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根本矛盾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商品經濟的根本矛盾，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管理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22-05

一、社會主義是否應該發展市場經濟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全局的重大問題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完全成功的，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實際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一些國際友人也充分肯定了我們取得的成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深入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認真研究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正確反映。它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又產生了具有社會主義內容的特殊規律；具有市場經濟一般的許多共同的運行形式，又產生了許多不同既往的新的市場經濟運行形式。它是在否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市場經濟新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種重大探索、重大突破、重大進步和重大創造。它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宏觀管理、綜合平衡條件下更加活潑，更有生機，更有適應調節能力和創造創新能力，能夠更充分地調動各個方面、各種因素發展生產力的主動性、自覺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主要表現在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分配方式以按勞分配為主和走共同富裕道路。這些既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否定。而市場經濟的優勢主要是利用價值規律，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這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過去我們只注重發揮前一方面的優勢，把后者誤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而加以忽略甚至抑制，為生產力發展設置了障礙。這兩種優勢本來是社會主義制度都具備的，只是過去我們沒有發現這一點，而現在也還未能完全認識這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擺正了市場與宏觀管理的位置，既發揮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又重視發揮宏觀管理的重要作用，使兩者的相互關系走上了正確軌道。宏觀管理或稱全局管理是從國民經濟和全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對經濟進行管理，它立足實際、放眼全局，實現了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有機結合，并盡力避免市場失靈問題，使市場運行和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符合整個社會平衡協調、有步驟、按比例全面發展的要求。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本質差別

毋庸置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當然有共性，如市場經濟運行的形式和規律等。其中，“看不見的手”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是市場經濟共同的最重要的基本規律。因此，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理解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性，掌握市場經濟的特點和規律，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但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市場經濟不僅是資源配置的方法，也表現了生產關系的性質，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存在著一些特殊的運行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所有制基礎不同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之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之上。資本主義制度誕生后，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但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之上，使其先天便具有兩個無法解決的根本矛盾。實踐表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日益下滑，而且這不是單純用基數大所能解釋的，只是表明“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此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物質生產停滯甚至下降，而另一方面，其虛擬資本卻瘋狂增長。如，美國原來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質生產國，能源、鋼鐵、汽車等曾居世界首位。但這些年來美國物質生產逐步衰弱，其煤礦礦井減少了1/3，煤礦工人減少了1/7，煉化廠減少了1/3，鋼鐵產量已不到中國的1/6。制造業占GDP比重由1960年的29.7%下降到2009年的12%，虛擬經濟和服務業占比則由30%上升為88%。1998—2009年，美國GDP增長了1.4倍，虛擬資本增長了10.4倍。2010年，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的金融貨幣交易額超過1000萬億美元，其中與物質生產有關的僅占1%，外匯市場日成交量是商品日交易量的90～200倍。金融業從業者數量飛速增長，國家壟斷向金融資本壟斷高速發展。目前，美國最大的50家商業銀行資產，占全美1萬家銀行資產的56.8%。有2000多家對沖基金，7000多家保險公司，保險業從業者230萬人，證券業從業者超過萬人。1970—1997年，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增長32倍，國際證券投資增長265.6倍，每年獲得超過萬億美元的利潤，虛擬資本投資利潤比實體投資利潤高幾十倍。

發達國家一方面是物質生產增長緩慢甚至負增長，另一方面是消費和債務高增長。其消費不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增長上，而是建立在入不敷出和掠奪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基礎之上。2010年，美國國債達到11萬億美元，2011年上升到15.3萬億美元，加上其他債務，總額已超過50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達到70%和稅收的674%。2009年，美國債務占全球債務的39%，居世界首位。不僅國家負債累累，而且居民也舉債度日。2008年，美國平均每個家庭負債21.7萬美元，家庭私人負債占CDP的比重達到98%，負債比自有資產高50多倍。2010年，歐洲的公債相當于GDP的80%，其中英國為100%，法國為77%，意大利為106%，希臘為135%。高負債實際上是用別人的錢或未來的錢來維持自己眼前的高消費、高福利，表現出資本主義制度的虛弱和無奈，并成為經濟危機產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

美國不僅利用舉債掠奪發展中國家用辛勤勞動創造的大量物質財富，還利用美元作為儲存手段和結算手段的特殊地位，通過大量印鈔、匯率變化和美元貶值等手段，將危機轉嫁給世界，更使發展中國家遭受巨大經濟損失。

發達國家一、二產業比重下降、虛擬經濟和債務經濟急劇發展，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生產力發達的反映”，而是表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有生產才能有消費，發達國家在生產下降的情況下依靠投機、舉債來維持自身消費，進而成為全球經濟的破壞者和掠奪者，使能夠獲得高額利潤的虛擬經濟成為資本主義腐朽性發展到新階段的重要特征和反映，食利階層人數迅速增加，資本主義寄生性愈發突出。發達國家憑借其資本優勢和技術優勢，不斷剝削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成為它們的打工者、出口市場和廉價原材料供應地，使寄生階級發展為寄生國家，以至于一些失業者寧肯拿失業救濟金賦閑，也要把贓、累、危險的工作讓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工負擔。

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僅在生產過程中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來，也必然在收入分配上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來。生產資料所有制一定會表現在分配關系上，而后者又會進一步影響生產。近年來，發達國家兩極分化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美國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占國民財富的60%。當年經理層年收入1080萬美元，工人為33121美元，前者比后者高325倍。近30年來，美國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增長了89%，而另外80%的家庭實際收入無任何增長。美國財富正迅速向少數金融寡頭和大壟斷資本集中。2010年，美國排前5名的金融公司市值達到80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20。發達國家358個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財富相當于世界財富的一半。而同時，發達國家的貧困人口迅猛增長。2010年，美國貧困率達到15.1%，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人，每7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處于貧困狀態。德國5%的高收入者占有私人財富的1/3，另有50%的家庭其收入只占10%。法國、意大利、德國失業率超過10%，其中青年人失業率更高，意大利為33%，法國為22%，比利時為20%，西班牙為35%，整個歐盟失業人口達2200萬。貧富差距拉大引起社會強烈不滿，導致發達國家犯罪率激增。美國犯罪率最高，2010年犯罪案件超過1000萬起，其中暴力犯罪125萬起，財產犯罪908萬起。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3萬美元，歐元區接近4萬美元，竟還有那么多的貧困人口和失業者，可見其財富不均和兩極分化程度之高，也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于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之上，關鍵生產資料掌握在勞動者手中，保證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一致性，從而在根本上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共同占有，使生產力得到根本性的解放，并解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矛盾，原則上消除了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矛盾和對抗性，因此需要通過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加以解決。

（二）資源配置方式存在差別

由于正確認識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建立起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經濟體制，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內涵發生了根本變化。認識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的必然性，并形成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制度，是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認識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實際上是認識商品經濟在我國發展的必然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但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我們是處理得最好、覺悟得較早、認識較深入的。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與以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的根本區別，在于投資、生產、流通和消費都由市場決定，即使計劃的制定執行也必須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之上。只有建立這樣的體制機制，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基礎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基礎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基礎和出發點是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按勞分配。公有制企業之間雖然也存在競爭，但更多地體現了勞動者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非公有制也是資源配置的基礎，但不占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目的和方式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相互運動中，注重將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個人利益、集體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結合，通過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相互轉化和實現，服務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的一些共同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內涵發生了改變，需要我們結合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更好地認識和尊重規律，使其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三）宏觀調控目的和作用不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宏觀調控體系，解決了從全局出發配置資源這一資本主義不可能解決的根本問題。生產有組織性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這一矛盾帶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盲目發展，導致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矛盾愈演愈烈和經濟危機周期性出現。雖然資本主義國家也嘗試調控，但私有資本不可能甘心接受干預，結果致使這一矛盾無法得到解決。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不僅對市場的調節能力有限，而且其國家機器的運轉反而受到私有資本的“調節”，導致資本主義無法擺脫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占有關鍵生產資料，從而有權力、能力和責任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全局出發，使用和配置主要社會資源。管理經濟是人民民主國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集中力量搞建設、謀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必須集中力量完成這一任務。國民經濟管理體系是一個強大而科學的體系，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體系，是自覺地把過去控制自己的力量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體系。這種從全局出發進行資源配置的宏觀管理，將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與加強宏觀調控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優勢。

