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的根源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危機的根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馬克思 經濟危機 根源 堅持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1-0182-01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經濟危機根源，由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而現實狀況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經濟危機的同時，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這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2007年底，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而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的也卷入經濟危機，比如說中國。而辯證地堅持和發展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源，適時地調整措施來發展符合實際情況的經濟的理論又成為重中之重。

一、堅持

究其根本原因，經濟危機的本質和根源，就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首先，資本主義生產的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正因為資本主義企業對剩余價值不斷追求，迫使其盲目擴大生產。而在這個擴大生產的過程中，又會造成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最終致使無產階級貧困的發生。長期發展下去，必然會造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經濟危機不僅帶來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產價格縮水等影響，同時也使得失業率急劇上升，CPI指數更是日漸攀升，人們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最終使得受害最深的還是普通勞動群眾，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其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突出表現表現在生產資料占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切實的對立。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沒有辦法解決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卻能夠成功地解決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之中發生的作用。但從唯物史關的角度上來看，要想切實地解決經濟危機，緩解經濟危機帶給社會的各項問題，就要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

再次，研究經濟危機最初是以19世紀成熟的歐洲資本主義為分析對象，那時候的商品經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生產還未完全實現社會化，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還未形成統治地位，因此經濟危機還缺乏統一的國際市場條件。但是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已經發展的較為成熟，市場發達，依賴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活動也逐漸成熟，這就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創造了更偉重要的市場條件。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經濟危機不再是社會再生產經濟循環的某個環節，而是在連續不斷地循環過程中不斷存在并顯現出來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決經濟危機，要從連續不斷的循環過程著手把握，而不只是從某一個階段來解決。

二、發展

在分析和解決經濟危機根源問題上，我們在堅持的同時，更主要的是結合實際情況發展。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結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也從不同的發展階段考慮了商品經濟，進一步揭示經濟危機發生和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易過程中，貨幣的產生盡管克服了物物交換的局限，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職能也可能會使市場出現商品買賣脫節、交易的中斷、生產的中斷等現象，這就偉經濟危機的出現造就了必要條件。漸漸地，貨幣的支付職能逐漸發生作用，但是在促進商品交易的過程中，也容易會由此形成交換者的多角債務關系，信用關系收到威脅，經濟危機可能性就會進一步擴大。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會使得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使得經濟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理論和事實證明，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經濟危機不會真正的發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場經濟才會真正地孕育經濟危機。在現實生活中，在考慮經濟危機的社會經濟制度因素的同時，社會市場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視。

社會市場制度主要是指市場配置資源的運行機制和制度，這其中主要包括企業組織制度、市場交易規則、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這種社會市場制度成為了造就經濟危機的基本因素。而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和現實情況也表明，經濟危機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只要是這個社會，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占主導，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經濟活動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企業目標與社會生產的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進一步擴大了經濟市場后，虛擬經濟則日益脫離實體經濟，“泡沫”的破裂逐漸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索。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典范，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日漸穩定成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手段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成為了我國目前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經濟不斷融入國際市場，自我國加入WTO以來，國際貿易往來更是日漸增多，在受益的同時也存在金融市場和虛擬經濟等各項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深深地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這種市場經濟突破了國家和所有制的各種限制，將整個世界市場連為一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都會通過這些渠道傳導到中國。

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經濟危機的根源，事實上這與其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認識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企業組織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而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的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則消除了商品經濟的重要條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樣商品生產和交換也及不存在了。現在看來，馬克思的商品經濟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前社會對商品經濟原因的認經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已經完全適應不同的社會制度。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利益主體也客觀的存在著，都需要交換商品來進一步實現經濟利益。那么，我們對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也要有所發展。因此，一般說來，商品經濟、市場制度的各種弊端，包括經濟危機，也必然會發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社會。

總而言之，在解決經濟危機和現實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用辨證的角度去看待各種經濟理論和問題，這樣才會創造出符合自身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經濟發展才會逐漸日趨成熟穩定。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篇2

關鍵詞:次貸危機;根源;資本擴張;經濟悖論

關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關于次貸危機形成過程的描述卻是大體一致的。一般認為，次貸危機的形成經過了三個環環相扣的階段。

第一階段:房地產市場繁榮導致抵押貸款標準放松。2000—2003年，美聯儲的持續降息拉動了總需求，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繁榮。在市場繁榮時期，房地產金融機構爭相放寬信用標準向購房者發放住房抵押貸款。這種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級低的人群發放的貸款就是次級房貸或稱為次級債。

