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測度模型的構建

1.1測度指標體系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是把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內容和要求等不同屬性特征的單項指標按屬性相同或相關原則、分級與分層原則組成的一個有序集合，這一指標的集合與集成應同時具備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現狀的描述功能、結果評價功能和未來發展預警導向功能等多項功能，并且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內容和要求。為了科學地測度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正確地確定選擇反映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非常重要。在選擇指標時，一般要遵循科學性、可操作性、系統性、層次性、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結合等原則。莊亞明等(2008)提出了從增長、依附與和諧三個維度評價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然而，其忽略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競爭要素。因此，本文從增長（G）、依附（A）、競爭（C）與和諧（H）四個評價要素，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構建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由于增長主要體現為產出的增加，但也不能忽視現有對增長的研究，對“收入”等問題的關注，因此，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擇如表1所示的指標體系以反映區域經濟增長維度的總體特征。選擇指標的過程中，進行了一些簡化，力求使得入選的指標盡量精確地反映所需測量的經濟事實，盡量保持指標間的獨立性。依附維度主要反映區域與外界間的關系，主流方法是選取進出貿易額、FDI及其溢出效應等作為測度指標，但它們顯然不能完全地反映區域主體在競爭中的整體情況，因為依附既包含資金技術的國際層面引進問題，也包含區域內擴散效應的問題。所以應加入資源、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指標。競爭維度反映資源、制度、總量、質量等方面的優勢，主要包括經濟財政實力、產業競爭力、企業競爭力、人力及資本配套等構成要素。和諧維度包含的范圍較為廣泛，涉及到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可持續性等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發展等諸方面的問題。

1.2基于ANP-ER的測度方法

在上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測度指標基礎上，選擇合適的測度方法就可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本文選擇基于ANP-ER的測度方法，其中利用網絡層次方法（ANP）確定測度指標的權重，然后利用證據理論（ER）構建測度方法。因為，網絡層次分析法在確定指標權重時充分考慮指標間相互關系，ER方法的優點之一是能有效集成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

證據推理方法本質上是非線性集成方法，包括遞歸算法和解析算法兩種。如果有L個指標，采用遞歸法需要迭代L-1次才能得到總的信度；如果采用解析法，只需要一步就可以完成證據融合過程，能大大簡化模型及運算的復雜程度，提高證據融合的效率。但是，遞歸算法的思路和條理性等都優于解析算法。由于本文的計算量相對較大，為了簡化計算過程，本文采用證據推理的解析算法進行證據融合。以評價對象al的證據合成過程為例，給出證據推理的解析算法過程。首先，將指標權重與初始信度融合，將初始信度轉換為基本概率分配。具體過程如下：mn,i=mi(Hn)=wiβn,i(al)(i=1,2,...,L;n=1,2,...,N)（1）mH,i=mi(H)=1-∑n=1Nmn,i=1-wi∑n=1Nβn,i(al)(i=1,2,...,L)（2）mˉH,i=mˉi(H)=1-wi(i=1,...,L)（3）mH,i=mi(H)=wi(1-∑n=1Nβn,i(al))(i=1,...,L)（4）其中，mH,i=mˉH,i+mH,i，并且，∑i=1Lwi=1其次，通過以下的算法將L個指標的基本概率分配進行融合，得到集成后的基本概率分配：{Hn}:mn=kéêùú∏i=1L(mn,i+mˉH,i+mH,i)-∏i=1L(mˉH,i+mH,i)(n=1,...,N)（5）{H}:mH=kéêùú∏i=1L(mˉH,i+mH,i)-∏i=1LmˉH,i（6）{H}:mˉH=kéêùú∏i=1LmˉH,i（7）其中k=éêùú∑n=1N∏i=1L(mn,i+mˉH,i+mH,i)-(N-1)∏i=1L(mˉH,i+mH,i)-1（8）最后，將集成后的基本概率分配標準化，得到綜合信度：{Hn}:βn=mn1-mˉH(n=1,...,N)（9）{H}:βH=mH1-mˉH（10）其中，βn和βH分別表示證據合成后的分配給等級Hn和識別框架H的綜合信度。顯然，集成后的綜合信度仍然是分布式評估向量，可以記為S(y(al))={(Hn,βn(al)),n=1,...,N}（11）式（1）~（11）構成了完整的ER解析算法。與DS證據合成規則相比，ER算法至少有以下優點：考慮了指標的權重；將未知的信度分解為2部分，并且根據區別對待；能較好地融合沖突證據。假設0=u(H1)<u(H2)<u(H3)<u(H4)<u(H5)=1。經ER合成后，al的期望效用為u(S(y(al)))=∑n=1Nu(Hn)βn(al),l=1,...,M（12）如果βH(al)≠0，將βH(al)全部分配給H1（最低的等級），此時al的期望效用最小，為umin(S(y(al)))=(β1(al)+βH(al))u(H1)+∑n=2Nu(Hn)βn(al)(l=1,...,M)（13）如果βH(al)全部分配給HN（最高的等級），此時，al的期望效用最大，為umax(S(y(al)))=∑n=1N-1u(Hn)βn(al)+(βN(al)+βH(al))u(HN)l=1,...,M（14）uaver(S(y(al)))=(umin(S(y(al)))+umax(S(y(al))))/2（15）平均期望效用uaver(S(y(al)))即為al的綜合發展水平。根據離差系數最小化協調度模型（湯玲等，2010），m個維度間的協調度為：ct=è÷÷1C2m∑i≠juitujtè÷÷∑i=1muitm2k（16）其中，ct為協調度，ct越大，則維度間越協調；k為調節系數（k2）；uit為t時期維度i的綜合發展水平（期望效用），即為ER計算的結果，i=1,2,3,4。將度量維度間協調發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標稱之為協調發展度或協調發展系數，用Dt表示。則t時期維度間的協調發展度為：Dt=ctTt，Tt=∑i=1mαiuit，（17）其中，αi為各維度的權重，本文中取αi=1/m，i=1,2,...,m。