總之，兩種市場經濟從所有制基礎到運行內容、運行目的都有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根本上克服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矛盾。雖然還不成熟，許多方面還有待完善，但是它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適應了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并不斷發展完善，是當今人類社會最先進、最優越的經濟體制和具體經濟制度。

三、幾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怎樣理解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

“在宏觀調控下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原則。但是怎樣理解“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呢？有的同志把這一問題理解為單純的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配置，是讓“看不見的手”完全自由地配置資源。這種理解是不完全的，沒有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內容和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至少應當包含以下幾項內容：第一，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第二，資源配置的基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即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第三，市場在各個環節配置資源的核心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第四，在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優勢的同時，盡可能限制市場的局限性和盲目性。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之意。有人把市場的作用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提出經濟領域的完全自由化；反對以公有制為主體，提出以非公有制為主體，讓國有經濟退出一切競爭領域。這種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放棄宏觀管理的觀點違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必將帶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二）怎樣看待和進行宏觀管理

如果把資源配置理解為生產組織方法和運行方式，那么資源配置的形式絕不只市場和宏觀（政府）兩種，它應是一個從個人、企業、企業集團、地方政府、各種中介到中央政府資源配置的金字塔，有若干層次，每個層次都會使用多種手段和方法進行資源配置，只是配置的內容和范圍不同。把資源配置方式概括為市場和宏觀管理兩種，實際上沿用了過去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劃分，并不完全科學。不過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我們還是使用這兩個概念。如果說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那么宏觀管理也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手段，而且是先于市場、高于市場，且單純的市場配置無法取代的手段。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信條便是“看不見的手”能夠調節一切，所以無須任何外部干預。但現實中諸多的市場失靈問題證明，單純依靠市場自動調節實現均衡只是一個空中樓閣。而宏觀管理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它能擺脫企業和市場的局限性與盲目性，從全局出發觀察和處理問題，將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相結合，對社會資源進行社會范圍的總體配置、綜合配置和有預見的配置。宏觀管理包括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兩種形式。我們強調宏觀間接管理，但并不排斥直接管理，包括在一定范圍和時期下達指令性計劃。如，航天工程、南水北調工程、涉及2/3國土面積的三北防護林工程等的實施，大面積建設高產田、加強中西部地區建設等，都需要宏觀直接管理。當然，指令性指標的制定、執行和實現也離不開市場，必須尊重市場規律，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之上。但是這里對市場規律的尊重不是只考慮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是考慮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并將兩者妥善結合。

（三）怎樣看待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物質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發展的基礎，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前提。虛擬經濟是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有實體經濟的發展才能有虛擬經濟的發展。虛擬經濟的根本任務是為發展實體經濟服務，如果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需求自行發展，就可能導致經濟泡沫，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客觀規律表明，經濟發展過程中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的規律是不能違背的。這一點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如此。對此，關鍵在于正確處理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動搖，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動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都反映著一定的生產關系，其性質和內涵都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的。目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已經超過國界，成為各國之間密切聯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現象，我國也已深深融入其中。這給我國帶來經濟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經濟、金融風險。因此，應當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使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從而建立多元競爭的國際金融體系。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立足于廣闊的國內市場，擴大對外開放規模，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使對外開放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篇2

關鍵詞：資本；資本屬性；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由資本的生產方式、運營方式、產品的分配方式及相應制度決定下的資本經營者的精神狀況及表現，它是資本主體的思想意識、心理動機、道德倫理、價值取向的抽象表達。

一、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不同主體間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

較早提出資本主義精神概念的是馬克斯·韋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誠實、守時、勤奮、節儉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態度，是資本家的“節欲”精神，這種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結果，“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1]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促使了近代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和發展。

在韋伯從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高度對資本主義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學者紛紛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了研究，并賦予不同的內涵。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由企業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組成的統一體。例如，他認為17世紀荷蘭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為有寬容等其他的精神動因[2]。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在對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經濟發展背后的意識進行分析后認為，現代化的、以增長為導向的經濟背后的動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對“理性經濟行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義[3]。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為，歷史地講，有三種連續的“資本主義精神”。它們分別代表了冒險、投機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點是企業家和領導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賦、直覺、靈活性和全面主義”[6]。

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和反映是經濟倫理和道德。當代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學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歸哲學》一書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精神。他們認為，近代資本主義以追求利潤為主題而獲得了發展，現在，道德、倫理和資本主義明顯分離了，剩下的只是賺錢，一些經營者缺少社會責任感。他主張超級大企業必須自我抑制，公正經營，不能和政治權力串通一氣危害民眾的利益[4]。另一位被認為是儒教資本主義之父的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提出了“經濟道德合一”的思想，則從另一方面闡述了日本資本主義精神[5]。

與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不同，國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界主要是從促進企業發展的角度進行借鑒研究，推崇資本主義所謂企業家精神，認為這種精神是企業家所具有的獨特的個人素質，是個人內在的經營意識、理念、膽魄和魅力，如創新、冒險、敬業、合作等精神，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是財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設，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學者在內的眾多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從理性“經濟人”的道德倫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經濟人”是“自利的”，就是說追求自身利益是驅使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的根本目的和動機就是追逐利潤，無論是理性的“節欲”精神、奢侈的消費精神，還是企業家個人的冒險和創業精神、經營意識、理念以及個人魅力，都是“經濟人”圍繞這一目的的精神表現。從“經濟人”角度分析，容易將資本主義精神歸結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來，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給我，你就會得到你所需要的”動機，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時，不得不考慮他人的私利，否則就難以實現自己的利益。因此，“經濟人”必須強調道德倫理規范和社會責任，必須“理性”交易，這就掩蓋了“經濟人”理的本質。第三，夸大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利他性”。“經濟人”在逐利的同時，無意識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這被認為是經濟人假設中最有意義的命題。然而，正是這一“‘經濟人’的靈魂”的命題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資本主體的動機深深地掩藏起來了。

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倫理等思想范圍內，這和較早前馬克思從資本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有著本質區別，它看不到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社會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單向度的“經濟的道德人”。這樣的分析，也使人無法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對利潤的追求所導致的經濟與道德的沖突，主觀的道德價值和客觀的經濟價值分裂的本質。

我們應該看到，在資本主義及其精神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雖然其內涵、表現形式、組成要素等隨著不同主體、社會文化背景、歷史條件不斷變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事實，它只能是資本及其生產方式的反映。資本及其生產方式不僅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和表現形式，而且是它發展演化的動力。而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從資本范疇及其屬性出發，對資本屬性與主體精神表現之間的關系加以分析。

二、資本精神是由資本主體表現出來的。

從個體層面上看，它表現為資本主體運用資本追逐價值增殖的動機、行為、道德表現等，如經營中的誠實守信、社會責任感、生活的理性節儉、個人的貪婪、自私等。通過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反映到主體的精神意識領域和行為上。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的邏輯展開和必然反映。

