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的原因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勞動力；移民流；流動理論

中圖分類號：F249.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8－0003－02

一、 從勞動力國際流動現象分析其原因

對于勞動力的國際遷移，大概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強制合同時期，主要指這個時期的移民需要受到合同的約束。此后的1790年到1850年，被稱做先驅自由定居者增長期，有大量的移民不受任何約束遷移。而大規模移民發生在1850―1913年。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是亞洲的移民的時代。而在1914―1945年間，勞動力的國際移民受到了戰爭、蕭條和限制的約束。1946年至今，由于各國出于自身發展的考慮，移民現象被相對地限制，被稱做限制性的移民時期。學者們了解了由古至今勞動力國際流動的各個時期后，從四個方面對勞動力國際流動的原因進行了討論：大量移民流的產生；移民流的波動；大規模（1850―1913年間）的長期移民趨勢和近代國際移民趨勢。

（一）大量的移民流產生原因分析

大量的移民是由于經濟刺激，許多的相關探究都證實了這一點。研究表明，一戰前的大規模移民時代，當時國際移民相對無束縛，經濟刺激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去解釋那個時期的移民模式。同時，還有研究認為，年輕人和單身更容易去移民。他們可能更愛冒險和有企業家精神，并且繼承更少的原始投資特征，所以移民成本較低，他們同時從流動中將獲得更多的利益。年輕一代的移民，他們能夠從工作生活中獲得更多的收獲，同時最小化先前的工作搜尋、對目的地的調整適應等成本。作為單身移民，他們也能夠減小自身流動的直接費用。并且，年輕人是沒有技術或有很少技術和特別的國家人力資本投資的移民，就會很少因此失去附加特殊技術性資源而帶來的經濟回報。

（二）移民流的波動原因分析

研究顯示，20世紀20年代的原因探究主要是受到推拉理論的影響；而20世紀60年代，人們認為這依賴于人們對本國和遷入國的預期收入比較決策，而這由遷入遷出國的工資率差異和在遷入國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兩個因素決定；20世紀90年代至今，人們認為，本國和遷入國工資率和就業率都可以決定波動，并且，失業率是短期移民的有力決定因素，而長期趨勢主要由工資率決定。

（三）移民的長期趨勢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實際工資率必須和移出國適齡和農業勞動人口比重一起，才能決定移民率的變化。另有研究得出：有限的土地所有者帶來的人口壓力也會產生移出現象，且農村人口的國際流動率相較城市人口較低。此外，如前所述，相關學者又證明了工作搜尋等成本的減少也能帶來移民流；同時，若控制好其他依賴變量，10%的流入國資源工資率的增長會帶來0.13%的流出國移民。總結各種研究發現：人口量、相對收入、勞動力結構改變、貧困、農業的落后、移民信息的傳播等，這些都會對移民趨勢大小產生影響；同時，實際工資率和適齡移出人口比例共同決定了移出率的變化，并得出19世紀10%的流入國資源工資率的增長會帶來0.13%的流出國移民；此外，大規模的移民趨勢和移出率增長需要本國工資和收入增長作為先決條件。

（四） 近代國際移民趨勢原因分析

有學者認為，影響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移民的是同一個因素。這能解釋瞬息萬變的當代國際性移民問題――歐洲收入的戲劇性趨同，特別是在南歐，在所謂的黃金時期從1950―1973年，幫助解釋歐洲移民到新大陸（美洲）的移民比重的大幅下降，說明本國收入的增長，減弱了歐洲國家的移出率。又有研究顯示，政策也是一個影響移民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移民由于限額和規定，被大量地限制。所以，移民壓力不能被清晰地觀察，移民資源趨勢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移民政策。還有一些針對不同國家情況所做的研究。如Germany （1964―1988）、 Karras and Chiswick（1999）證明了德國移民在短期內是由于周期性現象，像失業率影響，而長期因素則是德國和遷出國家的人均收入影響。

二、從勞動力流動理論分析其原因

（一）較早的勞動力流動理論

1.傳統的勞動力遷移理論及其發展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經濟學家――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1889）的“遷移定律”。認為人們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并對人口遷移的機制、結構、空間特征規律分別進行了總結，提出了著名的人口遷移七大定律。人口經濟學家E.S.Lee（1966）在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和博格（Burge）的基礎上，在其《遷移理論》一文中系統總結了“推力－拉力”理論。他將影響遷移行為的因素概況為四個方面：與遷入地有關的因素；與遷出地有關的因素；各種中間障礙；個人因素。楊云彥（1994）進一步深入研究了這四種因素的內涵，提出遷入地和遷出地因素都包含著推力、拉力以及中性因素，其中中性因素對遷移不起作用，而推力和拉力因素對不同的個體是不同的；中間障礙主要是指移民限制、遷移距離等因素；個人因素則是指個體的年齡、價值觀、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都會影響到個體對外界信息的判斷和遷移決定。勞動力是否遷移，取決與他對這些因素的綜合權衡和選擇。