2實證分析

2.1樣本與數據

本文實證分析的對象是寧波市五縣市，即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市、寧海縣與象山縣。實證的數據中定量指標來源于2003~2010年《寧波統計年鑒》，而定性指標的數據來源于對寧波市的五個縣市的問卷調查。

2.2實證分析結果

以2002~2009年間寧波市五縣市經濟協調發展的增長、依附、競爭以及和諧維度間的平均協調度為數據支撐，對這五縣市進行橫向對比，找出差距。首先，基于網絡層次分析方法，利用super-decision軟件計算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測度指標的權重，計算出的權重見表1。然后，利用上述測度方法的算法可以計算出2002~2009年間，寧市五個縣市的G-A、G-C、G-H、A-C、A-H、C-H、G-A-C、G-A-H、G-C-H、A-C-H以及G-A-C-H的平均協調度及其變化趨勢，相關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2002~2009年，慈溪、余姚兩個縣級市G、A、C、H，無論是任意兩個維度、三個維度還是四個維度間的平均協調發展度均高于奉化市、寧海縣和象山縣。平均而言，慈溪在寧波五個縣市中經濟發展結構間的協調度最高，協調性相對最好，為“中級協調發展”；余姚的經濟發展結構間的協調性次之，基本上均為“中級協調發展”；寧海縣經濟發展結構間的協調性排第三，其G-C、A-C、C-H間的協調度要低于其他維度間的協調度，表現為“勉強協調發展”，其余維度間為“中級協調發展”；奉化市、象山縣區域經濟發展結構間的協調度普遍較低，大部分維度間為“勉強協調發展”。總體來講，寧波五縣市經濟發展的G、A、C、H間的協調性有待進一步提高，即便是經濟發展平較高的余姚市和慈溪市，經濟發展的G、A、C、H維度間也僅僅是“中等協調發展”。奉化市和象山縣經濟發展的G、A、C、H維度間基本上屬于“勉強協調發展”。

篇2

關鍵詞：制度效率 行政效率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差距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優惠政策的傾斜，東南沿海地區集聚了大部分優質生產要素，珠三角、長三角以及環渤海區域一躍成為無可非議的“增加極”。但是，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漸取消以及向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我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態勢并沒有得到緩解。近幾年，雖然很多欠發達省份的人均經濟總量增長速度較快，但是就絕對數量來說仍然與發達省份存在巨大落差，各種優質生產要素仍然趨向或活躍在經濟發達區域。很明顯，目前吸引要素集中的因子已經從優惠政策等外生變量轉化為制度效率等內生變量。這種制度效率因子在發達區域三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內化為一種全社會的行為“習慣”，它能夠有效減少各種行為之間的摩擦和內耗，成為吸引優質要素和決定經濟發展態勢的關鍵。

本文將利用2011年我國31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來比較各地區在制度效率方面的差異，并據此與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作多元回歸分析，探討制度效率各因子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影響方向和相關系數，總結分析欠發達地區制度效率低下的表現和根源，并提出相應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文獻綜述

（一）制度與制度效率

Williamson（1975）等人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該理論的核心是探討“為什么正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在構建經濟模型時必須將制度視為內生變量”。繼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論之后，諾思提出制度安排并不僅僅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而且還有助于降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轉型費用（North and Wallis，1994）。至于制度經濟學如何應用于中國實踐，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很多學者就給予了極大關注。如探討我國改革開放制度變遷的方式和弊端以及向市場化過渡的三個階段（楊瑞龍，1993）；制度變遷與中國經濟改革的關系（楊友才，2010）等。