首先，資本的一般屬性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一般性表現。資本的一般性是指資本具有增殖性、運動性、價值性、競爭性、權力性。“資本一般，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性。”[7]資本一般性是商品經濟共有的范疇，它存在于商品經濟的任何階段，任何領域。一方面，資本沖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識形態、宗教傳統的束縛，使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等領域的經濟活動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另一方面，由于資本的這種一般性，資本對不同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行為動機等產生了沖擊。資本與宗教作用，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宗教變革的產物，與文化、道德作用，就是義利統一、理性節儉的意識。資本精神反映在經濟觀念方面，就是競爭、公平、效益意識，反映在政治觀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識等。盡管資本主體的這些精神表現可能不盡相同，但都是資本生產、運營等活動方式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以資本運營為典型特征的社會，因而，它的資本主體具有資本一般屬性決定的精神表現。

其次，資本的特殊性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第一，資本增殖或者說發揮作用，必須有一定的“作用場”或者經濟環境，這個“作用場”就是市場機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人的行為動機、目的意圖、道德表現、不同企業主體的理念和行為都以市場為中心，以盈利為目的展開，從而形成了既豐富多元又目的單一的充滿悖論的精神現象。第二，資本在運動過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現形式，如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資本的形式盡管不同，形態不斷變化，資本主體的動機卻是相同的，但由于資本主體在資本運動中的參與方式、分配方式、消費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應的形成了主體的不同精神。第三，資本歸屬不同的主體，資本主體精神表現不同。從主體角度看，資本主體精神有個體（包括企業家）、企業組織（包括跨國企業）、社會（包括經濟共同體）等不同類型的精神表現；從資本運動過程看，有不同部門、行業、企業組織的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等；從資本體現的生產關系看，它必然反映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和精神；第四，資本必須結合一定的社會形態，資本的增殖屬性使得它不斷沖破束縛自己的各種藩籬，動員包括精神文化在內的一切力量為自己服務。它不僅和不同的民族、國家、宗教、文化相結合，而且作用于社會結構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習俗、心理等不同層面，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社會不同層面的綜合精神表現。

再次，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屬性的反映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人們站在了市場經濟的同一個平臺，從而使經濟全球化進程能夠迅速發展，資本運營所需的精神能夠得以共享認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場中，經濟主體一般都帶有強烈的國家與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經濟基礎與經濟能力，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的影響，資本主體精神必然面臨著沖突與競爭，各經濟主體總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經濟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價值觀，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

最后，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是推動資本主義精神的演化發展的三種力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的發展，生產、投資、金融等在全球范圍內展開，資本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重組，這就要求資本主體突破傳統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維。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要求資本主體更加注重商業倫理、重新定位實現自己動機的手段。所有這些，都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現。但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未變，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未變。資本主義理性的逐利精神帶來了什么呢？人們除了拼命的、單調的、運用一切手段賺錢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狀況日益艱難，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人的道德淪喪等，資本不僅把文明帶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機與災難帶給全世界。

三、可見，從資本邏輯上講，資本屬性、資本主體精神的內在表現是一致的，從本質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惡”。

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必然邏輯展開和主體精神表現。

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資本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卻在生產著矛盾。資本主義始終要面臨和解決的一個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自身表現與生產方式的矛盾。

第一，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資本“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8]資本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8]。然而，正是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資本，卻是靠剝奪起家的，“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9]“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9]資本同樣帶著血和火書寫著其發展史。而且，這種文明的悖謬還會繼續下去，因為“‘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絕不罷休”[9]。可以看出，資本主義一方面創造出物質文明，另一方面表現出這一創造過程主體精神上的虛偽、欺詐和野蠻性的一面。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

第二，包括資本主義精神在內的資本主義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斷深化。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雖然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從總體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卻不斷深化。其表現主要有四個方面[10]：首先，由單一性矛盾和危機向綜合性矛盾和危機發展。資本主義由早期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文明危機”，引向現在的社會文化領域，成為一種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在內的綜合性、普遍性的危機。其次，社會主體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顯。出現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主體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論”。再次，由民族—國家范圍的矛盾轉化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損害當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類文明根基的“生態文明危機”演進。超級秘書網

資本的生產“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9]“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它是一種歷史的生產關系。”[9]資本主義精神及其與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規律性的演進，既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下的資本主義精神表現的狹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預示了它的消亡和終將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類文明由資本主義文明向社會主義文明的轉型成為必然。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資本在全球范圍的流動，資本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普遍現象。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堅持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對于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如何賺錢，而是探索支持中國市場經濟的一種精神，找到中國企業家應具有的靈魂。沒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業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現代企業，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構建資本精神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其意義比資本主義的物質前提，如資本原始積累更為重大[11]。其次，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精神、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中，要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出發，對資本加以道德倫理限制，始終體現和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目的，企業及其經營者要從“社會的道德人”角度，實現最廣大人的利益，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和諧進步。最后，對待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不僅是認識問題，如何借鑒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堅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學者的方法，建構與培育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承接，體現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既包容多樣又形成核心價值體系等適合本民族、本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的問題，恰恰正是問題的關鍵和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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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4-835.

篇3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倫理市場經濟實踐

作者簡介：顧穎，河北大學政法學院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409

中國已有的市場經濟倫理存在一定問題，主要表現為：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歷史慣性導致個人經濟自由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行政壟斷與差別待遇常態化導致競爭嚴重缺位；科學產權倫理的缺失制約民眾的創富熱情；政府職能錯位干擾了經濟自由和主體平等。為此，必須采取弘揚個人主義倫理、樹立正確的產權倫理觀念、減少市場經濟權主體的存在、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等措施，以更好地構建中國市場經濟倫理。

一、馬克思經濟倫理的內涵

（一）馬克思經濟倫理的出發點

馬克思經濟倫理認為現實生活著的人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市場環境中的人不僅具有經濟活動的意義而且具有道德層面的意義，是具有完整行為標準的人。現實生活中的人，首先其凸顯的是其自然屬性，其次是具有社會生活層面上的屬性，現實中的人具有現實性與實踐性而不是抽象的。人既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客觀性首先相對于人的自我本身同時也是社會的客觀存在。人是無法孤立與社會生產之外而進行獨立的生產活動，社會生產活動也不能忽視人這個客觀活動的主體。人在社會中當中的實踐活動是人與客觀世界關系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是人作為社會主體的客觀證明。人是社會的主體，也是市場經濟的主體。經濟活動是人的實踐活動也是作用于人的實踐活動。人在社會實踐的過程當中，在經濟領域進行生產與消費等經濟行為也是道德規范的創造者。這種道德規范的創建可能產生于經濟行為但更多的是非經濟活動時的創造。人在經濟活動中也是道德規范的執行者，執行經濟行為的同時也在間接執行著道德的內容與規范標準。

（二）馬克思經濟倫理史具體性和歷史性的倫理

馬克思經濟倫理認為人的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是基于人在社會環境下與其他客觀活動主體間的相互行為關系而產生。這種社會環境中的行為關系，主要是人的經濟關系。人在社會活動中與的生產行為以及與其他主體間的商品交換行為，推動著已有倫理道德關系的轉變與發展也催生著新的倫理道德關系產生，并且是倫理道德產生變化的主要動因。任何倫理道德標準的形成，都是現實社會經濟活動的產物。道德的存在基于以及發生過的社會經濟活動，同時道德也是現實正在發生的經濟活動的產物，倫理道德的動態形式與經濟活動的變化規律之間呈現出密切的相互影響關系。道德是可以依照經濟活動關系而具體進行觀察的，同時也是可以因經濟活動關系而變化的。所以道德是呈現出具體性和歷史性。

