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如何運用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財政政策如何運用，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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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 經濟杠桿 服務經濟

一、杠桿和支點

財政是職能部門代表政府管理轄區域內所有資金資源所進行的一種管理活動，用發展的眼光來說，當地政府不但是要守住現有的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保證國有資金安全的基礎的前提下如何發展，可以用資本經濟的眼光來管理國有資產，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拿到市場經濟大潮中進行市場運作，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的不斷壯大是需要通過經營運作來實現，進而來實現財政增收、資金起到牽牛鼻子作用的爆炸式運作方式。簡單一點的說，就是在市場化的經營運作中把國有資產、資源進行保值和增值。“經營財政”同時也是一個廣泛的理論體系，不僅僅是經營國有資產資源，還有整個社會生產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和對經濟發展由于經營財政資金、政策最大限度地發揮所起的作用。就好比阿基米德說：“一個支點和一根足夠長的杠桿，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

二、怎么運用財稅的政策增加財政收入

可以整合各種經濟扶持政策，把績效評估體系建立起來，講究投入和產出，這樣就可以算出來政策對經濟促進到底實際有多少作用。如果想通過經濟杠桿作用要把財政資金的牛鼻子充分的發揮出來，我們政府先期還必須投入一定的啟動資金，另外我們也可以用政府貼息、政府擔保的形式來參與進來，形成一種由政府來先期投入帶動，從而帶動民間資本進來運作，達到政府牽頭進來運作，民間資本參與的良好運行模式，進而達到提高財政資金的牽牛鼻子作用，從而來達到促進地方經濟振興和快速健康發展的既定目標。

我們政府可以規范金融優惠政策整理合并財稅政策，將當前所有政策中的的財稅政策進行綜合合理分析驗證，撤銷那些沒有用的條條框框。要法制化、規范化那些合理的優惠政策。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政策手段是財政，強大穩固的財政是黨的執政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當前逐步縮緊的宏觀調控，面對更加緊張嚴厲的的土地管理政策，如果我們政府想保障以后長期發展的資金需求，政府要站在時展的制高點，用長遠發展的目光來發展當地經濟，造福子孫后代。當地政府財政部門一定要充分發揮財政應有的職能，使當地的財政實力不斷快速增強，逐步建立良好的經濟發展新局勢，為目前資金相對短缺的形式下，發展好當地的經濟開好局、起好步，大好良好的基礎。

三、怎么來解決資金的來源

（一）拓展財政收入渠道，提高政府使用資金收到回報的率

可以用資本經濟的眼光來管理國有資產，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拿到市場經濟大潮中進行市場運作，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的不斷壯大是需要通過經營運作來實現，要想把國有資產收益最大化，當地政府可以在中央政策的指導和群眾的監督下，采取財政專戶資金存款銀行招、投標等方式進行資本運作。

政府可以在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信貸資金，同時必須有防范財政風險的意識，使銀行信貸資金被我們手中穩妥地利用，還可以利用社會的資金參與進來建設當地的基礎建設，壯大地方經濟。

積極大范圍整合不同類別、不同部門和同一部門內的財政性資金，當地政府可以把稅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政府性債務資金使用管理權利都歸屬到財政。把政府的預算的資金統一籌劃安排運作監管和資金調度，加強政府統籌資金的能力，將分散于不同領域的資金整合起來完成大建設。

進一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支出制度，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資金的使用績效評價和管理機制。依據經濟發展規律，政府在進行資金資源整合規范的時候需要按照改革要求研究建立績效考評方法和考評細節條件，對有關重負和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項目進行嚴格的考核評價。

逐步完善財稅相關體制，完善轉移支付體系，構建基層財政的獎勵和懲處機制。尤其是針對事業經費中按人頭發錢的支出比重大、但實際用在發展支出比重小的現狀，完善補助發放機制，鼓勵基層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壓縮行政成本，必須清理那些用途不明和效果不明顯的項目，集中好有限的資金辦好群眾的大事。通過財政經費壓縮，一步一步建立良好的財政應用體系，把財政的錢實實在在地用于促進統籌發展和為老百姓服務必須由體制上作為保證。

（二）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國有資產發展體系

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第一目前各行政事業單位存量資產所有權屬變更，統一變更為一個所有；第二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對變更后對所有國有資產進行統一分配；當地政府必須運用市場經濟的杠桿、經營機制和經營方式，盡力讓國有資產充分動起來，實現國有資產快速增加。目前，因為建設工程大、耗資多，如果只靠財政投入，那么很多高速、大橋等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很難實施。那么有效的辦法就是，項目建設初期，政府在前期先投入小部分資金，然后可以招募有實力的社會資金參與進來，把股份轉讓后退出。政府投資公司應以融資為手段，代表政府來形式其權利，維護國有資產的安全。還可以用合適的方式實現這個項目增值后，通過轉讓股份的形式，讓社會資金來操作完善項目，然后用轉讓股份的資金來運作其他的項目，把政府的死錢變成活錢，逐步壯大政府資金的規模和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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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展 困難 財稅扶持