關于制度效率的分析，諾思最早建立了實證模型，依據交易成本不同來判斷制度效率高低。并且，他認為，交易成本是不斷增加的，但是交易費用和制度效率并不一定就存在著非常嚴格的負相關關系，在某些情況下存在特殊性。其后，韋森（2001）把制度看作是“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的結合，并據此將制度效率定義為“制度安排本身產生的激勵所引致的經濟增長”。

國內一些學者往往借用經濟學中常見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將制度的運作看作是一種產品，通過衡量其成本和收益的高低來判斷制度效率。如林毅夫（1994）認為，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況下，能提供較多服務的制度更有效率。袁慶明（2002）也提到，制度成本包括制度變革過程中的界定、設計、組織等成本和制度運行過程中的組織、維持、實施等費用；制度收益則指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外部性和不確定性的程度。

（二）制度效率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

目前，隨著我國經濟一體化程度持續加深、交通成本急速下降、要素流動性不斷加大、技術低成本快速擴散、政策普惠化明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日益深化，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差異的根源已經從資源稟賦、區位要素、優惠政策、技術差異等外生變量中陸續抽離并趨于收斂，而應歸結于某種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凝結于內部化的因子，其核心就是制度效率的高低。完善的、低運行成本的制度可以提高整個社會運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績效。如果制度缺失、不完善或者自身運行效率太低，會導致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過于繁瑣，貨幣成本和時間成本太高，人們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陷入無休止的爭斗之中，整個區域陷入低效率運行狀態，勢必會阻礙經濟發展。

筆者認為，區域制度效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提供制度的效率。首先，政府的行政效率。規范的、有效率的政府是推動社會降低運行成本，進入良性循環的必要條件。對于這一點，新加坡等國的政府調控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經給出了很好的示范和驗證。其次，政府所供給的制度效率。如果政府所制定的規則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為人們之間的合作提供保障，有效保護產權，為經濟主體提供激勵與約束機制，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社會進步，那么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兩者的關系在于，只要前者是有效率的，并且有著不斷改善的內在驅動力，那么就會通過政府不斷地試錯、糾錯，以及積極調整，最終會保證供給制度的高效性。如果前者就是低效的，那么也意味著自身并不具備改善供給效率的能力。同時政府所供給的制度效率反過來會影響到其行政效率。

欠發達區域低制度效率的表現

制度效率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和未來發展潛力的決定性因素。制度的低效率導致對生產要素使用的低效率，使得優質要素流出，區域競爭力降低。制度效率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發展成本低，社會風險低。很多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從一開始就面臨多種約束，如知識存量約束、技術約束、意識形態約束、權利約束等，這些約束共同影響了其制度競爭力和制度效率的提高。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社會運行模式會保持一定的延續性，低效率的制度會得到保留而有效率的制度得不到實施，即傳統的社會制度運行模式還存在著較大慣性，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界限模糊甚至錯位，既得利益群體所主導的格局導致制度運行的路徑依賴嚴重，具體表現為：

（一）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及暗箱操作

目前仍然存在眾多的政府主管部門通過項目審批、能源、運輸和重要物資的分配與人事任命對企業進行直接或間接干預。這些都會造成企業過多的尋租活動，帶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和企業運行效率的低下。除此之外，暗箱操作現象大量存在，各種行為不能公開透明，績效無法量化。無論是在微觀的企事業單位內部還是在宏觀的城市管理層面，各項事務都較難規范化、制度化、量化處理，信息閉塞，缺乏民主和監督，不能對經濟行為形成良好的激勵。

（二）各部門行政效率極低

和珠江三角洲等發達區域相比，欠發達省份非常明顯的差別在于行政辦事效率極其低下。國際上將政府從業人員人數占地區總人數的比重在1%～3%作為判斷政府機構是否精干和高效的重要標準。但是這一指標在我國很多地區達到5%，甚至10%。很多落后地區多次表面上試圖努力，但始終擺脫不了政府機構“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除此之外，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過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公車、接待、考察等個人消費，以及向下的設租和向上的尋租上。同時，行政手續復雜、程序繁瑣也嚴重影響到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效率和日常生活。

（三）民眾的改革意識缺乏

很多欠發達地區的民眾長期陷于這種低效制度，并已經習以為常、思維僵化，甚至沒意識到自身的某些行為會繼續助長這種情況惡化。比如說，大部分東北地區的民眾一旦涉及到辦理與政府公共服務相關的業務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尋求相關政府部門熟人的幫助，這種“人情思維”在欠發達地區普遍存在。在這種氛圍下，社會各部門各行業的工作人員都嚴重缺乏服務意識和市場化意識，普遍的人為設置關卡和障礙，造成全社會成員彼此成本和精力的內耗。

假說和驗證

制度效率體現在制度安排對于區域人均財富的影響上，本文僅試圖以幾個簡單的指標對該問題進行驗證。

本文假設：第一，各省區的制度效率與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第二，政府消費水平與制度效率水平正相關。因為政府消費指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支出和政府免費或以較低價格向居民提供的消費貨物和服務所承擔的凈支出。第三，政府工作人員占職工人數的比例與制度效率負相關。第四，地方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收入之比與制度效率負相關。第五，行政管理費用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與制度效率負相關。