（三）馬克思經濟倫理是集體主義倫理

人在社會活動中的參與，根據參與的行為方式與社會集體的組成形式，給人以特定的身份。這種特定的身份是人的社會關系象征，也體現著在此范圍內的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本質。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界定一個人，同時人也可以代表自身的個性參加社會活動，而不受社會關系界定的局限。正是人的這種個性化行為方式，使人在社會活動中呈現出主體性和具體性。在人在經濟活動中的經濟行為，無論是發生體還是接受體，都是以主體身份進行的。人在社會活動中的個性化行為，以及主體性的體現，是倫理道德的基本。也是馬克思經濟倫理始終都在提倡而追求的發展方向，即，解放人的自由。人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同時也是道德的真正主體。道德進行實踐必須以人的個性社會活動為載體，進而形成了社會道德。社會道德也是現實道德，社會道德向現實道德轉轉化的過程是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個性化行為的發生結果。

只有把現實中的人當成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才能實現人的自由與發展。社會經濟活動只有將人的主體性地位進行強調與發揮，才能將社會經濟活動有效轉化為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一過程是正確倫理道德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倫理道德的體現形式。所以倫理道德的衡量標準即是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體現的主體性與自由性。這是馬克思經濟倫理觀的內涵精髓，也是市場經濟進行實踐的引導方向。

二、經濟倫理與市場經濟價值取向

（一）倫理道德與經濟的辯證統一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思想家們對經濟倫理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不斷地進行著論證，體現為兩個主要的論點：一種是認為經濟活動是倫理道德的外在體現，倫理道德是經濟活動的本質而且倫理道德的發展直接影響著經濟活動的方式。另一種觀點認為倫理道德是經濟發展的一種策略或者手段，經濟發展通過倫理道德來進行一定行為指引和界定，倫理道德是經濟活動的要求。

這兩種觀點具有一個相同的特征就是倫理道德與經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兩種觀點之所以獨立也正是基于這種價值取向的差別。兩種價值取向的對立觀點在論述的規程中，并沒有對價值取向進行針鋒相對，而是側重于對于因果關系的強調。這種因果關系都是基于同一現實結果進行比較的，也就是說其中具有一定層面的統一性。兩種觀點對于結果形成的原因展開價值取向的論述，但是結果卻是客觀現實的存在。客觀現實的統一性，掩蓋了理論層面價值觀的對立性。馬克思經濟倫理的內涵對這種內與外的矛盾進行了充分的解析，市場經濟在現實環境中的發生不僅轉變著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同時也能推動新的倫理道德觀念形成。兩者之間無論是在社會現實層面還是在理論現實層面都是相互影響的對立統一的、辯證哲學關系。倫理道德在社會現實環境中的實踐，以及市場經濟在社會現實環境中的實踐，都必須以人為活動主體來進行發展。所以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與人的關系，成為了其個體實現發展的核心影響因素。比如說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在尊重并強調人在現實活動中的主體性地位，并協調好經濟與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為前提進而形成正確的市場經濟倫理觀，并以這種價值觀念指導其市場經濟活動策略，才能實現經濟本身的發展。這也是馬克思經濟倫理與市場經濟進行有機融合的核心實踐途徑。

（二）倫理道德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兩種作用方式

倫理道德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是基于兩者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如果沒有實際發生的行為，兩者之間就不會存在實際關系。現實中的人為實現自身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社會行為以市場經濟活動來實現，就產生了以人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活動。經濟活動發生的同時，通過人這一活動主體，使倫理道德也在產生動態變化或者進行新的形成。同時倫理道德對市場經濟活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力，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經濟倫理對市場經濟發展有兩種作用方式。兩種方式是基于倫理與經濟的辯證統一本質，而又體現出的兩種不同外在形式。首先是自發經驗式的作用方式，市場經濟在社會現實環境中實際發生時，相關經濟活動主體間存在著一定的利害關系矛盾，需要相應的規則或規范來進行界定和指導。經濟倫理在各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發揮著界定和指導的作用，使各經濟活動主體間的經濟行為關系能夠協調，進而實現市場經濟活動的順利展開。經濟倫理在發揮作用的同時受社會法律制度的支撐，兩者之間協同對市場經濟活動產生實際作用。同時在經濟倫理也在非社會法律制度支撐范圍發揮著影響力，這也是經濟倫理自發經驗式作用的主要價值體現。但是在沒有社會法律制度支撐的前提下發揮的影響力，很容易受到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的主動性破壞。產生非經濟倫理，但是不受社會法律制度約束的市場經濟行為發生。這種市場經濟行為使某一市場活動主體利益受益而有市場活動主體利益受損的情況發生。另一種是自覺理性式的作用方式，自覺理性式是基于自發經驗式出現影響力不足的情況自動產生的。是經濟倫理對市場經濟活動更深層的影響力，也是對市場經濟提出的更高要求，基于經濟倫理被否定的前提之下，經濟倫理以倫理價值觀的立場進行辯護性的行為來影響市場經濟活動，或者更為強烈的采用革命性的行為來對市場經濟活動產生作用力。旨在將市場經濟活動規范在經濟倫理的要求與規范之內，進而實現保證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社會現實要求。

三、馬克思經濟倫理的方法論原則

（一）批判性與建構性的統一

的本質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價值判斷體系，所以馬克思經濟倫理也是以批判思維來發揮影響力的。這種批判式的價值判斷和解決問題方式，這種科學的精神和辯證的眼光是市場經濟實現發展的、理念層面的重要構成部分。通過經濟倫理對市場經濟活動的批判，使市場經濟能夠找到自身存在的問題，進而使市場經濟能夠實現對主觀和客觀問題的全面而系統的掌握。所以經濟倫理對市場經濟的批判是市場經濟實現自身發展的建構需要，批判性與建構性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倫理方法論的核心原則。

在社會現實環境中，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很難做到批判性與建構性的統一，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批判性與建構性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秉承建構性的原則，可以保證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實現利益的積累，而經濟倫理在一定程度上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利益積累產生了負作用了，而強調倫理道德價值的維護。這種經濟活動問題的本質是利益積累與倫理道德之間的價值矛盾。倫理道德其本質上并不是利益積累的矛盾體，相反的是倫理道德的價值觀正是基于以人為主體的利益實現最大化。在一定的情況下產生的倫理道德與利益積累之間的矛盾根源是在利益實現的層面上，構建主義強調的是基于當前目標的利益實現，而經濟倫理的倫理道德價值標準要求的更加長遠而寬泛。這就產生了市場經濟活動主體需要面臨的價值選擇問題，是選擇側重構建性的單一目標利益還是著眼長遠的批判性利益。這種選擇最終的結果取決于市場活動主體的綜合辨析能力，而不是批判性與建構性矛盾沖突的獲勝者。批判性與建構性在本質上都是著眼于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的利益積累，兩者并無根本矛盾。矛盾的是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的自我選擇。

（二）“以人為本”的經濟趨勢

從馬克思經濟倫理的批判性與建構性統一原則中不難看出，就市場經濟活動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實現利益積累的最大化，而利益積累的最大化正是基于以人為主體的需求。所以服務與人的基本需求、滿足人的發展需求是馬克思經濟倫理的核心原則，也是其內涵核心。“以人為本”是馬克思經濟倫理的內涵主旨，也是經濟倫理進行實踐所需要秉承的原則。商品經濟的社會化發展和人性化發展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必然，“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市場經濟中將占有核心的經濟行為指導地位。