2.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Neoclassical theory）及其發展

新古典經濟學家將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關系引入人口遷移的研究中，認為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區域差異引起了不同區域之間勞動力的調整，人口遷移是這一調整過程的體現。同時，根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對于個人來說，遷移被視為是一種在個人人力資本上的投資，這種個人投資可以增強自身的經濟效益從而提高自身的整體生活水平。多數研究表明，人口遷移主要是在市場調節下移民對經濟機會的選擇。這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發展經濟學理論視角的劉易斯（Arthur Lewis）和托達羅模型。它先后經歷了劉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費景漢（Ranis and Fei）的修正模型、托達羅模型修正三個階段。

3.新經濟家庭遷移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個人是遷移過程的最小單位，而在實際研究中，許多學者發現個人決策往往與家庭有著很大的關系，從而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產生了新家庭遷移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的遷移決策是由家庭成員共同決定做出的，遷移（特別是短期遷移）的因素歸結為一種最大化經濟利益和最小化風險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遷移則是充分利用城市和農村（家庭）資源。人的遷移行為不僅受個人預期收入的影響，更重要的還會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該理論對家庭觀點較重的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具有更廣泛的普適性。

（二）新的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發展

1.世界系統理論

主要是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認識和解釋人口遷移問題（Wallerstein）。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市場不斷擴大，競爭的結果是多數發展中國家被邊緣化，自身的發展過程被中斷，成為部分核心國（發達國家）的附屬國。發達國家的資本滲透到發展中國家的各個角落，控制了土地、原材料、勞動力和市場，于是雙向流動不可避免。在資本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原材料等也向發達國家流動。這種流動不是工資率差異的結果，而是市場競爭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

2.三元勞動力市場格局下的兩階段遷移理論（模型）

現有的西方關于鄉－城勞動力遷移的理論，或因其重要假設不能在中國得到統計驗證（如兩部門模型），或因其理論未能形成系統體系（如三部門學說），似乎均難以為中國國內現階段鄉－城勞動力遷移提供充分的理論指導。朱鏡德于1999年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建立了三元勞動力市場格局下的兩階段鄉－城勞動力遷移理論模型。

三元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農村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可以自由進入、勞動力價格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缺乏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完全競爭的城鎮勞動力市場和不完全競爭的城鎮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不可以自由進入、勞動力價格不完全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水平很高）。兩階段遷移理論是依據鄉-城遷移的流向，將整個遷移劃分為兩階段。其中，將主要發生在城鄉兩個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遷移視為遷移的第一階段，而將此后發生的遷移看作第二階段，從而解釋由于市場開放程度和工資率等因素造成的中國特殊的勞動力遷移現象。

三、總結

通過以上綜述不難得出，勞動力國際流動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分為政策結構、社會網絡框架、新古典、新經濟、勞動力結構、人力資本以及全球化等七個方面進行的實證和理論研究。但由于勞動力遷移問題的復雜性和可變性，新的時期，勞動力國際流動的原因也呈現出新的變化，如遷出國政策而非遷入國政策、政客動機意圖、遷移人口年齡等因素也影響勞動力流動，卻并未在之前的研究中包括。因此，我們不但需要理清早期對于勞動力國際流動原因的分析情況，也需要結合新時期的新情況，對遷移因素進行一些新的探索和研究。如加強理論的綜合和包容性研究、加強對相關政策及遷入國政客行為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的研究、加強有針對性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動研究等。

參考文獻：

[1] Chiswick， Barry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in Myron Weiner and Tadashi Hanami， ed. Temporary Workers or Future Citizens？ Japanese and U.S. Migration Polic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pp. 177-208.

[2] Chiswick， Barry R.，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pp. 61-76.

[3] Winklemann， Rainer，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The Case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0， pp.169

[5] Williamson， Jeffrey G.， “Globalization， Labor Markets and Policy Backlash in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4） Fall， pp. 51-72.

篇2

關鍵詞:西部;農村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5-0120-02

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向非農產業流動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速度將進一步加快。總體上講,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不僅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人力資源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快城鎮化的進程。但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如果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缺乏整體和長遠規劃,則有可能延緩城鎮化的進程,導致農村更加邊緣化。

一、西部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特征

1.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基本特征。從年齡結構上看,西部農村流動勞動力以青壯年為主。羊安鎮和天臺山鎮農村流動勞動力中青壯年占70%,其中,20～30歲年齡段的流動勞動力所占比重最大,達到48.3%。

從性別結構上看,西部農村流動勞動力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但是性別差異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羊安鎮和天臺山鎮流動勞動力中男性比例為54.7%,女性為45.3%。