本文以全國31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為基礎，其數據全部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12》。其次，以各省份的人均GDP（RG）表示該地區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其次，從數據的可考核性、可操作性、易得性角度出發，本文選用了四個指標表示該地區制度效率的高低，分別是：各省政府消費支出占最終消費支出的比例（ZX）、政府行政人員占職工人數的比例（ZR）、地方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ZC）、行政管理費用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ZG）。

由于以上五個指標測度單位不同，根據需要，對原始值采用閥值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如下：

Ii=（Xi-Xmin）/（Xmax-Xmin）

其中，Ii 為每列第i個指標無量綱化處理后的值，Xi為每列指標的原始值，Xmax、Xmin分別為參加比較的同列指標中的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處理后得到的數據見表1。

根據已經選定的指標體系，利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線性回歸分析，以RG為因變量，ZG、ZX、 ZC、ZR為自變量，根據系數表中的回歸系數，可以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RG=0.797+0.602ZX-0.365ZR

-0.717ZC-0.540ZG

首先，ZX的系數為正，說明ZX和RG正相關；ZR、ZC、ZG的符號為負，這說明這三者和RG負相關。其次，回歸方程檢驗：F=39.432，在F值分布表中，F0.05（4，26）=2.74，小于F值39.432，這說明了a=0.05的水平下，回歸方程是有顯著意義的。復相關系數R=0.932，表明方程的總體相關性很高。根據F=t2計算出的各指標的F值見表2。

F0.05（1，26）=4.22，上表中只有ZR的F值小于4.22，說明變量ZR對RG沒有顯著影響，其他變量都有顯著影響。

該總體方程以及ZX、ZC、ZG等變量都可以通過檢驗，說明ZX、ZC、ZG都對RG存在顯著影響。ZX的系數為正，說明ZX和RG正相關，且影響系數為0.602，即ZX增加1%，RG會相應增加0.602%；ZC的系數為負，說明ZC和RG負相關，且影響系數為0.717，即ZC下降1%，RG會相應增加0.717%；ZG的系數為負， ZG和RG負相關，且影響系數為0.540，ZG下降1%，RG會相應增加0.540%。

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各省政府消費支出占最終消費支出的比例、政府行政人員占職工人數的比例、地方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行政管理費用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都是決定制度效率的因子，進而都會影響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其中，除了政府行政人員占總職工人數的比例之外，各指標與制度效率都有嚴格的正或負相關關系，政府行政人員占總職工人數的比例與制度效率并不是嚴格的負相關關系。因為政府行政人員的比例并不是越低越好，因為比例過低即人員嚴重缺乏的話反而不能為民眾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公共服務，應該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比例范圍。

高效率的制度是有效減少發展中的不確定性以及降低社會運行成本，實現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是，在區域發展過程中，低效率的制度并不必然被高效率的制度所取代。欠發達地區的低效率運行仍然頑固根植于其體制內部，說明對低效率制度的改革異常艱難。提高制度效率的途徑主要有：

（一）地方政府權力限定

政府的根本職能是為企業的生產經營與市場的有序運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實現政府宏觀發展目標與企業微觀決策行為的有機藕合。政府行為的選擇應謹慎，明確權力界限，權力過大或過小都不能確保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首先，必須對地方政府的權力予以適當約束，樹立正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才能保證制度安排不偏離效率的軌道。其次，妥善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逐漸清晰兩者的邊界，同時也要適當為民間的制度創新提供空間。政府應通過各種制度改革致力于提高民眾的利益，而不是利用權力在現有的資源分配內與民爭利，從而導致出現制度悖論。

（二）克服制度慣性和路徑依賴

制度改革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性，一種制度是否高效都會長期存在并影響其后的制度安排。發達地區往往是沿著良性循環的軌道，資本流動性增強，交易成本降低，社會風險分散，制度效率較高。而欠發達區域則往往沿著效率低下的路徑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狀態下難以自拔。當落后區域固執于一個制度框架時，則無法擺脫其所限定的政府職能、意識形態、市場化程度、產權結構等制度因子的影響，改革與創新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和范式下進行。只有打破這種制度慣性，勇于承擔轉變所需要的成本和陣痛，實質性的制度效率提高才有可能。

（三）社會提供可置信的承諾

諾斯（1994）寫道：“一個社會可得的技術潛力之所以不能實現，在于其游戲規則所暗含的激勵結構未能有效地促進生產性努力”。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就是界定良好的產權制度、強有力的法治制度、高度的契約精神和誠信意識。這些都能保證社會可以提供可置信的承諾，幫助經濟主體建立合理明確的交易預期，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交易費用，把阻礙市場各經濟主體之間安全交易的摩擦系數降至最低，建立起與高效率制度相適應的社會信用結構和體系。