第二階段:次級貸款證券化導致信用風險向整個金融市場傳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轉移風險，在投資銀行的幫助下將次級房貸通過證券化和層層打包推向金融市場，出售給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養老基金和個人投資者，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

第三階段:房價下跌導致次級房貸違約率上升，最終引爆危機。隨著新一輪加息周期的到來和房地產市場的降溫，越來越多的次級貸款出現違約，違約的增多首先使發放次級貸款的公司倒閉，并使購買了次級貸款證券的機構遭受損失，進而沖擊到整個金融市場，引發金融危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寬松的房貸條件所具有的高風險為危機的產生埋下了伏筆;二是次級房貸的證券化引起的風險傳遞使整個金融市場牽扯其中;三是房價下跌最終引爆了危機。如果這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不出現，都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機。那么，現實生活中能不能避免這幾種情況的出現呢?讓我們嘗試做以下假設:

一、如果貸款機構不放寬貸款條件

明明知道次級房貸的申請者大都是收入水平低、信用紀錄不好的人，給他們發放貸款就意味者出現壞賬的風險，為什么貸款機構還要給他們放貸?

表面上看，是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導致了房貸條件的寬松，次級房貸的高收益率使貸款機構甘冒高風險，更深層的原因卻是這根源于資本的擴張本性。要使房地產市場繁榮，不得不放寬房貸的條件。

資本一經形成，便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也使其本身具有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性。資本為什么具有擴張的本性呢?

1.資本的增值目的驅使它不斷擴張

資本購買資源不是為了實現資本所有者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價值增值，因此，新增值的價值便盡可能地不被消費掉，而是投入到資本循環的過程中，以實現再次增值，這個過程沒有止境。馬克思說:“為買而賣的過程的重復或更新，與這一過程本身一樣，以達到這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相反，在為賣而買的過程中，開端和終結是一樣的，都是貨幣，都是交換價值，單是由于這一點，這種運動就已經是沒有止境的了。”

2.資源的資本化生存需要驅使資本不斷擴張

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市場上各種資源相互依賴，孤立的資源無法發揮作用。資源一經資本化之后，便必須在社會經濟流通體系中才能收回成本和賺取利潤，離開市場流通便等于死亡。在市場流通過程中，資本不斷增值，成為社會經濟體系中擴大再生產的新增資本，這些新增資本必須尋求新出路，不斷把外部資源資本化，卷入社會經濟循環體系中，這就必須在原來的流通網絡之外開拓新的市場、新的資源流通渠道，導致經濟體系不斷擴張。如果社會經濟體系不能擴張，那么，資本化的資源將無法流通，造成整個國民經濟體系大面積“淤血”。

3.競爭壓力導致資本的內部擴張力最大化

各個資本之間存在著強大的競爭壓力，它使擴張速度快的企業不斷淘汰擴張速度緩慢的企業，那些資本擴張不力的企業將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失去其生存權利。于是，競爭迫使資本家將新增的剩余價值盡可能多的轉化為資本，重新投入到再生產過程中，產生了各個企業爭取自身利潤最大化、擴張最大化的傾向，患上了永無休止增長的“擴張強迫癥”。

正是由于資本的擴張本性，當代的資本所有者不會像歐也妮·葛朗臺一樣，緊緊地把金錢捏在手里，讓金錢腐爛，而是千方百計地尋找讓資本流通、讓錢生錢的機會。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這樣的機會是很少的，資本沒有流通的渠道，不得不自己開辟這樣的渠道。美聯儲連續降息，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率先放寬貸款條件，就是為了激活市場，開辟資本流通渠道。而一旦發現房地產市場開始復蘇，資本便蜂擁而至，一方面給房地產開發公司放貸，另一方面給購房者放貸。在購房者中，收入多、信用好的人占少數，在看到房地產市場升溫的情況下，為了不被其他競爭者搶去所有的利益，貸款機構不得不放寬貸款條件，把錢借給收入較少、信用較差的人。這絕不是貸款機構發善心，要讓收入低的人也能住上樓房，而是為了實現資本的擴張。

二、如果不將次級房貸證券化

貸款公司為什么要將次級貸款轉化為證券出售呢?一個動因是，這樣做可以轉移風險。通過證券化操作，房地產金融機構就可以把抵押貸款的違約風險轉移給資本市場，由次級房貸證券的購買者來承擔相應違約風險，當然，這同時也把一部分盈利的機會轉移了出去。

