(Piore,1979)

2.教育與培訓失效。傳統經濟學家認為受教育年限和職業培訓與生產率密切相關。但事實上,它們對城市工人的就業前景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影響,也無法有效減少低工資和貧困。不少經濟學家批評認為片面強調教育與培訓的作用顯然是忽略了在工作崗位創造和配置過程中的結構性短缺。(Gordon,1972;Harrison,1971、1972)

3.收入不平等依然存在。從統計學意義上說,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狀況比教育分布的不平等狀況要嚴重的多。(Thurow,1975)

4.勞動力市場中的歧視現象嚴重。男性白人和男性黑人、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間,即使他們的生產率是相同的,但他們的收入差異卻很大。(Reich,1971)并且他們彼此間的收入差距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大。(Hall, 1970)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發展歷程和主要觀點

1.工作競爭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前身

工作競爭理論認為工人的收入與其技術無關,而與其工作的類型密切相關。這一理論假定在多數情況下雇主只對降低勞動力成本感興趣,工資結構作為外生變量,雇主間的工資差別很大且與工人的特征沒有多大關聯。雇主招收工人的標準是其是否具有可以被培訓的潛力。(Thurow,1968)工作競爭模型強調公司內部的培訓和競爭機制。如果說工資競爭模式把勞動力市場看作是工作技能的供需雙方相互匹配的市場,那么工作競爭模式則把勞動力市場看作是被培訓人員和培訓機會雙方相互匹配的市場。(Hinchliffe)

2.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成熟

Kerr Clark在1954年發表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一文中首次提出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外部勞動力市場的概念。1971年,Doeringer和Piore共同發表《內部勞動力市場及人力政策》一書,正式提出了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將勞動力市場分成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并進行了詳細分析。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遠非完全競爭和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結果將勞動力市場分割成兩大塊,及一級市場(primary market)和二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兩個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產業和職業,而是按照雇傭和報酬支付特征來定義的。一級市場具有工資福利待遇高,工作條件好,就業穩定,晉升和培訓機會多的特點;二級市場則與之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穩定,工作條件差,培訓機會少,缺乏競爭機制。兩個部分的勞動力市場結構和勞動分配的機制有明顯不同。一級市場以結構性的內部勞動力市場為主體,是一個完全存在于某一企業內的有高度組織的正式勞動力市場, 通常以一套指導雇傭決策的詳細規則和程序代替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力量,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二級市場與傳統的競爭性勞動力市場一致,按照邊際方法決定雇傭量和勞動報酬。(Doringer.p和M.piore1971;Osterman,1984)這兩部分勞動力市場的差異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對于教育的作用,奧斯特曼在根據職業的穩定性和自主性對城市的男性勞動者進行細分之后,對各部門的工資進行了回歸分析。他總結到,不同部門對工資的決定大不相同,勞動者接受的額外教育在一級市場崗位能夠得到獎勵,但在二級市場卻得不到,二級市場勞動者的素質與一級市場勞動者的素質在統計學上的差別并不明顯,但前者的工資水平要比后者低20%。(Osterman,1975)

(2)對于培訓,Jacoby總結出雇主大規模投資培訓這一現象的由來,他認為,在二十世紀初,進步的管理者們開始意識到:勞動簡化存在諸多局限性,培訓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勞動力流動率高和勞動力不穩定意味著對勞動力的更換將帶來額外的培訓投資。因此,雇主開始注重技能培養和降低人員的流動性。(Doeringer)較之二級勞動力市場,企業內部的特殊培訓對一級市場的雇主和雇員都顯得尤為重要。

(3)對于勞動力市場工人的紀律性,Gordon指出一級市場工人的紀律性較強,而二級市場的工人,尤其是剛從農場出來的工人,無法滿足工廠的紀律要求。(Gordon,1972)對此,Doeringer 和Piore也有相似的看法,他們認為二級市場的工人經常遲到和曠工,并且不太服從管理。他們的這些特點一旦定型,就將形成其工作品位,這種工作品位的形成又將強化其在勞動力市場競爭中的劣勢地位。(Doeringer和Piore,1971)