（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政府的制度效率改革包括兩部分，作為制度的重要供給者所提供的制度產品的效率提高，以及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提高。欠發達區域政府行政效率極低是導致較高社會摩擦和內耗的重要原因。首先，應推進行政方式改革，提高政府效能，加強服務意識，全面推行政務公開。二是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審批環節和繁瑣的行政干預，降低民眾的社會活動成本。三是改善行政執法，推進行政執法規范化，減少人為因素的大量干預。最后需要改變對外排斥的區域內部保護方式，加強區域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

（五）制度系統優化

單獨在某一領域或行業內的制度改革并不足以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需要的是各領域范圍的制度改革相互協調配套及結構合理，提升制度系統的有序性和整體功能，力爭發揮制度的最佳績效。避免出現彼此之間的“不適應”，甚至是沖突，否則制度系統的改革還會成為阻礙。除此之外，還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和匹配。非正式制度，如行為習慣、文化信仰、社會結構和組織都影響著價值觀念和實施機制的發展，從而壓制了制度改革的靈活性。因此，欲破解經濟發展的制度效率瓶頸，制度整體領域內的種種完善和合理架構也非常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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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韋森.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M].上海三聯書店，2001

6.林毅夫.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袁慶明.論制度的效率及其決定[J].江蘇社會科學，2002（4）

作者簡介：

篇3

關鍵詞：城鎮化水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城鎮化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其發展水平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的重要標志。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城鎮化與區域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顯得愈加重要。堅持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加快推進城鎮化，縮小城鄉差距，實現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已成為我國各級政府工作的重要著力點。河南省連續多年國民生產總值穩居全國前五，僅2015年上半年全省GDP為16736.55億元，比2014年同期增長7.8%，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0.8個百分點，然而河南省的城鎮化水平卻一直低于全國水平。以2014年為例，河南省全年國民生產總值以增速8.9%領先全國排名第五，但2014年城鎮化率僅為45.2%，低于同期全國城鎮化率54.77%水平的9.57個百分點，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排名中僅高于甘肅云南貴州四省份排名，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已成為河南省持續健康發展的羈絆，也是未來河南省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與城鎮化水平之間有何內在聯系，對城鎮化水平究竟有何具體的影響，到底該如何推進區域經濟與城鎮化協調發展是本文探討的關鍵。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河南省17個地級市的相關數據檢驗，對河南省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實證研究，并探討二者協調發展的關系。

一、城鎮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

1、內涵

城鎮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指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二者之間相互促進、和諧互動的關系。協調的本意為和諧融洽、友好互補，強調整體性、一致性、多系統或要素綜合發展的過程。協調發展是系統內或系統間各要素通過長期磨合形成的各種良性互動關系，從而使得系統整體功能最優或效應最大化。區域經濟協調歸根到底是區域內各系統要素之間利益關系的相互和諧、融洽。城鎮和區域經濟是整個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兩個子系統，因此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也存在有協調發展的問題。區域內部各經濟要素之間的協調以及各要素與城鎮化體系的協調發展是保證城市經濟繁榮、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城鎮化質量提升的重要前提。

2、關系

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包含了互促共進、互為因果關系的復雜動態過程。

（1）區域經濟發展推動城鎮化體系的形成和演變。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依賴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帶來區域內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轉變，收入、消費結構的變動引起了需求的變動和技術的革新，從而導致農業產值比重逐步下降，工業和服務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使投入與產出開始由第一產業逐步向第二、三產業大規模的轉移，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工業化發展為城市的形成演變和城鎮化的推進提供了充足的物資需求，資本和人口向城市的高度集聚、城市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又促使城鎮化水平穩步提升。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往往決定著城鎮的規模大小和發展潛力，區域經濟內部的各項分工也決定著城鎮的基本經濟活動和功能的形成與發揮，區域內的各項經濟活動最終都要以城鎮空間作為現實載體來得以運行。只有在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才能實現城鎮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從而提升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

（2）城鎮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城鎮化使人口和資本由原來的分散無序狀態轉變為集聚有序的狀態，并能夠通過內部結構調整優化，使原來粗放的資源密集型產業部門逐步向城市邊緣地帶轉移，而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管理和控制職能開始向城市集中。一方面，城鎮化引起的產業結構的合理配置以及產業區位的置換，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資本、技術及勞動力資源，使區域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另一方面，粗放型產業向城市邊緣地帶的轉移又通過輻射帶動作用促進新的經濟活動中心的出現，使城市文化及生活方式向農村地區傳播，為農村城鎮化創造了發展空間，從而對整個區域經濟區的全面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總之，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二者相輔相成，區域經濟內部各要素從各方面影響著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二、河南省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實證分析