市場經濟在社會現實環境中進行經濟活動時，重視發揮人在經濟活動的主導性，利用人的創造性勞動產生實際利益是市場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實現方式，同時也是經濟倫理與市場經濟進行融合并實踐的理想化境界。在“以人為本”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強調的不單單是發揮人的勞動生產能力的利用。應更加強調市場經濟活動服務與人的本質，只有將市場經濟活動的價值產生在人的利益獲得上，市場經濟活動才能真正實現本身的自我價值以及利益的積累。市場經濟利用人的創造力來生產，并服務人的根本需求，是經濟倫理的要求、“以人為本”原則的要求、是市場經濟活動主體本身實現發展的必然途徑，更是經濟倫理與市場經濟進行融合的實踐體現。

四、馬克思經濟倫理的精髓——勞動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發展

市場經濟活動是人類重要的社會活動，人類通過在社會現實環境當中經濟活動來創造利益并逐漸的積累利益，以滿足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人類本身是其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將生產力轉化為實際的利益。作為生產活動主體的人，在勞動過程中通過對自身的利用以及對工具的使用產生了勞動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在一定的市場環境的標準下轉化為實際效益，而實際效益就成為了人的最終收益。但是這種最終收益并不能等向代表生產力的價值，這是由于市場環境的價值轉換標準決定的。當市場環境價值轉換標準下，人的勞動生產價值高于實際轉換效益時，人的收益就會受損，生產力就會處于弱勢被壓迫地位，導致人的發展受到限制。

馬克思經濟倫理的出發點就是要解放生產力受到的壓迫，實現人的自由發展。這一目標是馬克思經濟倫理的內涵精髓，也是思想在經濟倫理中的體現。生產力是人實現發展的根本，將生產力有效發揮并獲得公正的效益回饋是人實現發展的必然途徑。但是在社會現實環境中，社會內部往往充滿著矛盾與競爭，人與人之間的發展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性，這就產生了一些人實現發展而另一些人則受到壓迫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以社會觀為根本核心的馬克思經濟倫理，以打破這種矛盾性的束縛，實現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在社會現實環境中發揮對市場經濟活動的作用力。首先，將利益的概念超脫與單純的物質財富利益，而是著眼于人類長遠發展的綜合利益，如：人的物質生活質量、生態環境的保護與開發、精神文明建設、社會的和諧穩定、社會倫理道德的形成等。這種利益標準是人與社會實現長遠發展的價值標準，在正確價值標準進行確定的前提下，還需要對市場環境的價值轉換標準進行革新才能最終實現人類的價值獲取。市場環境的價值轉換標準是影響生產力轉換為實際效益的核心因素同時也影響著生產力的發展。市場環境的轉換標準是社會體制、經濟體制、社會意識形態、政策法規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將其進行有效的改革，需要國家行為的長期作用，而經濟倫理可以從中發揮正確引導的作用。以一定的價值衡量標準來引導改革的方向與實施措施。

五、以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為核心建構市場經濟倫理

適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經濟倫理，就是能夠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倫理精神。將我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實現作為改革基本點，以引導社會生產力創造性的發展為實效標準，構建以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為核心的市場經濟倫理，是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也是時展的必然要求。

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明，中華傳統文化在社會各領域當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并形成了一定的倫理道德標準。這種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不僅影響著經濟領域的經濟活動，對我國社會各領域、各層面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是我國精神領域的核心支配力量。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是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中的精神力量，指引社會現實環境中市場經濟活動的行為標準，并有力的推動著市場經濟活動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不是一種硬性的規范制度，而是基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基本的利益需求，將人民群眾的勞動生產力最大化、最合理化的進行發揮，并實現最為公正而平等的價值轉換，進而實現在社會經濟發展中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宗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實踐目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是統一的，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礎之上，作用于法律制度不能控制的范圍，發揮著法律制度不能發揮的積極影響力。同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形成了相輔相成、協調發展的關系依托于中國優秀傳統道德觀念而樹立的市場經濟倫理，是中國優秀傳統道德觀念在當代經濟建設中發揮影響力的體現。由于受到經濟倫理中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市場經濟活動本身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色彩。社會主義價值觀在這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獲取與反饋中，積極而顯著的影響了社會倫理道德的形成，最終使社會道德風氣與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了重要的改變。

所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間接的推動著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并且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是時展對國家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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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關系的歷史演變

(一)古代法時期

正式論述之前，須首先明確一個概念，即對一國法律秩序中法律地位的考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標準。我們知道，現代法律已不再是概念法學價值無涉的體系，毋寧是包含著價值評價的標準。鑒于諸多學者將法律分為外部體系與內部體系，［1］316－348筆者對法律地位的判斷就采取規范效力及價值判斷的標準，其意指某部法律在一國法律體系中規范效力和價值判斷的重要性如何。從法律的分期來說，民法的歷史地位應從習慣法說起。但實際上習慣法時期，社會為原始社會，經世代而形成的有關秩序的規則雖然具有氏族的強制力，可以成為習慣法，假使硬性地從中剝離出有關民法、刑法的規范來，則未免過于牽強，毋寧認為是處于一種漸進的、分離的發展過程。故本文對民法地位的考察以古代成文法、近代法和現代法的分期進行。分期依據作為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經濟關系，分別為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的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工業革命以來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時期，二戰以后的混合資本主義時期。

在古代成文法時期，民法規范是社會的主要規范。以《十二表法》為例，這部成為羅馬法基礎的法典［2］18分為傳喚、審判、求償、家父權、繼承及監護、所有權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補充、后五表之補充等十二篇。其中公法所占范圍最小，訴訟法次之，私法最大。原因在于:首先，該法乃平民與貴族斗爭的產物，故而要求對私權進行較多的規定;其次，該法典乃習慣法之匯編，而習慣法又以私法為主;再次，在重視身份的古羅馬，主要還是通過人法來調整身份關系，而人法自屬民法。

憲法一詞來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n”，本是組織、確立的意思。古羅馬帝國用它來表示皇帝的“詔令”、“諭旨”，以區別市民會議通過的法律文件。歐洲封建時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對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的確認，含有組織法的意思。英國在中世紀建立了代議制度，確立了國王未征得議會同意不得征稅和進行其他立法的原則。后來代議制度普及于歐美各國，人們就把規定代議制度的法律稱為憲法，即確立的法律。［3］20因此在古代法時期憲法的內涵不同于近代法時期，主要是皇帝頒布的一些有關組織的公法規范，而后者已經是具有意義的法律。既然憲法尚處于概念發展階段，也就意味著在民刑混雜的法律中，沒有更高位階的法律，因此民法與其他部門法是同等效力階層，亦即在法律的外部體系中，民法與刑法等規范同處于同一位階。而在價值上，因為私法來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百科全書”，它告訴人們為人處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術。私法配稱人間指南、人生向導。［4］

此時，法律的精神、價值均體現、凝聚在民法之中。刑法所體現的價值主要是對嚴重破壞社會秩序之侵權行為的一種矯正，亦即與侵權法一樣，承擔并實現矯正正義。唯侵權法所實現的矯正正義可以通過私法的救濟而得以實現，刑法實現的乃是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正義，需要對行為人科以刑罰以懲罰犯罪并實現刑罰的預防功能，因此我們可以將刑法的這種功能視為是對民法價值的一種補充。綜上，在古代成文法時期民法在法律的外部和內部體系上處于一種事實上的最高地位。有學者稱，在憲法產生之前，私法就是憲法，［4］52是對此時民法地位的一種真實描述。

