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教學改革

政治經濟學作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政治經濟學出現被不斷邊緣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而把西方某些學派、某些理論奉為教條，從而西方經濟學大有取代政治經濟學的趨勢。比如我們學院的所有經濟、管理類專業，只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其他專業只開西方經濟學，由此可以管窺全貌。鑒于我院政治經濟學教學不斷弱化，師資力量萎縮，課程建設不足的現狀，在我院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中，重點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保證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1 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內容、范圍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學科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內容與方法的區別。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學生把握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理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在物資資料的生產過程中，首先要與自然界發生關系，其次人們彼此之間也要發生關系。前者表現為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問題，也即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后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經濟制度或生產關系方面。當今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均脫胎于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之一是其研究對象體現在上述兩方面內容的統一，即在一定的經濟制度背景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把古典經濟學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產關系的內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數學模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或經濟運行機制問題。但是資源配置總是在一定的經濟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經濟制度其資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經濟學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之外，將古典經濟學庸俗化，是其局限與片面的地方。只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在它強烈階級性的基礎上，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現象的本質，以及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和規律，揭示資本主義運動的特殊規律，并以此為理論依據，科學地闡明了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為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論證，從而對20世紀社會發展產生了的深刻影響，這是馬克思偉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

2.1 教學內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論知識傳授的基礎上，注重知識的深化與拓展，同時注意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實踐相結合，可以借鑒西南財經大學劉燦教授在講授剩余價值理論時對教學內容的處理。劉教授在教授這部分內容時，進行了縱向和橫向的拓寬。在縱向上從資本生產方式的建立過程說明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客觀必然性，使學生更深、全面理解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在橫向上，結合當前經濟現實對剩余價值概念進行拓寬，提出了剩余價值范疇的界定問題，提供了特殊范疇、一般范疇、統一范疇三個問題供學生思考，深化了學生對相關概念的理解，也為學生的經濟學思維、科學思維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個教學體系的把握上，不再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部分而主要還原為資本主義的教學內容；圍繞揭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而展開，至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方式，則不一定是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徑。

2.2 教學方法方面

在傳統的課堂理論教學的基礎上，采用多種實踐性教學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將政治經濟學與我國的經濟改革與實踐相結合；還可以采用比較教學法和討論教學法。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觀點、思想主張方面存在差異，導致經濟學教學中的“自我否定”現象。通過比較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為什么同一經濟現象運用不同經濟理論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釋，從而解決學生的學習困惑問題。討論教學法在促使學生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與研究方法去觀察與分析現實經濟現象，鍛煉學生的溝通能力與應變能力方面很有幫助，討論教學的目標、內容、過程控制等有待于我們在今后的教學研究和實踐中不斷完善。

篇2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篇3

[關鍵詞]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機制 利益群體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95-05

從政治學到經濟學：IPE轉型的背景思考

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之初，有著明顯的政治學背景。按照海倫?米爾納的總結，20世紀60―70年代誕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的是向傳統國際關系研究提出挑戰[2]。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兩方面做出了貢獻：

首先，提出了經濟問題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區別于傳統政治學所主張的、權力政治的核心是軍事的觀點，基歐漢和奈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下，軍事力量并不總是被當作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權力的來源問題。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4]認為，70年代世界經濟的蕭條與美國霸權的衰退有關，這一分析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轉化搭建了渠道；而蘇珊?斯特蘭奇的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5]，則建立權力結構模型，進一步探討經濟要素與權力要素之間的聯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分析世界機制與權力的關系，如依附理論提出“中心”與“邊緣”的概念，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不等價交換”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6]；還有學者從國際機制的角度，分析跨國公司及區域制度如何對民族國家施加重要影響[7]。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把經濟要素作為分析變量引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經濟的關聯性。但是，無論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依附論或權力結構論，都以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對立為前提，學者們重視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此消彼長的轉換關系，而缺少對政治和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視角，在這一階段開始有所體現。這一視角側重國際力量(主要是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的相互關系。這一視角認為，國際經濟環境是國家政策變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國際經濟制度對國內政治存在著重要影響。早在1972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就在《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藝術》中指出了跨國關系和跨國行為體對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贊斯坦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8]中，把國際力量和國內政治結構結合起來。卡贊斯坦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他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奠定了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盵9]

不過，70年代開始出現的轉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漸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經濟學的慣性力量，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幾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便是以IR的三個研究范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為IPE分類。盡管這一分類方法使得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順利接軌，但同時也限制了學者們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整個七八十年代，國際環境的現實并沒有發生巨大變化。蘇聯的解體和全球化浪潮的興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蘇聯的解體，使得傳統的權力政治學、霸權穩定論逐漸失去了意義，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論的解釋力日漸蒼白。