(4)勞動力的流動性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中占有重要位置。對于兩級勞動力市場之間的流動,Doeringer和Piore認為流動率很小。但一些實證研究卻得出了不太一樣的結論。比如Boston對1983年美國的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以及Neuman和Ziderman對1974年以色列的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證實了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觀點。但Rosenberg在1980年對美國的數據研究之后認為,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最初進入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人,后來卻在臨界線附近轉向一級市場就業,這一流動與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歷有關,但也并不絕對,有時還很不均衡(Rosenberg,1980)。在英國,從事較差工作的工人要脫離二級勞動力市場確實不是一件易事,但如愿以償者也為數不少,且大多與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歷有關。(Mayhew和Rosewell,1979)Andrisani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即二級市場的勞動者向一級市場流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受教育程度。(Andrisan,1976)

3.激進的分割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階級視角

在美國,激進經濟學家強調變革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重要性,從而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引向了另一條途徑。他們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核心,是研究廠商為達到控制和刺激員工的目的而采用的種種計謀,即工作職位與勞動報酬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大衛?桑普斯福特,1999)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工會組織的頑強抵制,傳統的控制工人的手法漸漸失效。于是,大型企業為了籠絡人心,將重點放在正常的晉升規則、提供工作保障以及開拓就業前景等方面。這實際上是一種官僚式的控制。正是由于某些廠商缺乏放棄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動力,才會出現雇主與工作報酬之間的差別,才會出現內部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機制。(Edwards,1979;Gordon,1982)

激進的分割理論者認為:工人的人力資本構成應包括工人的技術生產能力和抽象的勞動生產能力,這些抽象的勞動生產能力包括種族、性別、年齡、民族等。他們指出這些抽象因素雖然與生產沒有直接聯系,但常常被資本家當作分化工人同盟、分裂工人陣營的工具。(Bowles;Gintis,1975)

對于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和激進的分割理論的共同之處,Cain 認為這兩個流派都對制度變化和權力關系進行社會學的分析,以及對雇主和雇員的態度、動機和偏好進行心理學的分析。(Cain,1975)對于兩種理論的不同點,Gordon認為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進行了一項針對具體時間的分析,強調了分割的技術原因;而激進的分割理論則把分割歸結為一個廣義的歷史和政治的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勞動力隊伍內部的分割促進了資本家對勞動過程永恒的控制。

三、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政策建議

1.完善二級勞動力市場,提高二級勞動力市場工人的待遇。具體來說 (1)對二級勞動力市場進行重構:提高二級勞動力市場的穩定性;投資二級勞動力市場的特殊培訓;增加提升機會。(2)提高二級勞動力市場資源管理的質量,以加強勞動力組織的有效性。(Bosanquet; Doeringer,1973)

2.關注勞動力市場,調整有關勞動力供求雙方的政策。調整勞動力需求方的政策包括:公開招聘、發放工作補貼、反對招工歧視等;調整勞動力供給方的政策包括:促進教育平等化等。(Bluestone,1970)

3.關注社會制度,并對其進行改革。對學校和其他社會機構進行重組;同時動員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組成政治聯盟,爭取自己的利益。(Bowles; Gintis,1973)

四、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評述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最大的貢獻在于提醒人們注意各團體和階層的利益,并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歷史和制度的分析。對勞動力市場上的一些現實問題,尤其是人力資本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問題,提出了一套很有說服力的解釋。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決定工資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的特征,而一級和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作特征存在顯著差異。事實上,在劃分勞動力市場的時候,由于劃分標準的非絕對性,很難合理準確地將勞動力市場進行區分。

一級勞動力市場和二級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明顯的特征差異;而不同勞動力市場內部各自也會存在許多的不同,如收入、工作的穩定待深化。

西方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以成熟的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因此這種分析對于解釋發育相對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是有說服力的。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成因和表現形式非常復雜,不僅存在由于產業結構、技術進步、企業組織形態等帶來的市場性分割,更為本質的是一種體制性和制度性分割。而且這種制度性分割和西方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又有很大的不同,其制度安排是國家在經濟發展性、工作條件等。因此,對于一級和二級勞動力市場內部差異的研究還有過程中為實現其特定目標而人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在分析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時就需要在借鑒、發展西方分割理論的同時,必須對分割的制度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

參考文獻:

[1]S.Bowles; H. Gintis:機構和效率工資理論.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2]譚友林:勞動力市場分割與上海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西北人口,2000年第1期

[3]汪 洋:勞動力市場分割和人力資本投資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年第一期

[4]王善邁:教育經濟學簡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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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正規就業；三元勞動力市場；主動型非正規就業；被動型非正規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1)05-0051-06