從文化程度上看,西部農村的流動勞動力盡管屬于當地文化程度較高的群體,但是,總體文化程度仍然較低。羊安鎮和天臺山鎮流動勞動力中,以初高中文化程度為主體,初中生占51.7%,高中(含職業高中、中專)生占26.7%,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還占到18.3%。

2.農村勞動力的產業流向特征。西部農村勞動力流向第一產業、特別是流向本地第一產業的極少,主要流向第二、三產業。被調查的兩個鎮中,農村勞動力流向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分別是:3.3%、50%和46.7%。在第二、三產業中,主要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簡單、粗放型體力勞動工作,比如建筑業、餐飲業和交通運輸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村流動勞動力。

3.農村勞動力的區域流向特征。總體上講,西部農村勞動力主要流向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省內及鄰省(市)的大中城市。但是,由于西部各省(市、區)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不同,也存在一些差異。羊安鎮和天臺山鎮的總體情況是:省內流動占71.7%,其中,流向省內大中城市的勞動力占55%(流向成都市區的勞動力最多,占41.7%,其次是相鄰或相近的雅安市、樂山市和攀枝花市),鎮內流動的勞動力所占比重僅16.7%。調查發現,近年流向省外的勞動力開始回流,回鄉就近就業逐漸成為一種趨勢。

由于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差異,兩鎮的勞動力流向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羊安鎮是邛崍市的工業鎮,現有70余家企業,其中規模以上企業16家,提供的就業崗位較多,有26.7%的羊安鎮農村流動勞動力選擇在本鎮就業;而天臺山鎮以農業為主,非農產業主要是旅游業,能夠吸納的農村勞動力相對少一些,該鎮只有6.7%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在本鎮就業。

4.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時間特征。如果依據流動時間的長短,把農村流動勞動力分為永久性外出(戶口外遷,不再回來定居)、長期性外出(常年在外,戶口仍留本地)、季節性外出(農忙季節在家、農閑季節外出)和日常性外出(早出晚歸、“鐘擺式”流動)四種形式,則西部地區永久性外出的農村勞動力的比例最小,長期性外出和季節性外出勞動力的比例較大,日常性外出勞動力的比例因地而異,差異較大。羊安鎮和天臺山鎮的情況是:兩鎮永久性外出的勞動力僅占流動勞動力總數的8.3%,長期性外出和季節性外出占流動勞動力總數的31.7%和35%;至于日常性外出,由于受各自鎮區非農產業發展程度、距離鎮區或市區(包括縣城所在地的城關鎮)遠近、交通工具和交通設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響,有比較大的差異,羊安鎮此類流動勞動力的比例大大高于天臺山鎮,分別為18.3%和6.7%。

二、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

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因素有很多,本次調查設計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四個,根據對調查數據的整理,影響兩鎮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依次(按照影響程度)為:經濟收入因素、技能因素、城鎮發展程度因素、信息因素和其他因素。

1.經濟收入因素。人口遷移理論認為,引起人口遷移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因素。發展經濟學家的人口流動模型(托達羅模型)也認為,預期收入的差距是導致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流動的現實原因。這些理論在羊安鎮和天臺山鎮基本得到了證實。83.3%的流動勞動力在作出流動決策和流向地選擇時,首先考慮的是獲得更高的經濟收入,至于托達羅模型中影響預期收入實現的重要因素――就業概率,很多流動者考慮得并不多,因為他們堅信盡管城市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但是,只要能夠吃苦,就能夠就業。事實證明,極大多數流動勞動力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羊安鎮和天臺山鎮的流動勞動力中,只有6.7%的人收入比流動前減少,93.3%的流動勞動力較流動前增加了收入,其中,收入增加2倍的流動勞動力占43.3%,增加3倍及以上的占26.7%。

2.技能因素。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技能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第二位的因素。一般來講,在非農領域有一技之長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頻率更高,流動的距離更遠,在非農產業的競爭力更強,相應地收入水平也更高。羊安鎮和天臺山鎮的流動勞動力之所以大多在城鎮的第二、三產業的“非正規部門”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簡單勞動工作,與他們受教育程度較低、非農技能缺乏有直接的關系。由于兩鎮流動勞動力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體,所以,接受過系統的專業或職業教育的人不多。盡管他們中有一部分人接受過由地方政府、或受雇單位組織的短期職業技能培訓,但大多是臨時性或針對特定崗位所進行的應急培訓,很難達到專業水平,再加上工作的穩定性較差,多數流動勞動力處于“門門技術懂一點,樣樣技術不精通”的狀況。