次級貸款證券化的另一個動因是，雖然發放次級貸款能獲取高收益，但將有限的資金借出以后，就使資本失去了流動性，無法靈活周轉，失去了更多的錢生錢的機會。而出售次貸證券能夠迅速回籠資金以發放更多的貸款，充分發揮了資本的杠桿作用。而這些新發放的貸款又可以轉化為新的證券從資本市場上回籠資金，從而又可以發放更多的貸款……由此，發放次貸者、借錢購房者、投資次貸證券者越來越多，次貸證券猶如一根長長的鏈條，把整個經濟串在了一起。

那么，投資者為什么爭相購買次級房貸證券呢?這也絕不是受到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的蠱惑，而是資本在四處尋找投資機會的過程中，找到了這種高收益的投資方式。當眾多的資本在投資次級房貸證券中獲利時，其他資本所有者怎么能按捺得住?

三、如果房價永不下跌

即使是貸款機構向低收入者發放了貸款，即使是投資者購買了大量的次級房貸證券，只要經濟永不衰退，只要房價永不下跌，就永遠不用擔心借款人還不了貸款，因為有房產作抵押的債券在房價上漲時永遠是優質資產，因此，風險為零。但事實上，經濟衰退、房價下跌是不可避免的，這根源于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

資本在競爭壓力下，源源不斷地吸收各種生產要素，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剩余價值，同時這些剩余價值又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源源不斷地轉化為資本，由此構成了資本擴張過程。而這個過程得以實現，必須以不斷擴大的市場為前提條件。市場需求的容量提供資本擴張的空間，市場空間決定資本擴張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第一，在資本生產出剩余價值的過程中，必須有充分的市場需求，能夠銷售這些產品，才能實現資本的回籠與增值，真正獲得剩余價值。市場需求量決定資本剩余價值的實現能力。只有銷售量超過一定的數值之后才能實現價值增值，否則必然造成資本的虧損。第二，在剩余價值轉變為資本的過程中，必須具有可以預見的不斷擴張的市場。只有當投資者看到不斷擴張的市場之后，才可能進行投資，將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這兩個條件構成資本擴張的社會需求條件:社會需求必須是不斷擴張的系統，才能給資本擴張提供空間，資本的擴張能力才能夠實現。于是，經濟就像騎在老虎背上，要使資本持續擴張，社會需求必須不斷增長，僅僅由于社會需求停止快速增長，衰退也可以到來。

那么，可不可以使社會需求不斷增長呢?確實，人的需求隨著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但如果需求的增長僅僅停留在人的心理層面而無法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的話，這種增長還不成為能夠滿足資本擴張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增長。資本不會無條件地滿足人們增長的需求，也不會做虧本生意。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提供住房，資本所有者也不會為低收入者免費提供。因此，要維持社會需求的持續增長，關鍵在于提高人們的有效需求，而最根本的又在于使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穩步增長。然而，資本邏輯注定了勞動者的現實購買力不可能穩步增長。

資本的最終來源是剩余價值，資本擴張必然要求剩余價值最大化，通過雇傭工人來生產并占有剩余價值，是資本的固有本性。而企業之間的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驅使各個企業爭相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在市場力上獲得生存權利。這種壓力又進一步迫使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于是，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由此導致了工人的貧困化和消費的最小化。經濟越發展，資本越擴張，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越多，因而就造成了以下情況:(1)資本的擴大產生了更大的生產能力和擴張能力，需要更多的社會需求來消化;(2)資本所有者擁有了更多的貨幣，但由于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低，因此，即使他們擁有巨大的購買力，也不會大幅增加社會有效需求;(3)勞動者變得相對貧困，雖然他們的貨幣收入也可能不斷增加，但物價上漲的速度往往超過了他們收入增長的速度，因而無法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這樣一來，就產生了資本擴張需要有效需求的增長來支撐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在有效需求不足時，資本所有者便千方百計地通過刺激需求來緩解矛盾。(1)經濟全球化。向國外輸出產品和服務，通過國際上的需求來消化國內的剩余生產力;向國外進行資本輸出，通過對國外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剝削來實現資本的擴張。這是資本在空間上的擴張。(2)擴大國內信貸。勞動者缺乏現實的購買力，資本所有者就以優惠的條件向勞動者提供貸款，讓他們擁有購買能力，刺激有效需求。這是資本在時間上的擴張。然而，勞動者這種購買能力的獲得是以將來償還更多的本息為代價換來的，這實際上是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未來剩余價值的剝削。有許多勞動者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才能在臨終前償還房貸，成為地地道道的“房奴”。