(二)近代法時期

在近代法初期，民法的地位未曾變化，只不過其內容以另外一種面貌出現，即“舊瓶裝新酒”。以1804年《法國民法典》為例，作為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它以法律的形式體現和鞏固了革命的成果，是“人權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體現。它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在民法典的規定下，所有的法國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是一部解放人的法典。［5］6也就是說，民法典通過對私權神圣、契約自由以及過失責任等原則的確立，凝聚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核心價值，亦即它在法律的內部體系中仍然占據著最高地位。假使將民法典編纂視為一個國家私法秩序建構的最顯著的標志，則包括德國、法國在內的歐洲主要國家的民法典編纂都不是在民主體制之下完成的，亦即私法秩序的生成沒有受到民主的影響。德國學者明確提到，在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中，與憲法的關系問題完全被擱置在一邊，未加考慮。［6］79不僅如此，實際上在民法典的實施過程中，憲法亦未對民法施加實質性影響。原因在于，此時的憲法雖則規定了秩序，并賦予公民廣泛的權利與自由，因其自身尚未形成違憲審查、憲法訴訟等制度，憲法實際上僅是一種價值宣泄，并未得到真正實施。然而，隨著立憲主義的興起，這種情況得到改變，民法與憲法關系步入近代法的第二階段，即涇渭分明的平行階段。立憲主義憲法深受限權政府理論以及人權理論的影響，將組織政府與保障公民的個人自由不受政府的侵犯作為其規范的主要內容。［7］35這種憲法理念視憲法為公法，憲法所規定的內容或為限制、規范公權力運行，或為限制公權力侵害私權利。同時為了捍衛公民私權利，嚴守公私法的二分理念，堅決反對憲法對私法發生效力。因為立憲主義憲法均形成了完善的危險審查和憲法訴訟機制，故而憲法確立了其在公法領域的權威。與此同時，民法退出了憲法產生之前的憲法地位，從而成為與憲法平行的私法領域的根本法。“民法•憲法同位論”［8］就是以這種思想為前提。

此時期民法與憲法平行關系的形成在民法上的原因如下。

第一，在所有的法部門中，私法仍然最關乎人們的日用常行。在現實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私法去認識法、接受法、踐行法的。從私法與人們生活的關切度來看，私法是最高的法。［4］52因此民法在私法領域的最高法地位仍無變化。

第二，憲法為公法的理念，導致了憲法價值在私法領域的缺位，而民法的固有品性乃在于保障人權、維護人性，推動人的成長和發展，［9］78正好以私法的身份替換了憲法的這種角色，奠定了其在私領域范圍內的“憲法性”地位。

第三，在公私法對立的情況下，憲法救濟不需要通過民法來實現，民法救濟亦不求助于憲法。給人一種民法與憲法可以持久分立下去的假象。民法從古代法時期的最高地位到立憲時期與憲法平行發展，經歷了一個“民退憲進”的演變。然則，憲法與民法關系至此仍未停止，并且在現代法中繼續演變。實際上從憲法基本權利的內容中我們已經能看到其與民法發生交集的可能。憲法基本權利可以分為積極權利(要求國家積極介入)與消極權利(不要求國家積極介入)。積極權利不具有可訴性，［10］68而消極權利又分為對抗國家和對抗私人兩種情形。前者主要通過憲法訴訟(國外)或行政訴訟(中國)得到救濟，后者則依靠民法得到救濟。基本權利的這種區分實際上內在地蘊含了一種張力，即當憲法或民法任一方不能通過自身的發展來對權利提供合理救濟時，二者就會傾向于向對方尋求援助。而導致這種變化的則是現代社會情勢的變更。

二、社會情勢的變更

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些變化，正是民法與憲法關系變化的基礎。

(一)立法民主化

資產階級革命后，西方各國建立起資產階級政權，資本主義得到了長足發展。相對于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本身即有自由、平等、民主等進步價值追求。因此在尋求政治上的利益時也不同于封建階層的等級和專制，而具有資產階級式的民主。但是資本主義的民主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在最初的時候，資產階級因在經濟上占據了主導地位，政治上也僅僅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截然不同。相應的，此時的法律乃是體現資產階級意志的法律，民法中的所有權絕對、私權神圣等都是明顯例子。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基于根本矛盾，暴露出許多弊端，甚至產生了危機，這引起其他階層的嚴重不滿。為了緩和這種矛盾，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逐漸過渡到福利國家，也就意味著其他社會基層可以參與到民主過程中來。于是民主化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要求法律的制定盡可能地衡平各階層之間的既得利益，因此傳統高度形式化和純粹的法律在價值和體系上逐漸分解。這種立法民主化的趨勢在現代社會已經具有一種共性，即使在社會主義中國也不例外。例如我國立法程序中各界人大代表的審議、表決，立法草案的公開征集以及舉行聽證會等。

(二)階層失衡化

工業革命初期，產業工人沒有自己的土地或財產，必須依靠從事雇傭勞動才能維持自己的生計，由于居民中越來越多的人口無法在農村獲取收入，無法從事傳統的職業，因此他們只能到不斷擴大的工業領域中去尋找工作和其他賺錢的可能性。［1］68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企業主、資本家日趨富裕，掌控的資源也日益增多，產生了跨國公司、壟斷巨頭等強勢團體。市民社會的這種分化導致了勞動者與雇傭者的對立。不僅如此，隨著知識的深入，特定領域的信息集中在特定階層之中，該領域的話語權也集中在該階層手中。于是，消費者不僅孤弱，亦常欠缺對產品的知情權、安全保障權等，并且在損害發生后，也常陷于無法舉證的尷尬境地，出現了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對立。最終形成了“消費者/生產者、勞動者/雇傭者的二元模式”［11］133局面。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體制下，社會階層持續分化。“農民階級分化了，工人階級也變化了，并產生了諸如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經理人員等一批新的社會階層。一些階層的社會地位上升了，規模也擴大了，一些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下降了。一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社會階層結構正在形成之中。”［12］33當前我國社會階層的變化還不合理，還只是一個中低層過大，中上層還沒有壯大，最上層和低層都比較小的一個洋蔥頭型的階層結構形態，與穩定的橄欖形結構還有較大差距。［12］35一般而言，在現代社會中，穩定的社會階層結構能夠扭轉現代“消費者/生產者、勞動者/雇傭者的二元模式”失衡，因此我國社會應當在促成其走向階層合理的同時，尤其應當注意對社會結構失衡的宏觀調控，特別是通過法律的手段。

(三)社會危險化

科技革命的興起使技術性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特征。技術在推動大工業發達的同時造就了環境污染、機動車損害、產品損害等副產品。技術的發展亦極度壓縮了人的隱私空間。面對管領危險之物或從事危險活動的企業組織體之時，作為一般民眾的受害人有結構上的弱點。現代社會同時又是危險社會。危險既包括了建筑物致害、拋棄物致害、地面施工致害、動物致害、無(或限制)責任能力人致害等傳統因素，也包括了因科技進步、資訊發達、企業競爭、消費活動等產生的現代新型危險。危險社會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如何對損害提供合理而有效的救濟，同時兼顧受害者與責任人(包括有加害人與無加害人的情形)。一方面，在許多情況下，可以責任人完全的損害賠償，則可能使責任人陷于破產之境地，從而對個人的行為自由以及經濟的有序進行造成嚴重限制與破壞;另一方面，假如過分偏袒責任人，則將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賠償，從而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變化，導致了民法與憲法地位的變化，進而影響到民法與憲法的變化。