3.城鎮發展程度因素。城鎮發展程度主要是指當地小城鎮的發展水平。一般講,城鎮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鎮區能夠提供比較充裕的非農就業崗位,當地農村勞動力更傾向于就近流動,這不僅可以節約流動的直接成本,而且機會成本也比較小。但是,西部地區的多數小城鎮發展水平都不夠高,非農產業基礎薄弱,缺乏主導產業支撐,又很難直接得到有經濟增長點的大中城市的帶動,能夠吸納的當地農村勞動力十分有限,所以,西部的農村勞動力更多地流向了大中城市或省外,流向本鎮鎮區的人數不多。在調查的兩個鎮中,由于城鎮發展程度存在一些差異,勞動力的區域流向也所不同。相對而言,羊安鎮的城鎮化水平比天臺山鎮高,羊安鎮鎮區比天臺山鎮鎮區吸納了更多的當地農村流動勞動力。

4.信息因素。勞動力流動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勞動者總是流向信息對自己相對充分的地方,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信息是農村勞動力流向的指揮棒。可靠的信息會在一次成功的流動以后,引發若干次類似的流動,而不可靠的信息則會對持續的流動起預警作用。在西部地區,盡管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信息渠道也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信息來源還是親戚朋友。本次調查顯示,來源于親戚朋友、地方政府組織、中介機構和各種媒體的流動信息分別為47%、22%、16%和11%,另外還有4%的流動信息來源于其他渠道。

三、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的對策

1.完善和落實農民增收政策,避免農村優秀人才過度外流。西部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大多流出了農村和農業,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人力資本存量豐富的農村優秀人才“非農化”的速度更快,部分地方已經出現了農村“空殼”現象――人去屋空、耕地閑置、農田荒蕪。而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主要的原因是農業的比較利益較低,農民的收入水平低。盡管近年政府已經制定了一系列保護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農民也真正獲得了實惠,但是,這些政策還不夠完善、已有的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實,至少,目前西部的農業和農村對優秀的農村人才還缺乏足夠的吸引力。長此以往,西部的農業和農村有可能陷入“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優秀人才外流―農業勞動力[微軟用戶1]生產率低―農民收入水平低”的惡性循環。

2.加強農村基礎和職業技術教育,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從全國的情況看,城鄉之間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西部的問題又更加突出。西部農村流動勞動力之所以在非農領域的就業競爭力弱、就業層次低,至關重要的原因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無論是對流動勞動力,還是對留鄉(務農)勞動力來講,加強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都非常重要,于前者,可以增加人力資本存量、提高其在非農產業的就業競爭能力,于后者,可以真正擔當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任。

3.建立公共信息平臺,為農村勞動力流動提供信息資源。信息不充分是導致農村勞動力盲目流動的主要原因。目前西部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渠道是親戚朋友,政府、中介機構和媒體的作用還很有限。政府應該加強公共信息平臺的建設,快速、準確地向包括農村勞動力在內的公眾提供勞動用工信息和就業信息,科學規劃和合理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同時,政府還應該加強對職業中介和媒體信息的管理,規范其行為,盡量避免虛假信息誤導農村勞動力流動。

4.科學規劃、合理定位小城鎮的功能,加快城鎮化進程。一度時期,西部的城鎮化效仿經濟發達地區的模式,重點發展小城鎮,試圖依靠小城鎮來“積蓄”農村勞動力,推進城鎮化,然而,實踐表明,西部地區多數小城鎮由于缺乏非農產業的支撐,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有必要對西部的小城鎮重新進行科學規劃和合理定位,重點發展具有非農產業基礎、有主導產業或經濟增長點的小城鎮,使之成為經濟中心,輻射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吸納一部分農村勞動力。更多的小城鎮作為行政、文化和商業服務中心,發揮連接城鄉紐帶的作用。有規劃地引導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城市流動,也許是當前加快西部城鎮化進程的主要路徑。

參考文獻:

[1]陳永正,陳家澤.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及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兼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都模式”[J].財經科學,2007,(3):

51-58.

篇3

關鍵詞 勞動力流動；宏觀動因；微觀主體；社會網絡理論；二元經濟；勞動力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 F304.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滲透和制度更迭，勞動力流動現象呈現出與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的共生性與矛盾性，因而長久以來受到諸多領域專家學者的關注，勞動力流動問題也表現出了多面性：它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體現著文化差異，同時又深受制度影響。正是由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復雜性，導致我們要想全面正確地認識這一現象也極不容易。本文對勞動力流動理論進行梳理，以期掌握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的路徑，為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