一、非正規就業的概念

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非正規部門應該符合以下特征：(1)容易進入，(2)依賴本地資源，(3)家庭所有制，(4)小規模經營，(5)勞動密集型和適用性技術，(6)在正規部門之外獲得技能，(7)較少管制和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1999年，國際勞工組織和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將非正規部門就業者劃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為微型企業的所有者；第二類為家庭企業的所有者，經濟活動大多由家庭成員和學徒承擔；第三類為獨立服務者，包括微型企業的工人、家庭傭人、學徒等。

以上是從經營主體的角度談非正規部門就業。實際上非正規就業不僅存在于非正規部門，還存在于正規部門。針對這種情況，2002年國際勞工局的報告《體面勞動與非正規經濟》將“非正規就業”定義為：在正規或非正規的企業中進行的所有非正規工作。“非正規就業者”包括：個體勞動者和非正規企業的雇主、所有對家庭企業有貢獻的工人、在正規企業和非正規企業或家庭企業中雇傭的所有從事非正規工作的雇員、非正規生產者合作社的成員和以家庭或個體形式生產最終自用產品的人員。

二、關于非正規就業的主要理論評述

關于非正規就業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種理論：貧困就業理論、發展經濟理論和制度經濟理論。其中貧困就業理論和制度經濟理論是從社會學和制度經濟學角度進行研究，本文試圖從發展經濟學角度厘清非正規就業理論的發展脈絡，并對其進行簡要評述。

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托達羅的鄉城遷移模型和三部門理論都是分析勞動力遷移問題的經典理論，這些理論并沒有系統、細致地解釋非正規就業現象，只是在分析勞動力遷移問題時，對非正規就業現象有一定的闡述。然而，勞動力遷移是產生非正規就業的重要因素，所以二元經濟模型、鄉城遷移模型和三部門理論對于分析非正規就業問題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一)劉易斯的相關理論

早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1954)中，劉易斯就分析了非正規就業現象，他發現城市中臨時性行業存在勞動力無限供給，即使這些行業的從業人數減少一半也不會減少這個部門的產量，同時這種臨時性就業的邊際效益較高，但就業者的平均收入并未高出農民許多。劉易斯所指的“臨時性”主要表現在就業人員工作時間較少，工作形式靈活。這些臨時性行業其實就是下面提到的“非正規部門”。

在二元經濟理論中，劉易斯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部門分為資本主義部門和維持生計部門，前者主要指現代工業部門，其技術先進，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維持生計部門。后者主要指傳統的、人口過剩、僅能維持生存的部門(以農業部門為主)，其邊際生產率很低，不充分就業現象普遍。隨著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張，維持生計部門的勞動力會源源不斷地流入資本主義部門，這種流動一直持續到剩余勞動力耗盡為止。

在《再論二元經濟》(1979)中，劉易斯對經濟部門劃分作了進一步闡述，他認為將一國經濟簡單地分成資本主義部門和維持生計部門是錯誤的，二者之間還有“非正規部門”。非正規部門中的一部分屬于現代部門，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擴張，而另一部分，如一些手工業以及某些服務業，屬于傳統部門，會逐漸衰敗。非正規部門能夠滿足各種生產生活需求，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對解釋勞動力流動、分析非正規就業現象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二元經濟理論將鄉城人口遷移視為一種勞動力平衡機制，這種機制能使勞動力由過剩部門向不足的部門轉移，從而在這兩個部門中實現工資或收入的均等。在勞動力遷移的過程中，劉易斯還考慮到了非正規部門的存在，肯定了其積極作用。但他對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分析散見于一系列論文中，并未形成系統的理論。另外，在二元經濟模型中，劉易斯假設城市現代部門是充分就業，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是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加劇了城市失業程度，這大大地降低了劉易斯兩部門發展模式的有效性。

(二)托達羅的相關理論

托達羅假定人口流動是一種經濟現象，對一個遷移者來說，盡管城市存在著失業，但他做出向城市遷移的決策仍然是理性的。人口流動過程是人們對城鄉預期收入差異而不是實際收入差異做出的反應。影響人口鄉城流動的基本力量，是相對收益和成本的理性經濟考慮；獲得城市就業機會的概率與城市就業率成正比，而與城市失業率成反比。