三、民法地位的衰弱

社會的變化，使近代民法發生了諸多變化，例如所有權絕對①、契約自由原則②被修正。在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型的過程中，最終使民法喪失了私法統治根基的，乃是其在在理性追求及損害救濟之變化。

(一)形式理性的衰弱

民法的形式理性，亦即高度精粹、技術性的語言，使其能夠抽離于各種社會的生活條件和世界觀，放之四海而皆準，此亦為民法維持體制中立的奧秘。［13］4－5民法的這種形式理性主要體現在民法中“人”的影像上。近代民法中人的影響“乃是根植于啟蒙時代、盡可能地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個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經濟人”。歸納起來有兩點:一為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即“可由自身意思自由地成為與自己有關的私法關系的立法者”，但卻不考慮知識、社會及經濟方面的力量之差異的抽象性的人;一為“強有力的智者”，即在完全平等之法律人格背后隱含的是“在理性、意思方面強而智的人像”。［14］8，35近代民法中這種人的影像，實際上是基于法律個人主義的思想。法律個人主義的思想正是近代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產物，它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資本主義市場主體的自由，極大的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然而，現代社會中經濟的非均衡化趨勢侵蝕了法律個人主義的基礎。日趨強大的大企業、跨國公司打破了近代民法中的主體平衡，而民主化趨勢中的各個階層則要求法律正視主體間的這種不平衡，并要求國家有所作為。如上文所述，民主化的這種要求最終在各階層代表作為立法者的博弈中體現出來。于是近代民法的形式理性受到沖擊，而越來越融入了實質理性的因素。現代民法中實質理性的表現就在于其對民法中“人”的具體化對待。申言之，在近代民法中，一則人已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不平等的具體的人。二則已非“理性人”，而是“弱”而“愚”的人。此處，強者是作為抑制的對象來對待的，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弱者，故而可以說:法律的中心已經轉移到弱者。［14］76圍繞著民法上人的變化，現代民法在傳統民法之外(或稱民法典之外)衍生出諸多特別民法。這些特別民法的主要特征是注入國家強制因素以修補民事主體之間的不平衡，使得民法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化。“民法迄今為止的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當時的不足。在我國，直到今天，民法的發展大體沒有偏離財產私有制和合同自由等基本原則。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強調了同這些原則密切相關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強調了信賴原則，強調了對居民中的社會弱者的保護。”［1］68表面看來，民法中的強制性因素壓縮了私法自治的空間，但細究起來又不然。民法主體間的不平等關系進行修補，使其在法律上得以平衡，實質上是鞏固了私法自治。民法中從形式理性到實質理性的變化最終形成了“企業主與勞動者的對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立”［15］24局面，或稱“消費者/生產者、勞動者/雇傭者的二元模式”。這種轉變，實際上導致了傳統民法價值中立的破產，這使得民法不得不開始尋求價值依托。

(二)損害救濟的發展

社會危險化趨勢導致了兩類損害的頻繁發生:一類為侵權損害，例如日常出行中經常發生的機動車致害、大工業背景下的各種礦難以及其他高危事故造成的損害。侵權損害的大量發生，特別是嚴重危害公民生命、財產的高危事故，使侵權法很難僅由自身的救濟在行為人與侵權人利益之間做出公正的平衡，從而產生侵權法外救濟的需要。另一類為非侵權損害，例如頻繁的自然災害，意外事故。侵權法對這類損害鞭長莫及，從而給侵權法外救濟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它一方面促進了侵權法外救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亦對侵權法提出了挑戰。以近年來興起的自發的戶外旅游意外事故為例，因此類活動往往具有危險性、不確定性，因而往往造成嚴重的人身和財產損害，法院就如何裁決此類損害糾紛頗感棘手。其難處之一在于，各行為人之間是否具有一種互相救助的義務?換言之，見死不救行為人到底是僅受一種道德譴責，還是應對其不作為行為負擔法律責任?綜上所述，社會危險化趨勢下，損害已給侵權法不能承受之重，迫使侵權救濟與侵權法外救濟進行整合。其結果便是綜合性損害救濟制度的建立。綜合性損害救濟制度融侵權救濟、無過失補償制度、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為一體。無過失補償制度不同于“無過錯責任”，可稱為“非侵權行為補償”，指對一定范圍之人因意外事故而生的損害予以補償，而不以具備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為必要。［16］25－26法律表現形式主要是強制責任險，例如機動車強制責任險。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為保障人民生存的基本權利由國家創設的各種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福利保險制度①。社會安全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主要是強制社會保險，包括勞動保險、失業保險等。多層次的救濟體系存在內在的結構關系，其中最基層的是社會安全保障制度;中間的是無過失補償制度;最上層為侵權責任法。［16］24按照這一順序，國家(或社會)責任屬性依次降低，個人責任屬性依次升高;受害人獲得救濟的成本依次升高，所提供的救濟的便捷性、確定性依次下降。同一損害，有多種救濟制度同時并存時，被害人可以同時請求而保有之，還是僅得選擇其中一項，或者被害人得分別就不同救濟制度同時主張，但不得超出其所受損害?對此，比較法上存在不同的解決模式。［17］78在我國法上的綜合損害救濟模式既有補充模式也有兼得模式。其中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采納補充模式。工傷事故責任采兼得模式。［18］33民法上救濟制度的發展，表明即使是發生在私法領域內的損害，也不單單是一個侵權法或者民法問題，我們尚需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把握。換言之，綜合性救濟的制度依據何在，不僅是一個民法問題，更是一個憲法問題。

四、憲法地位的興起

社會民主化的發展，使人們重新審視憲法的地位。實際上為了在民主秩序內保障各階層的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從憲法的高度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同時，經濟上的不均衡以及社會危險化導致的民法上的變化，呼喚憲法作為最高法來為其提供價值依托和制度依據，這由兩方面構成，一方面是其根本法屬性，一方面是高級法屬性。“當我們強調憲法內容的重要性時，我們稱其為根本法。當我們強調憲法效力的優越性時，我們說高級法或者最高法，實際上是借用一個先驗的概念表達一個經驗性文本的獨特地位。”［19］488

(一)作為根本法的憲法

作為根本法的憲法強調其內容上的最高性，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第一為民主秩序，第二為其他經濟、文化與社會制度。它與立憲主義憲法不同，強調憲法的根本法屬性，其意義在于適應于福利國家的轉型，從秩序、社會制度層面支撐作為最高法的憲法地位。立憲主義憲法時期，憲法與民法各自為公、私法領域的根本法，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民法尚能夠較好地承擔起在私法領域實現分配正義(合同法、物權法、人格權法、婚姻繼承法等)和矯正正義(侵權法)的功能。然而社會階層失衡化和社會危險化之發展，使得民法已不能勝任作為私法領域的根本法，因此需要在、制度層面尋求憲法的依托。憲法的根本法屬性自然就應當被強調。與西方憲法不同，我國憲法一直強調其作為根本法之屬性，依次規定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以及國家機構等。憲法序言最后一段的第一句更是體現了立憲者將憲法作為根本法的思想:“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對于我國憲法的這種特性，有學者認為是一種缺陷。有學者認為，中國憲法關于經濟政策、意識形態和國體方面的規定較多，制憲者認為憲法是一個總章程，因此憲法規范的內容是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原則，憲法只具有大綱式的作用。［7］38有學者認為，經濟內容并非憲法的應有內容，即或憲法中對公民的經濟權利、民事權利作為規定，這些規定也僅僅帶有原則性和宣示性，是作為政治權力的存在基礎來看待的，并非是為了確立和界定一種純粹的財產關系，也不能形成實質意義上的民事權利。［20］122上述觀點正是基于立憲主義憲法以及彼時民法與憲法關系的理解所致。筆者以為，隨著社會的轉型，憲法與民法地位上的變化，憲法的根本法屬性應當得到認可，因此我國憲法的這種巧合正是其優勢之所在。與消極權利不同，積極權利需要國家政策、方針的積極介入，具有不可訴性，體現的是對國家作為的期待。而國家的作為往往是通過相關的制度建設來實現的。然而，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的區分并非絕對，其界限為，基本權利是否需要國家的行為才能實現，抑或不需國家的介入即以享有惟須限制國家或其他有可能的私人主體的不法侵害。因為積極權利雖得由國家積極介入，但亦不容許國家或者他人的侵犯，故二者存在重疊乃是邏輯之必然。