1 早期關注：宏觀動因

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系統研究最早關注的是宏觀經濟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基本觀點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導致勞動力呈現出宏觀層面部門間的流動，對于把握勞動力流動的宏觀動因和機理給與了模型論證和經濟學闡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流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由于劉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費景漢做出修正和擴展，故也簡稱為劉易斯模型），作為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經典模型，首次論證了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在實現平衡增長的過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決定性意義，既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勞動力流動的動因，又揭示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客觀經濟發展規律。二元經濟理論肯定了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在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強調了農業部門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的重要影響。經過擴展和完善的劉易斯模型將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和有限剩余。在第一個階段，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處于無限供給階段，工業化發展所需的勞動力不受限制，資本積累決定著整個經濟發展和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進程，在這個階段，由于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力市場處于明顯的需求方控制的買方市場，勞動者作為勞動力供給方沒有發言權，因此工資水平一直處于較低狀態且長期沒有上漲趨勢。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逐步提高，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也在加速，當農業剩余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有限剩余時，二元經濟發展就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在第二個階段，勞動力資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斷，而此時二元經濟結構尚屬于主要經濟結構，工業化的進程仍在不斷發展，此時進入二元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它將決定整個二元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

喬根森[2]從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經濟模型，他認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宏觀動因在于人口增長和消費結構的變化。人口增長在喬根森模型中被內生化，它認為由于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對工業品的需求隨著經濟發展卻是無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導致消費需求拉動更多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喬根森模型為分析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宏觀動因作了有益的補充和推進。

哈里斯-托達羅模型[3]研究認為個體勞動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驅使下實現自由流動，提高了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托達羅模型認為，預期收入差距和就業概率是影響勞動力做出流動決策的主要動機，這是其在研究勞動力流動問題的主要創新，但是托達羅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假定與發展中國家現實極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議存在爭議。

勞動力流動模式研究中微觀基礎極為薄弱，對于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關注甚少，沒有考察勞動者作為微觀個體的流動決策過程，這對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

2 研究深入：微觀主體

新古典主義勞動力流動理論彌補以上缺陷，以“經濟人”假設作為研究出發點，認為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決定性因素在于微觀主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推拉理論從勞動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因素。拉文斯坦“人口遷移法則”是最早探討勞動力流動原因的理論，得出經濟因素是導致人口遷移的重要原因。唐納德·博格在此基礎上提出推拉理論，論述了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動是否發生取決于兩種力量的大小。隨后經過李的擴展，將推拉理論進一步細化，分析勞動者個人特征對推力、拉力的反應，開始將宏觀分析納入微觀因素。

在勞動力遷移行為研究的微觀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論得到了非常廣泛的應用。斯加斯塔德[4]將勞動力的流動決策視為一種投資行為，衡量行為的唯一目標則是通過對流動行為的收益和成本進行對比，追求凈收入最大化為勞動者的遷移目標。成本收益理論將收益成本劃分為貨幣收益、非貨幣收益、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貨幣收益和成本決定著流動行為的貨幣性凈收入，非貨幣收益和非貨幣成本則體現了流動行為給勞動者帶來的效用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為我們理清影響勞動者遷移的個人決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非貨幣性因素更多的表現為勞動者對流動行為的主觀評判，其中個人因素發揮主導作用。

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選擇作為前提，但研究主體由個人發展為家庭，其核心理論觀點被稱為斯塔克[5-6] “相對貧困假說”，即家庭作為勞動力流動的決策主體，雖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標，但更加重視與參照群體的對比效應：家庭追求的是預期收入的最大與未來風險的最小，希望獲得與其他參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當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間越不均等、家庭間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貧困感會越強烈，為了分散風險，消除貧困感，做出遷移決策的可能也越大。在發展中國家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這種由于相對貧困而做出的遷移和流動更為常見。因此從新遷移經濟學理論觀點出發，經濟因素并非影響勞動力流動唯一動力，收入分配狀況以及家庭作為決策主體的研究視角，對于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具有重要啟示。

完全競爭的市場假定是新古典主義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結論難以解釋現實。原因在于，勞動力流動并非簡單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勞動力作為流動的生產要素不同于資本等普通的生產要素，因為勞動力是依附于勞動者的流動而流動的，而勞動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為與決策不能簡單應用經濟學假設和原理去分析。行為主義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對問題的進一步認識，將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勞動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狀況等均認為是對流動決策產生影響的關鍵因子，通過借助于勞動者流動的微觀行為來解釋宏觀層面的流動現象。

博加斯[7]的自我選擇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從勞動力流動決策的內生性，探討了勞動力流動主體的個人特征與其收入之間的關系，重點關注了勞動者個人稟賦的不同在勞動力市場的不同表現，最終發現勞動者會通過自我選擇機制流動到符合自己發揮能力的勞動力市場，個人素質高的勞動者往往會選擇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勞動力市場，而個人素質較低者則會選擇工資差距較小的勞動力市場。自我選擇模型為我們研究勞動力個人特征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為勞動力流動能力與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茲[8]在解釋勞動力在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之間的就業過程時，關注到了勞動者年齡的影響，他提出，勞動年齡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可能選擇不同的就業形式：年輕時勞動者可以選擇在小企業（非正規部門）就業，以雇工的身份開始職業生涯，當積累了一定工作經驗、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歲左右會選擇以技術工人的身份向現代部門流動，經過一定時期的繼續積累，40歲左右勞動者會重新選擇回到非正規部門，以創業者的身份開始自己的事業。這種研究結論對于研究勞動流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3 創新性研究：社會網絡理論的中觀視角