托達羅將城市經濟分為正規和非正規部門。城市非正規部門由一大批小規模生產和服務活動構成，它們或者是個人所有或者是家庭所有，采用的技術簡單，且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低，屬于非熟練勞動力，而且也不掌握金融資本。同正規部門相比，非正規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也較低。更為重要的是，非正規部門既不能為勞動者提供正規部門那樣的勞動保護措施，也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和養老的退休金。非正規部門與農業部門、正規部門聯系緊密。它不僅使農業剩余勞動力擺脫農村貧困和隱性失業，而且源源不斷地向正規部門提供廉價的生活必需品。

托達羅在劉易斯的基礎上，進行了適當的理論延伸與擴展。他將城市經濟分為正規和非正規部門，他認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很難在正規部門找到工作，只能在非正規部門就業，非正規部門充當了正規部門勞動力的蓄水池。托達羅分析了農業部門、城市正規部門和城市非正規部門之間的關系，雖然他并未明確提出三部門經濟，但為以后三部門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另外，托達羅的理論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假設城市存在失業而農村不存在失業，這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不符。還有他認為創造城鎮就業機會無助于解決城鎮就業問題，這一觀點也頗受質疑。

(三)三部門理論

三部門勞動力轉移理論是對托達羅理論的深化與發展。“三部門”是指將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三部分：城市正規部門、城市非正規部門和農業部門。正規部門包括國有部門、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雇傭勞動力必須簽訂勞動合同。非正規部門通常是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采用勞動密集型的簡單技術進行生產。在這個部門就業的勞動力往往很少受過正規教育，一般也沒有技術，并缺乏資金來源。三部門勞動力轉移理論指出城市非正規部門與正規部門分屬于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和正規勞動力市場，這兩個

市場是分割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出農村后，主要流入城市非正規部門，因此城市非正規部門的工資水平受到農村收入水平的約束；而城市正規部門中正規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基本上不受農村收入水平的影響。

(四)上述三種理論的局限性

上述三種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非正規就業的形成，但具體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卻存在一定的理論障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非正規就業不但存在于城市的非正規部門，而且存在于城市的正規部門。更重要的是，無論在哪個部門，非正規就業者的處境(如經濟、社會地位)并無任何實質性差異。

第二，非正規就業群體既包括流入城市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包括城鎮待業人員、失業工人和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而以上三種理論主要是分析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非正規就業，并未涵蓋其他非正規就業群體。

第三，從托達羅對非正規就業的定義來看，非正規就業者的一個特征是受教育程度低。當然，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大多數非正規就業者很少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他們由于知識、技能、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無法進入到正規就業的行列中，只能被動地選擇非正規就業。然而，在非正規就業群體當中，還有一部分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含量較高，如大學畢業生，他們為實現自我價值和追求更高目標，以自主創業的方式主動地選擇非正規就業。上述兩種非正規就業群體在價值取向和就業動機兩方面均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在分析非正規就業群體內部結構時，應該把兩者分開考慮。

三、三元勞動力市場的理論解釋

為彌補上述不足，本文借鑒朱鏡德教授提出的“三元勞動力市場”理論解釋非正規就業產生的原因。

(一)三元勞動力市場的特征及差異

“三元勞動力市場”包括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三元勞動力市場”與“三部門”在概念和內涵上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三部門中的正規和非正規兩個部門與三元勞動力市場中的城鎮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兩個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差異。

同時，在三元勞動力市場理論的基礎上，本文在非正規就業背景下對城市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模型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朱鏡德教授建立三元勞動力市場理論主要為了解釋農民工的鄉城遷移現象，而在本文中，農民工只是非正規就業群體中的一部分。因此，本文將原模型中的農民工替換為外來臨時人員，具體來說，可用公式表示為：

Mu=Si+Po

Mun=Sf-Po

式中Mu指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Mun指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Si指城市非正規部門，Sf指城市正規部門，Po指城市正規部門中對外來臨時人員開放的那一部分。

這種定義擴大了非正規就業群體的范圍，非正規就業群體既包括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人員，也包括在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大中專院校畢業生等臨時性工作人員。這部分臨時性工作人員雖然在正規部門工作，但不屬于正規部門編制，其工資、福利待遇與正規部門正式工作人員有明顯的差異。

三元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表現為不同的狀態(見圖1)，圖中橫軸L表示勞動力供給數量，縱軸W代表工資率。從圖中可以看出，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需求，實際工資W1高于市場出清水平。城市完全競爭和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實際工資W2和W3可以達到均衡狀態。三元勞動力市場工資關系是：W1＞W2＞W3。