中小微型企業是我國經濟中具有極大活力的因子，其發揮了創新科技、擴大就業推動增長等一些重要作用。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一直是政府關注的焦點。而在解決中小微企業面臨的難題中，國家的財稅政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中小微型企業經營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一）成本提升，利潤降低

首先是人工、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于招工難，人工成本迅速提高，加上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節節升高，導致中小微型企業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但又由于生產商品附加值有限，中小微型企業缺乏議價話語權，導致利潤空間壓縮。2012年眾多企業在承接訂單時顯得格外猶豫，利潤低也只能硬撐市場份額，嚴重制約了中小微型企業的發展。

其次中小微型企業融資貴和融資難的問題同樣十分突出，只有為數不多的中小微型企業能得到正常貸款，企業生產成本越來越高，特別是中低端制造企業，2011年經營成本比2010年增加近29%。

最后中小企業稅費負擔過重，實際稅負普遍超過利潤的30%，除法定稅費外，還要承擔協會費、會議費等其他費用。

（二）缺乏科技創新

中小微型企業受技術、人才、資金等的限制，開展自主創新活動困難較大，致使其創新能力十分缺乏。在對外貿易中，創新能力的缺乏導致中小型企業競爭力的缺乏，而中國中小型企業最大的競爭優勢——“人力資源優勢”正在失去，國際市場上的份額被東南亞一些國家瓜分，為了提高中小型企業的競爭力，中小企業必須積極創新。

二、運用財稅政策扶持中小微型企業生存和發展

（一）給予財政補貼

在運用貨幣政策放寬中小微型企業融資條件，降低中小微型企業融資成本的同時，運用財政政策給予中小微型企業財政補貼是更為迅速有效的辦法。

當前我國財政收入增速遠遠高于GDP增速，如2012年第1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為8.1%，而財政收入增速高達14.7%。針對成本提升的問題，運用財政政策給以中小微型企業吸納就業的補貼，這樣既可降低中小微型企業的生產成本，又可以提升其生產積極性。

針對中小微型企業創新不足的問題，國家可以通過開設創新基金，對滿足條件的中小微型企業進行貸款貼息、無償資助等方式，對創業初期,需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小微型企業的技術創新項目等給予資金支持，如以新材料、電子信息、新能源與高效節能及高技術服務業等高新技術領域為重點，幫扶中小微型企業走創新之路，促進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使其順利進入成長期，促進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培育具有管理規范、成長性好、創新能力強的科技型等的中小微型企業群體。

此外，可運用資金支持中小企業集約化、專業化、集聚化發展，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引導創業投資機構等資本投向中小企業，改善融資環境；促進中小企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改善小微企業創業服務環境。

我國已于2004年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專項資金規模也逐年擴大。據財政部統計數據顯示，中央財政于2011年投入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128.7億元，比2010年增長了接近9%。

（二）給予稅收優惠

在給予中小微型企業資金補助的同時，財政部門通過建立優惠的稅收政策，加大對中小微型企業發展的扶持力度，促進中小微型企業發展。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的要求，財政部門加大清理取消和減免部分涉企收費力度；繼續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等稅制改革，健全有利于服務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稅收政策。

今年來，我國稅制基本保持穩定，總體上以減稅為主基調。在應對金融危機對中小企業的不利沖擊時，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政策，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后稅率由33%降到25%，有力減輕了中小企業負擔，緩解2008年金融危機對企業生產產生的不利影響。2011年以來，針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企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為進一步有效支持其壯大，在已有稅費優惠政策基礎上，又加大了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力度，制定完善了促進中小型企業發展的一系列稅費減免政策。

首先是提高營業稅和增值稅的起征點，在營業稅方面，將按次納稅的起征點幅度由每次（日）營業額1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將按期納稅的起征點幅度由月銷售額1000元至5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在增值稅方面，將按次納稅的起征點幅度由現行每次（日）銷售額150元至200元提高到300元至500元；將應稅勞務、銷售貨物的起征點幅度分別由月銷售額2000元至5000元、1500元至3000元提高到5000元至20000元。提高營業稅和增值稅的起征點后，全國924萬余戶個體工商戶將無需繳納營業稅和增值稅，在全部個體工商戶中占比高達63%以上。

二是延長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執行期限，并擴大范圍。在2012年01月0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6萬元（含6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并進一步規范了農產品初加工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對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農產品初加工范圍作了擴大。

三是加大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力度。

四是延長金融企業中小企業貸款損失準備金稅前扣除政策。

五是免征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貸款印花稅，減輕企業融資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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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98年的財政政策，起碼凸現三大思考。