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對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最具有時代特點，它彌補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觀經濟結構、微觀個人決策的角度，開辟了一個介于二者之間的社會網絡結構的研究層面。社會學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勞動力流動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際結構框架之下，重點關注潛在遷移者與相關親朋好友的關系與聯系對遷移者遷移行為的影響，認為人際關系網絡可以降低勞動者流動的成本與風險，從而引發了更多的遷移行為、擴張了遷移的范圍。

社會網絡理論的代表性理論模型有社會資本理論和風險多樣化模型。社會資本理論將社會資本置于人際網絡結構的研究中，勞動力通過利用社會資本最大化其流動所得收益。波斯特認為社會資本就是社會成員通過利用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的地位和資格，從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種社會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的擁有會使得勞動力流動的信息更為充分、渠道更加多樣，風險和成本卻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勞動力流動的概率。風險多樣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為決策單位，認為勞動力遷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風險最小化，家庭作為決策單元主體，利用所搭建的社會網絡多樣化其收入來源，分散家庭收入風險。

卡林頓和戈登對社會網絡理論作了修整和擴展，其結論也非常具有借鑒價值。卡林頓[11]通過建立成本內生化的動態勞動力流動模型，論證了勞動力流動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社會網絡的構建而呈現遞減的趨勢：較早的遷移者會在信息傳送、工作搜尋、環境適應、語言溝通等方面給與潛在遷移者更多的幫助和支持，這種遷移網絡一旦形成，勞動力遷移成本就會較前期下降，遷移的速度也會隨之加快。戈登[12]的貢獻在于加入了勞動力遷移決策中性別、家庭準則、預期、人力資本、家庭資源、社區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遷移決定行為模型，研究發現遷移意愿和遷移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顛覆了長久以來人們在該問題上的錯誤認識。如何區分影響流動意愿和流動行為的因素，并能準確地確定何種因素在何種情境下會起主要作用，這是戈登研究給與我們的重要啟示。

早期經典的勞動力流動理論對于勞動力流動的解釋僅僅局限于工資差別，并且將勞動力流動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下無成本的流動，因此對于勞動力流動的具體內容和動力機制缺乏解釋力。社會網絡理論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白和缺陷，它將勞動力流動看作一種“鏈式流動”，并且在流動中嵌入網絡結構，很好地解釋了勞動力流動的動態機制以及無法用收入因素解釋的諸多流動行為，社會網絡理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思路啟發。

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均是在勞動力流動經典模式的基礎上展開的，這其中有許多支持其發展的經驗驗證，也有關于其命題的激烈爭論，無論何種聲音，都對二元經濟框架下勞動力流動理論起到了完善和補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發展中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由于農業和非農業部門的相互作用處于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義的勞動力市場理論提供有效的、經驗的、實際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論意義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實上，即使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只要一體化的現代經濟還未實現，二元理論就不失其指導價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經濟的分析框架引起諸多爭論，我們就不得不考慮經濟發展現實與二元理論的相符性，如何在繼承經典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做出有意義的發展，是我們認清二元經濟發展歷程，解決二元經濟發展問題的必然之舉。

4 國內研究動態：二元經濟及其拓展

國內學者在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展開對我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結合中國勞動力流動實踐，做了大量的調研、論證與分析工作，有關文獻不勝枚舉。理論界對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注，然后隨著勞動力流動規模和范圍的逐步擴大，勞動力流動研究也擴大了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勞動流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分析，以及納入性別、年齡、教育、婚姻狀況、人均土地面積等多因素的實證研究等，研究人員試圖從多方面、多角度認識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方式、影響及結果。

4.1 二元經濟分析框架的理論探索

眾多研究人員[14-15]認為，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理論對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借鑒價值，但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陳吉元[16]將非正規部門引入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鑒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三元經濟理論，對勞動力鄉城轉移的動因和機制作出合理解釋，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與實踐作出了開創性探索。杜鷹、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決策模型，研究發現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響，家庭因素成為影響中國勞動力流動重要因素，有別于西方遷移決策研究中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過程，中國勞動力流動則體現出明顯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決策特征，并以經濟收入的獲得為直接目的。楊春瑰[18]以托達羅模型為基礎，建立了勞動力遷移的logistic離散模型，在考慮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發現預期工資率的差異與遷移的增長率呈正比。黃泰巖[19]、張宏偉[20]以二元經濟理論為基礎，創新性地提出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三元并存的三元經濟理論，突出了人力資本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作用。肖六億[21]則在充分考慮技術進步對二元經濟社會影響的基礎上，將決定勞動力流動的深層次原因從收入層面推進到技術進步層面，創新性地提出工資差距是決定勞動力流動的直接力量，而技術進步才是勞動力流動的原驅力的觀點。朱農[22]通過分析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使得勞動力遷移過程既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也有別于托達羅的三部門模型，創新性地提出了“中國四元經濟”的假設，即中國勞動力遷移是在農業、農村非農產業、城市正規部門和城市非正規部門這個四元經濟中進行的。蔡昉對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集中了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多種學科角度，對該問題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認為[23]，目前國內關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還處于盲人摸象階段，他一直致力于將中國經濟發展和轉軌過程與勞動力流動結合起來，從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實證研究：二元經濟勞動力流動的路徑探索