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主要是以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和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為代表，這些部門很多處于壟斷地位，即使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發生變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影響也不大，因此勞動力需求的彈性較小。城市完全競爭市場主要以微型企業、自我雇傭等形式為主，就業崗位充足，進入門檻低，工資增加會吸引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此部門來，因此需求彈性較大。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無限供給，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幾乎為零，因此供給彈性無限大。

除勞動力供求差異外，三元勞動力市場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明顯差異(見表1)：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從業人員的福利高，勞動條件好，職業穩定，失業風險小。而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密集，就業崗位容易獲得，但福利要比正規部門低。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從業人員的福利低，文化程度低，隱性失業嚴重，農業剩余勞動力受到推拉作用，必定向另外兩個市場流動。

由于上述差異的作用，三元勞動力市場之間并非完全隔離，而是存在著雙向流動(見圖2)：

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與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勞動力流動不受阻礙，當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工資率與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工資率相等時，這兩個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大規模遷移結束。

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通過下崗、分流等方式將一部分勞動力釋放出來。同時，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也可通過競爭上崗的方式進入到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

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充當了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蓄水池，這里既有剛畢業的新生勞動力，也有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和下崗工人。由于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進出成本較低，流出流入的選擇性較強，因此它成為連接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橋梁。

(二)非正規就業產生的原因

在總結三元勞動力市場的特征及差異的基礎上，以下將非正規就業者的特征與三元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分析非正規就業產生的原因。

1.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與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勞動力流動

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介于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之間，以吸納城市非熟練工人、失業者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為主。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是產生非正規就業的主要部門。由于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開放度高，其工資率高于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所以農業剩余勞動力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并主要從事勞務派遣工、小時工和臨時工等形式的工作。這種流動一直持續到農業剩余勞動力耗盡為止。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但是城市非正規就業者必須支付逐漸升高的食品和住房等生活成本，而這些在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上卻是完全免費的。不過，即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農村，但研究發現，大部分城鎮非正規就業者收入水平甚至要比農村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水平還高。

2.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與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勞動力流動

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有時也會為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一定的就業崗位，但由于該市場對勞動者文化素質要求較高，再加上制度分割和技術分割的作用，農業剩余勞動力很難進入到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

3.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與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勞動力流動

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通過調整就業結構，逐步淘汰低技能人員。這些低技能人員通常以自營勞動者、私營企業主的身份進入到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當中。同時，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也可通過競爭上崗的方式進入到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當中。由于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均有較高的要求，吸納的數量較少，在此過程中創造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

4.非正規就業的形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市場之間的流動并非暢通無阻，就業類型的選擇除了與自身的知識、技能相關，還要受到制度的影響。由于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門檻較低，所以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與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會很容易流入該市場。

非正規就業存在于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勞動力流動是形成非正規就業的重要條件，勞動力流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有利于合理地配置勞動力資源。

三、非正規就業群體的內部結構分析

現階段中國勞動力市場由三個不同層次的勞動力市場構成，這三個勞動力市場相互區別，相互聯系。三者在市場開放度、工資福利、就業穩定性、就業者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同時，在滿足一定條件時，勞動力可以在三個勞動力市場之間流動。在實證研究方面，胡鞍鋼發現1978－2004年我國非正規就業者所占比重處于增大的過程中，到2004年非正規就業者比重達到58.69％。他認為非正規就業已經成為主要就業渠道，而正規就業成為次要渠道。而吳要武等人分析認為，非正規就業所占比重從2003年已經處于下降的過程中，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已由非正規化走向正規化。

一般來說，勞動者身份和受教育程度決定其就業層次，城市戶籍、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往往就業層次相對較高，農村戶籍、文化程度較低的人就業層次一般也相對較低。城市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門檻相對較高，而農村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門檻則一般很低。

不過，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可能處于兩個極端：既有以大學生為代表的高素質群體，他們一般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通過自主創業或獨立服務的形式主動選擇非正規就業；也有以城市下崗人員和農村進城務工者為代表的競爭力相對較弱的就業群體，這部分勞動者受到自身素質、技能或制度限制，為了生存，不得不選擇非正規就業。本文將這兩種就業類型分別稱為“主動型”和“被動型”非正規就業。