1、指標的選用和數據來源

明確了區域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的內在關系，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來確定區域經濟發展對城鎮化的具體影響。本文采用河南省17個地級市的數據作為整個區域發展的例證。根據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和規律的理解，在遵循系統性、科學性、可獲得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的基礎上，結合河南省自身的特點，從實際情況出發，并借鑒大量已有的相關研究，從多個角度選取了反映河南省區域綜合經濟實力的7項具有較強代表性的指標進行定量分析，以展現河南省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解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對城鎮化的具體影響。下面分析中所采用的反映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指標分別為X1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2公共財政預算收入、X3人均工業增加值、X4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X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X6鄉村非農產業人員就業比重、X7工業廢氣煙塵排放量。本研究會將上述7項反映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和“Y城鎮化率”這一顯著體現城鎮化水平的指標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建立城鎮化率與各主要變量間的線性關系模型。

依據以上指標體系，以河南省17個地級市2014年底的各項相應指標數據為基礎進行分析。數據資料來源于：2014―2015年《河南省統計年鑒》；2014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4年河南省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計算整理如表1所示。

2、模型構建和參數計算

假定區域經濟的各個影響因素與城鎮化率Y的關系是線性的，則建立河南省城鎮化水平與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Y=？茁0+？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茁6x6+？茁7x7+？著

其中？茁0……？茁7為待定參數，？著為常數。

使用SPSS18.0進行線性多元回歸分析，根據上面的數據，我們分別檢查X1……X7這七個反映縣域經濟水平的指標與Y城鎮化率的相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樣本的統計結果顯示城鎮化率Y與X1、X2、X3、X6均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與X4和X7呈正相關，但相關關系并不顯著。Y與X5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回歸方程擬合優度檢驗見表3，判定系數R2=0.917，調整后的R2=0.853，復相關系數R=0.958，這說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模型中的相關變量能夠解釋城鎮化率。回歸模型表示如下：

Y=0.005X2+0.011X4-2.298X5+

0.312X6+（3.569E-5）X7+17.375

3、實證結果分析

（1）人均地區國民生產總值X1與工業增加值X3均與城鎮化率Y呈顯著正相關，但X1和X3并沒有被寫入回歸方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前區域經濟的發展對城鎮化發展的拉動作用有限。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現階段河南省經濟特別是工業化的發展與城鎮化發展并未實現有效結合、協調同步。河南省經濟總量大，但人均水平低，整體經濟實力較弱；工業化對城鎮化的拉動作用有限，使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二是缺乏規模以上的大城市使得中心城市的增長極及輻射帶動作用發揮受限，降低了對周邊縣域及農村地區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現階段河南省18座中心城市中規模在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僅有5個，且從《中國中小城市綠皮書2015》公布的結果來看，河南省僅4縣入圍全國百強縣榜單，而人口相似的山東有16縣市入圍。區域經濟尤其是工業化的實力不足，減緩了河南省城鎮化進程。

（2）第三產業對城鎮化的帶動作用沒有發揮。通過第三產業的發展來加速推進城鎮化，是一條大多數農村走向城鎮化所必經的道路。相關性分析顯示，河南省城鎮化率與第三產業成正相關，但相關關系并不顯著，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單位，會引起0.011個單位的城鎮化率的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前河南省區域經濟中第三產業對城鎮化的帶動力度并沒有發揮出來，影響較弱。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第三產業總體上呈現顯著的上升態勢，對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與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基礎薄弱、發展較為緩慢，對經濟增長尤其是對區域內城鎮化水平提升的貢獻率仍顯不足。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低、產業結構不合理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就業結構的優化，也阻礙了河南省城鎮化質量的提升。

（3）從回歸方程可知，當其他變量都受到控制后，城鄉收入差距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鎮化率就會降低2.29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城鄉收入差距對城鎮化起著顯著的負向抑制作用。由于河南省人口基數大、農業生產效率低、現代工業基礎薄弱且起步較晚等，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整體不高，全省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在全國平均線以下。雖然近年來經濟的增長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顯著改善和提升，但在人均收入較快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拉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不可避免地導致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農民收入基數低、城鄉差異的經濟政策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使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鄉間人口、資源的流動，抑制了城鎮化速度的提升。

三、結論與對策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可以發現區域內各項經濟指標與城鎮化有著密切的相關性，區域內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工業增加值以及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三項指標，并沒有充分發揮其推動城鎮化水平提升的潛力，而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已成為河南省城鎮化水平進程中的重大阻力。推動城鎮化水平與區域經濟各要素的協調發展，應成為未來河南省經濟增長和城鎮化進程中的一項迫切任務。

對此，本文建議從河南省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加快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融合，實現區域經濟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一是通過發展關聯性主導產業，強化產業對省內各地級市經濟的支撐，著力引導特色產業集聚，在各地級市原有工業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產業集中度和精深加工水平并加大產品科技含量提高產品附加值，同時注意工農業協調并舉發展。二是要加快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市場發育，發揮其吸納勞動就業、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調適產業結構和拓展城鎮化發展空間的積極穩健作用，通過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強區域綜合實力。三是在強化經濟功能的同時，要致力于消除政策壁壘并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支持和人力資源的培育力度，提升農村人口整體素質和就業能力，多予少取，從根本上為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有效轉移創造條件，使農村勞動力真正融入城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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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英、周偉：黑龍江省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互動關系研究[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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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妍、薛儉：中國城鎮化水平與經濟增長區域差異性分析[J].城市問題，2015（1）.