為什么在2000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時，美聯儲連續降息?為什么在房地產尚未升溫的時候，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就以優惠條件向低收入者提供貸款?因為美國政府要刺激社會需求，經濟衰退使資本失去了擴張的空間，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這樣做。在房地產開始升溫時，各貸款機構紛紛推出次級房貸，一方面是他們想這么做，來獲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也是不得不這么做，非此不能刺激消費需求來實現資本進一步擴張。

但是，這些手段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延緩了危機的到來，它們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也就無法避免危機的爆發。因為被刺激起來的國內外需求引起了資本的加速擴張，造成了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同時，資本的擴張又進一步加大了對勞動者的剝削，使得勞動者“相對貧困”進一步惡化。房地產及其他經濟泡沫越來越大，提供給勞動者的貸款越來越多，而當通貨膨脹到購房者不得不挪用本應用來償還房貸的錢來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時，違約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金融危機隨之爆發。表面看來，是2004—2006年利率的不斷調高增加了還款壓力，導致了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加息原本是為了緩解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延緩危機的爆發。如果不加息，危機依然無法避免，而且還會爆發得更加劇烈。

這就是資本擴張的經濟悖論:擴張的資本必然抑制社會需求，由此導致經濟擴張失去其實現條件，產生資本過剩性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經濟危機永遠是細節不同，本質卻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如此，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如此，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亦如此，這一次的次級房貸危機也不例外，它顯示了一種常規模式，即資產價格上升——信貸擴張——投機——過剩——資產價格下降——違約——市場恐慌，而這種模式的背后是資本擴張引起的經濟悖論。在當前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擴大經濟開放的過程中，這個悖論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參考文獻:

[1]魯品越.資本邏輯與當代現實[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48-168.

[2]張明.美國次級債危機的演進邏輯和風險涵義[J].銀行家，2007，(9):98-101.

[3]馬丁·沃爾夫.解讀全球金融危機疑問[J].全球商業經典，2007，(10):23.

[4]曾芳琴.次級債危機的蔓延機制及影響[J].中國貨幣市場，2007，(8):25-29.

篇3

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中之所以會發生周期性波動其根源正在于乘數原理與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

第一，在經濟中投資、國內生產總值、消費相互影響，相互調節。

第二，乘數與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經濟周期的具體過程是：假設由于技術進步使投資增長，投資增加又會通過乘數效應引起國民收入的更大增加，國民收入的更大增加又通過加速效應引起投資的更大增加，這樣，經濟就會出現繁榮，整個社會進入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然而，當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會需求與資源的限制無法再增加，這時就會因為加速原理的作用是投資減少。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來源：文章屋網 ）

篇4

關鍵詞：金融危機：新興經濟體；高儲蓄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08)12－0026－03

2008年10月30日，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在其發表的《亞洲的復仇》一文中提出，正是新興經濟體特別像中國這樣的亞洲新興經濟體與石油輸出國的“儲蓄過剩”導致美國家庭過度消費，并最終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該文發表后引起較大的反響，一些人以此論點為依據，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應為這場危機負責。筆者對此分析后認為，馬丁?沃爾夫對于這場危機背后全球經濟結構失衡的背景分析有一定道理，對未來全球經濟治理提出的一些想法也有參考價值，但其關于新興經濟體高儲蓄是美國高消費的根源，甚至是整個危機發生根源的觀點卻失之偏頗。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此進行了廓清。

一、美國過度消費決定于其經濟增長模式。而非新興經濟體的儲蓄過剩

長期以來，高消費都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1950年到2007年，消費、投資、出口對美國實際GDP同比貢獻率的均值分別為2.27％、0.60％、－0.09％。從歷史數據看，美國的高消費、低儲蓄也并非始于新興經濟體的儲蓄過剩。實際上，美國居民儲蓄率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持續下降，從1981年的21.3％下降到2000年的16.9％。而同期中國儲蓄率則經歷了從緩慢上升到下降的過程，在33.5％和41.9％之間波動。與美國儲蓄率急劇下降的變動趨勢并不一致。這說明，美國消費率上升、儲蓄率下降主要還是源于其國內因素，如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消費文化轉變等等。