(二)作為高級法的憲法

憲法的高級法屬性主要是從憲法效力層面來講的，憲法居于一國法律體系之頂端，所規定的制度、原則和權利為其他相關法律所繼受而不能相抵觸。此外作為高級法，憲法還具有部分自然法的成分，即當某一具體權利不能從憲法文本中尋求時，得從憲法的價值秩序中推導而出。“在美國，憲法是高級法，和憲法相抵觸的法律可以受到違憲審查，當成文憲法沒有明確規定時，攻擊一個壞的法律可以訴諸不成文的高級法。”［20］488憲法的高級法屬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從法律的外部體系來講，憲法居于法律體系的最頂端，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二，從法律的內部體系來說，憲法規定的法律原則、精神以及相關的價值導向為所有下位法律提供價值依托，換言之，憲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必須將憲法價值貫徹下去，否則就有違憲之嫌疑。關于第一方面理解，凱爾森已經做出了經典的論述，也已經成為學者的共識。對于第二方面的理解，主要對憲法價值秩序而言。憲法價值秩序的元素是基本權利。如我國憲法規定了政治權利、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秘密受保護、監督權、社會經濟自由權、文化教育權、國家賠償請求權、控告權、申訴權等一系列基本權利。這些基本權利經由基本原則的連接而形成一張憲法價值之網。而基本權利與基本原則之間的協作則使憲法價值之網形成疏而不漏的憲法價值秩序。誠如拉倫茨所言:各種基本權及各種原則并非毫無關聯地并行適用，毋寧在意義上彼此相關，因此可相互補充、相互限制。［1］218以救濟權為例，憲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規定了國家賠償請求權，卻沒有對公民的其他請求權做出規定。但這并不意味著物權請求權、侵權請求權等救濟權沒有憲法上的依據。憲法第十三條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其與第三十八條可以構成所有民法上的救濟權的憲法基礎。此外，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第四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兜底條款，從一個更為抽象的角度最大限度的保證憲法價值秩序的完整性。

五、二者的功能關聯

民法的衰弱與憲法的興起，確立了憲法對民法的統帥地位，使民法與憲法從此緊密相連。對于二者之間的關聯關系，我們從功能的角度分兩個方面論述:從憲法的根本法屬性出發，民法與憲法具有一種制度對應關系;從憲法的高級法屬性出發，民法與憲法具有一種價值貫通關系。

(一)制度對應關系

憲法的根本法屬性要求國家創設相關制度以保障民主秩序、促進公民福利。民法則由于不能勝任危險社會下的損害救濟重任故而要求與其他社會救濟制度相銜接，即建立一種綜合性的救濟制度。因此，憲法的根本法屬性的要求正是民法上綜合救濟制度的建立，而民法綜合性救濟制度的依據也正是作為根本法的憲法。也就是說，作為根本法的憲法已經為民法救濟制度的發展提供了憲法上的基礎，由是二者在制度發展上有一種相互對應關系。民法中(主要是侵權法)這種綜合性救濟方式的組合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針對大眾的損害分散方式。例如汽車制造者得將其應負之損害賠償，借調整汽車出售價格或責任保險或其他社會制度，分散于消費大眾或汽車公司的股東。［16］8商品責任也是如此，這就是所謂的“深口袋”理論。另一種則是針對個案的位階模式，例如我國《侵權責任法》第53條規定，機動車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該機動車參加強制保險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機動車不明或者該機動車未參加強制保險，需要支付人身傷亡的搶救、喪葬等費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墊付。此處不同救濟制度的介入是有位階的，從首位到末位，其責任依次降低。救助義務在我國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實務界已經接觸到并且默認在自發的戶外旅游中行為人作為“臨時互助共同體”成員的救助義務①，惟對此尚未有相關法律為依據。救助義務在國外亦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法院、法國法院以及他們的英國同行，都不愿意對特殊行為義務(救助義務)的過錯施加不作為責任。”然而，“二戰成為重大的轉折點，因為法國法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實際上法國與德國的立法者都在刑法中引入了救助義務。不同的是，德國法院拒絕將此種義務類推適用于民法，法國法院卻很快在民事領域認可了它”。［21］

法國法院將任何導致他人損害的刑事違法行為的授權都認為是民法典第1382條和1383條所規定的過錯。而這已不用再深究刑法上的規定，此概念則被引述為“刑法與民法上過錯的統一性”，因此，當立法者將某一作為義務引入刑法之時，它很快就影響了侵權法的“過錯”內涵解釋。［21］隨著危險社會的深入，救助義務具備越來越深厚的社會基礎，在我國也將受到更多的重視。因此我國法院對“驢友”傷害案的判決雖未有相關法律依據，但所確定的在危險條件下的“救助共同體”乃是對救助義務的一種現實思考(當然對這種救助義務的論證確立必須是基于憲法上行為自由與尊重生命之法益衡量)。只是對責任承擔尚難界定，然在此亦應將侵權損害賠償與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結合起來。具體而言，對違反救助義務行為人科與責任時，應先使保險公司在其保險額度內先行支付，惟其不足者方由行為人承擔。我們發現，法律作為人所建構出來的上層建筑，其本身并不可能形成封閉的體系，民法(特別是侵權法)的發展實際上已經與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制度的發展緊密相關，亦即法律的發展少不了其他社會制度的支撐。

(二)價值貫通關系

憲法的高級法屬性要求憲法將其價值貫徹到民法之中去，而民法理性上的變化則順應了這一要求。民法與憲法這種價值上貫通關系的確立實際上就是憲法效力的擴張，即近代憲法中規定的公民對抗國家的權利在民法領域也發生效力。憲法效力擴張當然最為根本的是基于社會情勢的變化(即民主化趨勢和經濟非均衡化)，亦即社會變化乃是其社會基礎，其次也和上文描繪的憲法與民法各自的變化緊密相關。正是憲法與民法對社會變化所表現出來的這種適應性，構成了憲法效力擴張的法律基礎。憲法效力的擴張，表現為德國法上的“第三人效力”與美國法上的“國家行為”理論，茲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憲法對私法的“第三人間接效力”說在德國與我國均取得通說地位，該說對憲法效力的擴大化持謹慎的態度，認為憲法對私法效力的擴張僅在法院通過對私法一般條款的解釋才能確定，否則憲法基本權利不能對私法關系產生效力。德國聯邦在1958年“路特案”的判決中認為，“聯邦認為到底憲法基本權利之規定，可否直接在民法中獲得適用，不無疑問。但是對于聯邦勞工法院之采取直接適用(的方式)，認為乃失之過寬。”“法院清楚地贊成并引用杜立希所主張的概括條款是基本權利對民法的突破點，是憲法基本權利進入民法關系的入口”。［22］31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