近年來，關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專題性研究越來越多，而且實證分析占據主要比重，由于所選用的模型不同、樣本對象不一致、分析方法與評價標準不統一，研究結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實證分析作為理論研究的補充和驗證，彌補了理論分析的不足，同時對我們如何科學使用分析方法與分析工具提供諸多借鑒。

白南生[17]通過調查與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農業生產規模一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并不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構成對勞動積累的必然障礙。杜鷹[17]依托實地調研和抽樣調查獲得的大量數據，對上世紀90年代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基本特征和宏觀經濟背景做了實證研究，將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視，合理闡明了當時中國勞動力流動的現實原因和宏觀背景。趙耀輝[24]在研究影響中國人口鄉城轉移的因素中發現，耕地面積不足、勞動力過剩是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而農村稅收的增加更加激發了勞動力向外流動，更多的本地非農就業機會會減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動機和可能。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對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穩定預期，導致農村消費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對城鎮化進程也產生了一定阻礙。鄭真真等[25]將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女性勞動力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了流動婦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別因素在勞動力遷移流動中存在質的差異。袁志剛[26]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城鎮失業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并非城鎮失業的主要因素。趙偉，李芬[27]開始關注異質性勞動力流動行為，通過對新經濟地理學經典模型進行擴展，研究顯示高技能勞動力的地區集聚更傾向于擴大地區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勞動力流動有利于延緩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張永麗，黃祖輝[28]通過甘肅省10個樣本村調查所獲資料，對比分析了兩代農民工的流動行為，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漸漸成為流動主體，他們在流動過程中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將會對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孫文凱等[29]對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效果進行檢驗，通過雙差回歸方法研究，發現當前的戶籍制度改革在引導農民工流動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會網絡、農村收入增加都對農民工外出務工有顯著影響。

5 理論述評與思路啟發

5.1 理論述評

國外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表明，二元經濟分析框架下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研究逐漸從宏觀視野邁向微觀分析，從經濟人假設深入到社會人研究，從個體決策延伸至家庭及網絡影響。一方面證明勞動力流動問題的復雜性和多面性，研究該問題越來越需要多學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啟發我們對于宏觀經濟現象的研究應該從微觀切入，認清和把握微觀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因素，才會看清宏觀經濟現象的趨勢與特點。

國內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勞動力流動現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來越多的專題性研究和實證分析已從各種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論證，以至于我們在進行文獻梳理時難以找到很好的分類標準將各類研究歸類，然而諸多研究之間缺乏邏輯聯系，對各種勞動力流動現象的探討背后缺乏系統的、抽象的宏觀把握，所以直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的一般化理論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釋我國勞動力流動現象還需從微觀分析中走出來，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出宏觀的流動規律和特點，構建符合中國實踐的勞動力流動的一般化理論。筆者認為在已有研究基礎上，從微觀分析入手，避免具體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將研究視野放眼于整個宏觀經濟背景，以勞動力主體作為整個研究的切入點，看似微觀的分析手段，實際上著眼于整個宏觀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通過對勞動力主體的分析和論證，考察勞動力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得出后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的內在機理和流動模式，為我國在經濟發展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引導勞動力流動提供決策支持，同時也為構建我國勞動力流動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論上的創新與完善。此外，國內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分析、性別差異以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這表明當前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呈現多樣化，如何將諸多影響因素置于統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慮的問題。勞動力特征的提出和論證將有助于將整個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邏輯范疇，通過規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論與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啟發：研究視角的時代選擇

劉易斯二元經濟分析框架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的基礎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對于勞動力同質性的假設前提不符合勞動力流動現實。新家庭經濟學以及社會網絡理論在分析異質性勞動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依據，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勞動力流動實踐為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前突顯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問題又為我們分析后人口紅利時代提供了現實依據，中國人口轉變歷程的特殊性也為異質性勞動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礎。筆者認為如此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充分的現實依據，有利于在異質性勞動力分析框架下展開對我國后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