2000年之后，中國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儲蓄率上升與美國儲蓄率加速下降的變化趨勢大體一致，但這同樣不能說明美國高消費的根源就是中國的儲蓄過剩。事實上，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產業創新能力、龐大的金融市場和雄厚的軍事實力，引領了全球產業轉移和分工，主導著國際資本流動與配置。在這一背景下，其高消費增長模式是在其所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背景下的自主選擇，而非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儲蓄過剩所導致。事實上，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高收入國家的高消費，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產品提供了廣闊市場，才導致了后者積累了大量貿易盈余。在國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出現了所謂“儲蓄過剩”。可見，在發達國家過度消費和發展中國家過度儲蓄的因果關系上，正確的邏輯是發達國家的高消費拉動了發展中國家的高儲蓄，而不是相反。圖1反映了美國經濟和消費增長對中國對美出口的顯著影響。二者從未脫鉤。

二、新興經濟體儲蓄過剩是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分工深化的必然結果而非新興經濟體刻意的戰略選擇

馬丁?沃爾夫認為新興經濟體儲蓄過剩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新興經濟體為吸取危機教訓刻意追求高順差并帶來高儲蓄的結果。這一分析雖有一定道理，但忽視了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分工深化這一重要影響因素。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蓬勃發展，全球迎來了新一輪的產業轉移，逐漸形成了“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的分工模式。發達國家制造產業大規模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轉移，使其逐步成為世界制造工廠。這些跨國產業資本利用新興經濟體的廉價生產要素，生產大量廉價商品，出口到美歐等發達國家供其消費，這一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必然會導致西方高收入消費國的巨額逆差和新興經濟體的巨額順差。

以中國為例，通過對貿易順差結構的多層面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產業分工對生產國巨額貿易順差形成的影響。

首先，從貿易方式看，中國貿易順差主體是與全球產業分工深化密切相聯的加工貿易順差。1999年至2006年這8年間，加工貿易順差甚至均高于當年貿易順差總額。加入WTO以后，加工貿易順差從2002年的580億美元大幅度躍升至2007年的2500億美元。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貿易順差總額1809億美元，而加工貿易順差則達到2141億美元。

其次，從企業主體看，與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配置直接關聯的外商投資企業實現了中國絕大部分的貿易順差。2002年以來，外資企業帶來的順差規模從不足100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350億美元，占順差總額的比例也從31％提高到51％。2008年前三季度，外資企業實現順差占比進一步提高到61％。

第三，從貿易國家看，中國對不同國家貿易平衡狀況的顯著差異，也鮮明地反映出全球產業分工對貿易狀況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在全球貿易鏈中實際發揮了組裝平臺作用，從東亞進口了大量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從沙特、巴西和澳大利亞等國進口原油和鐵礦石等初級產品，生產的消費品則主要出口歐美國家。因此，中國在對美歐出現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對東亞和沙特等國的貿易逆差規模也在不斷擴大。2008年前三季度，中國對美國和歐洲順差規模分別為1270億美元和1180億美元，而同時對東亞經濟體和沙特等國的貿易逆差規模也達到1200億美元和400億美元。

三、美國濫用美元特權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家庭過度借貸消費，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

美國高消費經濟增長模式背后的主要支撐力量是高負債。美國家庭乃至整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承受較高的負債水平。其根源在于美元作為國際主要支付手段的特殊地位以及長期實行的寬松貨幣政策。高負債消費在推動美國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導致資產泡沫的膨脹，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低利率催生高風險的金融運行模式，經濟表面向好又使得當局放松了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市場缺陷與政策缺陷共同影響平衡機制的運作，矛盾不斷積累并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一)濫用美元特權透支使用全球資源

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位使得全球經濟過度依賴美元，美國當局放任其消費者在全球負債消費，以保持美國經濟的繁榮，最終形成巨額的貿易和財政赤字，使其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盡管美國可以憑借美元的特殊地位，以貶值的方式來消化部分債務負擔，抵消美國長期貿易和財政赤字的不利影響。但是，沒有哪個家庭，也沒有哪個經濟體可以永久地入不敷出。美國不是用儲蓄，而是用股市和住房市場的資產泡沫支撐空前的過度消費，加劇全球經濟失衡狀況。這種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最終會因為某種資產泡沫的破滅，引起資產負債表的劇烈調整而引發危機。

(二)美國長期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為次貸危機埋下了禍根

泡沫破滅后，為避免美國經濟滑向衰退，美聯儲

從2001年起開始大幅度降息以刺激經濟增長。聯邦基金利率從2001年1月的5.98％降低到2004年中期的1％。同時，30年期的固定利率房屋抵押貸款的合約利率也從2000年5月的8.52％下降到2004年3月的5.45％。長期過低利率政策刺激經濟過度膨脹，直接導致了二三種后果：