一為積極是可以預見的。

2008年8月4日。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曾談到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由來。“我接班后，提出發行適度的國債，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當時部里給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最主要是三個人，第一個是現在的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第二個是現在的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第三個是現在的財政部經建司司長王保安(現財政部部長助理)，這三個人給我提出建議：現在貨幣政策不行了，該由財政發債發揮作用了。現在看來他們都是有識之士，我沒什么‘識’，只是把這些建議匯報給了中央。”項懷誠當時如此回憶道。

由此可見，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是由財政部門主動提出的，財政部門也提前預見到了積極財政政策。

因此，亞洲金融危機狂瀾下j中國政府的CFO是淡定的。

積極是可以預見的，這應是1998年那輪積極給我們的一大啟示。那么，未來下一次危機如果來臨，我們是否可以事前預見到積極昵?

另一大思考則是：積極。如何讓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實現雙贏。

1998年如何積極?我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搞了眾多基礎設施。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本刊記者特意與幾位企業家和市長進行了探討。

企業家表示：那時外需沒有受到影響，積極財政把路修通了，我們企業就可以在路旁辦廠生產，然后再出口。企業的盈利模式很清晰。

市長們則表示：大家現在對“鐵公機”爭議很大，但當時路修通了，等于是把企業的社會成本這塊降低了，企業更容易賺錢了，經濟自然恢復起來，財政收入也最終上去了。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由此實現了雙贏。

可見，積極財政，應把握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的本質，套用公司理財的術語，叫“戰略財務”、“管理會計”等。

1998年的那次積極，也有不足，筆者認為是當退難退。

印象中，財政部門的主政者在2002年就公開宣傳：積極財政政策應逐步淡出。

但是，很難。當時的主政者后來曾對本刊記者袒露心機：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后，會形成一大批利益集團，他們，寧愿晚退一些也不愿當退則退。因為，“長期使用國債的人覺得這個錢好花，形成對國債的依賴”。

甚至，積極財政政策曾經的倡導者此時公開放出“狠”話：“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也沒有一個國家的財政部長能夠長期地執行積極財政政策而不出問題。”

直到2004年，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歷時6年才艱難退出。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特殊政策，只能在短期內運用。或者說，積極財政政策，只有在經濟生病的特殊時期才可使用，屬于特殊時期的特殊之策、特別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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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國內外較為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繼續有效地運用包括積極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其中宏觀稅負水平的合理確定則是關系到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運用的重要環節。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的適度合理標準時，不僅要考慮到國際經濟因素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應對當前世界新一輪減稅浪潮所引發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各國政府在運用宏觀政策管理經濟過程中，必須面對變化的社會、技術、經濟等方面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條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際稅收競爭，它的存在使得國家自主改革稅收制度和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戰。國際稅收競爭的一個直接效應就體現在對一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影響上。當前國際稅收競爭已出了不少新動向，而這與國際資本流動新特點與國際經濟形勢日趨嚴重這兩方面密切相關。最近幾年，國際資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了許多變化。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市場也面臨著新一輪的調整。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方式吸引國際資本，刺激國內投資和需要，拉動經濟增長。而稅收工具則成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重要組織部分。當前的世界經濟正在引發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運動。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稅收競爭已成為提升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環節。我國應積極應對國際稅收競爭挑戰，合理適度地運用稅收競爭政策，也包括應加快稅制改革與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結合軌跡稅收競爭的新態勢，從稅收在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運用中的內在作用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國際財稅背景這一新角度，來研究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

從總體上說，我國自1998年以來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并加以完善。其一，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是有目共睹的。這既表現在我們對這一政策實施對當時形勢的準確判斷，又表現在政府執行中對政策取向與政策組合的合理選擇。其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控制，這幾年的實踐也已證明是成功的。中央對于這種帶有階段性、應急性特點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指出并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在發債空間的把握、國債項目建設質量的保證、抑制通貨緊縮趨勢與防范通貨膨脹新苗頭并重、短期財政政策運用與財政資源長期可供給性的協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績。其三，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是一政策持續成功的重要方面，這幾年成功的實踐包括了對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體措施的選擇、與穩健貨幣政策等相關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認識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看到從如何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這一特定角度出發，特別是隨著積極財政政策運用的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現有的政策組合選擇中仍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

只有充分發揮稅收作用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可持續性才是完備的，因此應將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內在化于積極財政政策之中，并結合稅收這一內在因素的外部環境變化來調整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稅收在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與宏觀調控中已經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收入穩定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提供了財力支持，我們實行了鼓勵投資于消費的一系列稅收措施，出口退稅體制的不斷改進與運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應。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并論證了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暫時不采用減稅手段作為積極財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觀性。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從稅收角度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我們要充分注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清醒認識以舉債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積聚的財政風險，認真探討宏觀稅負水平進行必要調整是否會有助于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最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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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