[6] 林挺進、宣超等：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報告[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篇4

關鍵詞：第三產業 區域差異 經濟發展水平

一、第三產業的內涵

第三產業是指除第一產業（廣義的農業）、第二產業（廣義的工業）以外的其它各行業，它以服務產品的運動為軸心。在我國，第三產業具體包括如下行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業和其他服務業；教育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等。

二、河南內部區域的劃分

在本文的研究中，根據河南省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特征，考慮到地理上的連片、經濟社會發展的類似、生產力布局和區域分工的要求， 主要基于河南省中原城市群、豫北、豫西豫西南、黃淮四個經濟區第三產業發展差異的研究。

（一）中原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以鄭州為中心，包括洛陽、開封、新鄉、焦作、許昌、平頂山、漯河、濟源共9個省轄（管）市， 14個縣級市， 33個縣。區域土地面積5.87萬平方公里，占河南省的35. 1%；2011年末總人口4235萬人，占河南省的40.4%。該經濟區位于河南省中部，各城市之間距離較近，距離中心城市鄭州大都在100公里以內；區域內礦產資源豐富，煤炭、鐵礦石、鋁土礦、鉬礦等儲量居河南省前列，工業門類齊全，發展基礎較好；公路、鐵路交通便利，河南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具有國內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聚集此地，區位優勢顯著。

（二）豫北經濟區

豫北經濟區由安陽、鶴壁、濮陽3市組成，土地面積1. 39萬平方公里，占河南省土地面積的8. 3%； 2011年末總人口為1114萬人，占河南省總人口的10.6%。該經濟區位于河南省北部，與山西省、河北省和山東省相鄰，油氣、煤炭資源比較豐富。

（三）豫西豫西南經濟區

豫西豫西南經濟區包括三門峽和南陽2市， 土地面積為3. 71萬平方公里，占河南省土地面積的22. 3%； 2011年末總人口為1390萬人，占河南省總人口的13.3%。該經濟區位于河南省西部西南部，與山西省、陜西省和湖北省相鄰，工業有一定基礎，煤炭、有色金屬資源比較豐富。

（四）黃淮經濟區

黃淮經濟區包括駐馬店、商丘、周口和信陽4市，土地面積為5. 67萬平方公里，占河南省土地面積的34.1%； 2011年末總人口為3749萬人，占河南省總人口的35.7%。該經濟區位于河南省東南部，與湖北省、安徽省和山東省相鄰，以平原為主，河網密布，農業發展條件優越，但礦產資源比較匱乏。

三、河南省四大經濟區域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差異分析

河南省四大經濟區域由于區域面積和人口數量有著巨大的差異，本文為了便于進行橫向對比，以其第三產業人均生產總值作為參考指標，如圖1所示。

圖1 2007-2011年河南省四大經濟區域第三產業人均生產總值

我們從圖1中可以看到，中原城市群的第三產業人均生產總值基本上是黃淮經濟區的3倍。說明黃淮經濟區第三產業發展的速度要明顯落后于中原城市群；相對黃淮經濟區，豫北和豫西豫西南經濟區第三產業發展趨于平穩，兩者相差不大。

形成河南省第三產業發展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眾多，與河南省各個區域的具體狀況有密切的關系。總的來說，形成河南省不同地區第三產業發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各個區域所具備的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動力的差異性，其中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第三產業的發展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

第三產業的發展與經濟發展水平互為因果關系。由于人均 GDP 綜合反映了社會生產率、生產總量、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比例、人口、收入水平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總體狀況，所以，人均 GDP 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標。Fuchs （1980）研究結論得出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和人均GDP 之間存在著顯著并且穩定的正相關關系，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逐漸提高。我國的李江帆（2004）也曾對92個國家的進行了兩者關系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第三產業在 GDP 中的比重與人均 GDP 之間存在著嚴格的正相關關系。筆者在對河南省各區域的第三產業進行對比分析后，也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的比重也將隨之上升的這一規律。因為第三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服務需求的提高，服務需求增大了，將拉動產業結構做出相應的變化。而人均 GDP 是影響服務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當人均 GDP 迅速提高時，人們對服務產品的需求會逐漸大于對實物產品的需求。服務需求提高了，自然會刺激第三產業快速地發展。