“主動型”和“被動型”非正規就業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勞動力的就業動機和價值取向兩方面。具體而言，主動型非正規就業者和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具有不同的勞動力供給曲線(見圖3)。若以橫軸L表示勞動力供給數量，縱軸W代表工資率。隨著工資率的提高，主動型和被動型非正規就業的勞動力供給數量均增加，但主動型非正規就業的勞動力供給彈性小。這主要是由于兩個群體面臨的生存境況不同：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迫于生計，即使工資率很低，也有很大的供給量；而主動型非正規就業者主要是為了追求更舒適的工作環境，實現個人價值，只有當工資提高幅度較大時，供給量才會有明顯的增加。

目前國內的研究還未有關于主動型和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的定量分析，但從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特點來看，被動型所占比例應該較大。在城市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上，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供給大于需求，為達到市場均衡，工資率會逐漸下降，為了找到一份工作維持生計，那些低技能的人員只能接受較差的工作環境和工資待遇。而主動型就業者擁有較高的技能水平，可以在正規和非正規就業形式之間選擇，由于這類人員本身就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況，因此其市場工資率較高。

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由于只能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無法支付提升自身勞動技能的費用。與此同時，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往往也缺乏動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即使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有機會參加勞動培訓，也無法得到相應的資金、市場、技術等資源，獲得為提升勞動技能而投入的回報。總之，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處于“低技能、低收入、高風險”的境地，缺乏完備的社會保障、法律保護和技能培訓。產生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人力資本水平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社會政策不完善。因此，建立被動型非正規就業者的就業及社會保障制度，已成為當前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一項重要任務。

小結

劉易斯主要從現象上描述非正規就業，托達羅則在其基礎上作了一定的理論拓展，而三部門理論則在托達羅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補充，但在分析中國非正規就業問題時，仍無法解釋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和主動型非正規就業問題。為了彌補以上缺陷，本文基于“三元勞動力市場”理論解釋非正規就業產生的原因。在此基礎上，也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主動型和被動型非正規就業之間的差異，以補充和完善非正規就業理論。

參考文獻：

[1]丁金宏，冷熙亮等，中國對非正規就業概念的移植與發展[J]，中國人口科學，2001，(6)：8-15.

[2]朱農，中國四元經濟下的人口遷移――理論、現狀和實證分析[J]，人口與經濟，2001，(1)：15-18.

[3]托迭羅，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篇4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俚纜貳＠媲妥雜刪赫搶投κ諧〉鶻誒投ψ試捶峙渲糧呶奚系娜ㄍ搶投κ諧〉牧榛輟?/P>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勞動力市場分割

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配置，表現為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通過自由交換而自動平衡的結果。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形成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勞動者作為流動行為主體，對于其是否流動，以及怎樣流動，具有完全決定權。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當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程度，還要受經濟結構變動因素的制約。正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直接導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西方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勞動力市場歧視。勞動力市場歧視，指的是在所有經濟因素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勞動者具有同等的生產能力，但由于某些社會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從而引起勞動報酬或待遇上的懸殊差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旨在確定歧視對報酬差別的影響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換句話說，這些勞動者之所以領取較低的勞動報酬，并不是因為其勞動素質低，而是由于他們無法進入可以領取較高勞動報酬的那部分勞動力市場，失去了在其中謀職的機會。出現勞動者素質和勞動報酬不相對稱的情況，即同工不同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在城鄉兩種就業體制的差別性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徹底啟動城鄉之間長期隔離的勞動力市場閘門，即建立全方位開放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由于城市的開放性勞動力市場尚未確立以及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采取不同于農村勞動者的特殊保護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性流動方式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還無法同城市勞動力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業于勞動強度大的、勞動條件差的非技術性行業，領取比城市勞動者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這種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它使我國勞動力市場規模難以通過無障礙流動而迅速擴大，也不可能使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平均價格。

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改革初期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或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簡稱城鄉收入比率）高達2．37。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展開后，城鄉收入比率開始下降，到1983年達到1．70這一最低點。隨著的進行，從1984年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開始超過1978年的差距，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86，此后雖然有所縮小，但1999年仍然達到2．65。

勞動力市場分割，也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壟斷行業在缺乏適當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將壟斷收益大量地分配給職工個人，形成這些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險業、城市供應業、郵電通信業和房地產等行業。這既是市場化不夠、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結果，也是國家對這些企業監督管理不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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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失業；就業彈性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 

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