一是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和美國家庭的過度借貸消費。在超低利率的刺激下，從2002年起，美國家庭借貸消費出現快速增長，家庭資產負債率也由2002年初的25.5％快速上升到2005－2006年的31％左右。美國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之所以愿意承受較高的償債負擔，是因為在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下，美國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進而帶來可觀的資產增值收益。在財富效應的激勵下，盡管美國家庭償債負擔日益沉重，但借貸消費仍然保持加速態勢。由此可見，并不是新興經濟體的廉價商品導致美國家庭的高消費，而是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撐了美國家庭高消費。

二是催生了金融體系高風險的盈利模式。低利率環境致使金融機構固定收益投資的收益非常微薄，甚至難以覆蓋費用支出。一些金融機構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選擇高風險的投資策略，采用增加杠桿率、購買高風險資產或低流動性資產來提高其收益能力。例如，從雷曼、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的年報看，這三家機構2007財年年末的杠桿比例分別為31倍、26倍和33倍，流動負債占比分別高達82％、85％和79％。這種高杠桿、低流動性的盈利模式使得金融機構交易頭寸對房價及利率異常敏感，整個金融體系非常脆弱。在經濟持續景氣、資產價格上升時，金融機構能獲得較高回報。但是，一旦資產價格出現持續下跌，金融機構就被迫啟動去杠桿化過程，即通過出售風險資產來主動收縮資產負債表，或者吸引新的股權投資來擴充資本金規模，這些行為要么會壓低風險資產價格而引發市場動蕩，要么會造成市場流動性緊張，釀成整個信貸市場系統性危機。更重要的是，這些投資機構活動的全球化使得這種高杠桿的投資活動成為全球性的行為，所以危機一爆發，就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

三是金融創新異常活躍，而金融監管相對缺位。低利率下經濟景氣持續高漲使金融當局放松了監管。那些在OTC市場交易的固定收益類產品，很多沒有得到有效監管。這個市場的游戲規則主要靠行業自律和民間機構進行協調，沒有監管機構對這個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實施有效監督，導致信用衍生品市場的規模無限膨脹，以至失去控制，最終出現崩塌。

由此可見，過度的金融創新、高杠桿的金融運作、寬松的監管環境只是次貸危機的表面原因，而低利率刺激下的過度借貸消費才是資產泡沫形成并最終破滅的深層次原因。

篇5

[摘要] 目的 探討腹腔鏡微創遠端胃癌D2根治術治療老年胃癌的效果及其對免疫功能、低氧誘導因子-1α（HIF-1α）和結腸癌轉移相關基因1（MACC1）表達的影響。 方法 選取2009年2月～2013年8月于四川省崇州市人民醫院診治的78例老年胃癌患者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腹腔鏡微創遠端胃癌D2根治術組（微創組）和開腹遠端胃癌D2根治術組（傳統組），每組各39例，比較兩組患者的近遠期療效、并發癥情況、治療前后免疫功能、HIF-1α和MACC1表達水平。 結果 微創組患者術中出血量少于傳統組，胃腸道功能恢復時間短于傳統組，并發癥發生率低于傳統組（P < 0.05）；兩組患者手術時間和淋巴結清掃數目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患者平均生存時間、1年生存率、2年生存率和局部復發與轉移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患者治療后IgM、IgG、CD4+和CD4+/CD8+水平較治療前升高，CD8+、HIF-1α和MACC1水平較治療前降低，且微創組上述指標的改善程度明顯優于傳統組（P < 0.05）；兩組患者治療前后IgA和CD3+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結論 腹腔鏡微創遠端胃癌D2根治術可顯著提高老年胃癌患者的近期臨床療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抑制腫瘤相關基因HIF-1α和MACC1的表達。

[關鍵詞] 腹腔鏡；胃癌；免疫功能；低氧誘導因子-1α；結腸癌轉移相關基因1

[中圖分類號] R73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3（b）-0021-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fficacy of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gastr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gastric cancer and its influnce on the expression of immune function，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 and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 1 （MACC1）. Methods 78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from February 2009 to August 2013 in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zhou City， Sichu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and D2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traditional group） by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each group had 39 cases. The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clinical efficacy， complications，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the levels of HIF-1α and MACC1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group，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time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group，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in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1 year survival rate， 2 year survival rate and local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IgM， IgG， CD4+ and CD4+/CD8+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CD8+， HIF-1α and MACC1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se indicators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evels of IgA and CD3+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 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gastrect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hort-term clinical efficac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tumor related genes HIF-1α and MAC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