將異質性勞動力納入勞動力流動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異質性基本上限定于勞動力在人力資本方面的差異，無論是教育與培訓經歷的區分，還是技能與非技能型的分類，均只考慮了勞動者異質性的一個方面。事實上，關于影響勞動力流動決策的異質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漸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比如對新生代農民工、農民工返鄉創業、勞動力反復流動、女性勞動力流動、大學生就業等問題的關注。但到目前為止，對異質性勞動力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統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論證。筆者認為勞動力的異質性并非僅局限于人力資本的不同，影響勞動力流動的異質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勞動者個人決策差異的非經濟因素都是異質性勞動力的內涵所在，他可能會包括勞動者對區域經濟的整體預期、對出生地的眷戀、對人際關系的依賴、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考慮、對生存環境的選擇等等很多方面。異質性的突顯與經濟發展階段有著密切聯系，當整個經濟達到一定發展程度，社會福利和保障達到一定水平，勞動力流動會更多地通過非經濟因素做出決策。筆者有意通過對異質性勞動力內涵及外延進行嚴格界定，并將異質性因素納入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對劉易斯模型進行擴展和豐富，從而有效解釋我國新的歷史時期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勞動力流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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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篇4

1、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認為：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關鍵在于( )。

A、勞動者具有人身自由

B、勞動者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料

C、勞動力成為商品

D、勞動生產率的變化

2、在遠古時期，在( )著作中，熱情謳歌了人類的勞動，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得到財富、榮譽、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奧德的《勞動與時日》

B、色諾芬的《經濟論》

C、色諾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圖的《理想國》

3、產業革命后，提出“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觀點的經濟學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圖 D、薩伊

4、( )標志著勞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進行獨立發展階段。

A、索羅門·布拉姆的《勞動經濟學》著作出版

B、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革命”

C、20世紀40年代，芝加哥學派進行的“勞動經濟學革命”

D、我國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勞動經濟學概論》出版

5、勞動經濟學的研究起點是( )。

A、勞動力市場理論 B、工資理論

C、人的勞動和人力資源 D、個人職業生涯與職業選擇

6、在知識經濟時代，就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 )

A、健康的身體 B、忠實于雇主

C、身懷一技之長 D、具有知識和不斷創新的能力

7、按照行為科學家的研究，人的行為鏈條為( )。

A、動機需要行為目標 B、需要行為動機目標

C、目標需要動機行為 D、需要動機行為目標

8、美國行為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順序分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實現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實現、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實現

9、在人力資源所包括的幾個素質中，( )是基礎。

A、科學文化素質 B、思想道德素質

C、身體素質 D、技能能力素質

10、狹義的人力資源開發是指( )。

A、人力資源的生理開發 B、人力資源的心理開發

C、人力資源的倫理開發 D、人力資源的智力和技能開發

11、在影響勞動力供給的諸多因素中，最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場工資率 B、非勞動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個人偏好

12、現代勞動經濟學認為，在工時固定的情況下，要實現的勞動供給量，的辦法是( )。

A、實行獎勵工資 B、實行計時工資

C、實行固定工資 D、進行道德刺激

13、勞動力供給等于( )。

A、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

B、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效率

C、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勞動力的效率

D、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時間+勞動力的效率

14、影響勞動力供給的非經濟因素有( )。

A、市場工資率的高低 B、非勞動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強弱 D、個人偏好

15、影響勞動力市場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場性要素 B、組織性要素

C、社會性要素 D、工會、政府

16、勞動力市場的歧視主要可分為( )兩類。

A、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B、種族歧視、身體障礙歧視

C、宗教歧視、身體障礙歧視 D、工資歧視、職業歧視

17、在支配勞動力流動的內在機制中，最基本的機制是( )。

A、工資機制 B、供求機制 C、競爭機制 D、風險機制

18、勞動力流動的經濟合理性是指( )。

A、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較

B、勞動力流動的收益大于勞動力流動的成本

C、勞動力流動的收益等于勞動力流動成本

D、勞動力流動收益小于勞動力流動成本

19、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狀況 B、社會文化因素

C、經濟因素 D、人際關系

20、與年輕的勞動力比較而言，年老的勞動力流動率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勞動力流動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機會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風險成本增加

參考答案：

單項選擇題

1、C 2、A 3、A 4、A 5、C 6、D

7、D 8、C 9、C 10、D 11、A 12、A

篇5

一、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2)充分發揮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鎮的聚集經濟功能，增強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現代化城市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不能人為地“制造”。經驗表明，違背客觀規律而人為地制造的“經濟中心”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勞動力及人口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和聚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是確定我國城市體系的布局和結構的主要依據。據此可以設想未來中國城市體系應當是：以現有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城鎮形成數百個城市聚集體，以此為依托形成以東部及沿海地帶為重心、東中西部布局合理、規模不同的數十個城市化地帶。它是未來中國工商業中心和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