（一）數據采集

根據河南省統計局《河南省統計年鑒》提供的統計數據整理和計算得表1，

表1 ：1992年—2011年河南省人均第三產業

增加值與人均GDP指標

（二）對人均GDP和人均第三產業增值進行相關分析

用SPSS軟件對我省人均第三產業增加值與人均和GDP進行相關分析，得出關系如下表2、表3所示：

表2：

表3：

表3顯示了人均第三產業增值和人均GDP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1%的顯著水平的雙尾檢驗概率值，叉積離差陣和協方差陣。從表中可以看出，社會零售總額與居民收入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98，雙尾檢驗的概率值為0，小于1%，即相關程度是顯著的，叉積離差值為3.541E8，協方差為1.863E7；因此可以說，河南省從1992年到2011年人均GDP、人均第三產為增值之間有著明顯的線性關系。

筆者對2011年河南省四大經濟區的的經濟數據進行了分析，河南省四大經濟區域中，中原城市群人均GDP是38140元，豫北經濟區人均GDP是27950元，豫西豫西南經濟區人均GDP是25987元，黃淮經濟區人均GDP是17653元。四個經濟區域中，人均GDP最高的中原城市群比人均GDP最低的黃淮經濟區高二倍多，兩者差距較大。同期中原城市群、豫北經濟區、豫西豫西南經濟區和黃淮經濟區的第三產業人均生產總值分別為11488元、6411元、6186元和4030元，明顯體現出河南省人均GDP 高的區域是第三產業較發達的區域，反之，則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落后。充分說明了河南省這四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河南省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忽略了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造成了河南省第三產業區域發展戰略具有很強的相似性。通過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分析使我們更加明確河南省應該根據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相應的第三產業發展策略。

參考文獻：

[1]河南統計局.河南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2012.

[2]何薇.我國第三產業發展區域問題研究[D].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05.

篇5

本文采用《麗水統計年鑒2012》的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測度麗水市各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研究表明，麗水市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性：蓮都區發展潛力最強；縉云縣、青田縣、龍泉市、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為處于中間水平；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發展潛力較差。

【關鍵詞】

主成分分析；經濟發展潛力

麗水市是浙江省轄地級市，位于該省西南部、南鄰福建，古稱處州，始名于589年（隋文帝開皇九年），是浙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市總面積172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1.70萬，是浙江省面積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區。下轄蓮都區及景寧畬族自治縣、縉云、青田、遂昌、云和、慶元、松陽七縣，代管縣級龍泉市。

地區經濟發展潛力能反映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也是評價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由于麗水市各地區經濟規模、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質量、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差異，對各地區經濟綜合實力進行客觀評價，可以為麗水市今后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因此，本文首先以麗水市為基本空間單元收集區域發展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通過主成分分析，提取并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間分布狀況，在此基礎上進行以下處理主因子得分綜合，得到區域空間發展潛力。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種考察多個變量間相關性的多元統計方法，由皮爾遜首先提出并使用，之后經眾多統計學家不懈努力逐步發展和成熟起來。主成分分析是將原來眾多具有一定相關性的指標，重新組合成一組新的互相無關的綜合指標來代替原來的指標。

在建立縣城單元評價指標選擇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提取影響縣域鄉鎮地域空間差異的主因子。對各縣城的綜合實力進行評價。

本文選取2011年麗水市13項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統計指標，分別為鎮域戶籍人口、縣域暫住人口、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財政收入、工業產值、農業產值、農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鎮域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面積、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醫院衛生院床位數。

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tata對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特征值、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個公因子的累計貢獻率超過80%，可見提取三個因子后，它們反映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

二、主因子得分及空間分布

根據因子荷載矩陣分析主因子含義，并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計算各鄉鎮主因子得分，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間分布特征。

從表1可知：第一主因子主要解釋鎮域戶籍人口、鎮域暫住人口、財政收入、工業產值、農業產值、農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建成區綠化面積及醫院衛生院床位數等指標，可命名為社會經濟發展因子。空間分布值排名為蓮都區、縉云縣、青田縣、松陽縣、龍泉市、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

第二主因子主要解釋鎮域面積、第一產業就業比例，可命名為傳統產業因子。其值排名為遂昌縣、龍泉市、青田縣、蓮都區、景寧縣、縉云縣、慶元縣、松陽縣、云和縣。

第三主因子主要解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可以名為現代服務業發展因子。其值排名為蓮都區、縉云縣、云和縣、松陽縣、龍泉市、慶元縣、青田縣、景寧縣、遂昌縣。

三、發展潛力評估

依據主因子得分乘以貢獻率權重得到的發展潛力是基于現狀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格局。其結果如下表：

從表2的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麗水市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較為明顯。蓮都區是麗水市綜合發展潛力最強，以絕對的優勢名列第一；縉云縣、青田縣、龍泉市、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為處于中間水平，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發展條件較差。

參考文獻：

[1]張吉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河南省各城市綜合實力評價[J].河南科學，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