國際體系的經濟權力分布、國際機制對國際環境的挑戰，要求政治學者們必須傾注更多的精力關注經濟領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IPE逐漸擺脫IR研究視角的束縛，而開始走上自身發展的路徑。

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關系現實對IPE最直接的挑戰，就是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OEP)問題，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全球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而研究開放經濟政治，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質利益(偏好)，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發生的轉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這一時期的IPE研究，可以通過多種分類方法來概括。除了麗薩?馬丁所提出的立體2x2框架之外，海倫?米爾納從研究議題的角度對IPE的成果進行了歸類[11]，同樣擺脫了早期單純研究政治與經濟相互轉換關系的窠臼，體現出IPE學者從政治與經濟、國內與國際互動的角度進行思考。因此，如果對90年代以來的IPE理論進行作簡單分類的話，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內因研究(國內政治制度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以及內外結合研究(國際和國內行為的政策選擇)這三類。

1.外力研究――全球經濟的國內政治后果

90年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國際層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學視角影響下的早期IPE學者們，按照體系論把國際和國內分為兩個層次，國際層次孤立于國內層次之外，并被視作后者的結果。而在經濟學視角影響下的IPE學者們，把國際經濟體系看成國內政治變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說，外力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類把國際市場一體化視作獨立力量。國際市場一體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務貿易、生產的多國化以及金融資本流動”[9]，按照蘇珊?斯特蘭奇的分析，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是權力的來源，全球化的這三個特征正好具備權力轉換的要素。在這一思路下，羅戈斯基提出國際貿易的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0]。他通過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分析指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11]。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如果多于其他國家，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該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他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掌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第二個方向是研究國際規則和條例的制度性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國際規則通常被定義為“一系列用來界定權力和義務的行為標準”[12]。90年代中后期開始加強的全球化，使得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跨國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編的《跨國關系找回來》[13]一書，正是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歐漢和海倫?米爾納主編的《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一書則提出，國際力量通過“創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4]這三種途徑影響國內政治。

2.內因研究――國內利益群體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

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因襲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與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內因的時候，學者們同樣從聯系價格和國內制度兩方面探討國內利益群體[15]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國際經濟一體化改變了國內政治行為體和社會行為體的機會成本，這些理性的國內行為體在全球經濟條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聯盟，從而影響了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

由內而外的思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國內力量對國際力量存在“過濾”作用，而包括利益群體、國內政治結構等在內的中介環節是重要因素[16]；②國內力量的作用條件在于國內制度的變革。制度因素能減少或增加國際力量的影響力[17]，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與弱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可能接受國際力量影響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國內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變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機構、執政黨、官僚或立法機構都是IPE學者關注的行為體。特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總是使不同的國內行為體遭受不同程度的損益。行為體基于利益而重新結盟，改變或影響政策選擇，對國家政治產生重要的影響。

3.內外結合的研究思路――國際國內行為體的政策選擇

除了上述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兩種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還出現了第三種思路：從國內力量和國外力量的互動入手，分析內外結合的交互影響。不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顯著進展的，只有普特南的雙層博弈理論[20]。

普特南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他認為，在國際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偟膩碚f，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對IPE理論轉型的幾點評價

理論總是希望對現實世界的現象做出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學者們從不同的路徑去解釋國際現象。9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促使IPE發生了從政治學視角到經濟學視角的巨大轉型。國際化所導致的學術領域研究視角的轉型，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確立了研究范式的獨立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IPE已經被確認為一個學科，但因為脫胎于國際關系學，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都繼承自國際關系學領域。自從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之后，中國的IPE學者也以此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21]。盡管這一框架具有簡潔、實用的特色，而且與IR一脈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框架使得許多IPE的研究成果無法納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維奇的理論被歸類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維奇提出了行為體的“物質利益”概念。

從90年代開始，有關經濟利益、貿易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IPE理論中。IPE學者認識到，必須更關注經濟領域；而經濟學者也發現，研究經濟政策必須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領域，取得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邊界。學者們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議題也都屬于國際關系領域。海倫?米爾納歸納當時的IPE課題為[23]：①國家權力機關對經濟工具的使用(相對于軍事手段)；②霸權穩定和美國的衰落；③國內政治的角色；④依存與發展理論；⑤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而隨著90年代IPE的轉型，學術研究的邊界不斷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課題的研究熱情逐漸衰退，第三個課題被拓展為“政治因素與經濟發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國際機制則逐漸成為最重要的IPE研究內容之一。盡管對一些學者來說，早期的五個議題依舊具有長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分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制度利益，這就為形成新的政治經濟理論范式打下了基礎。

第三，需要進一步為打破研究壁壘而努力。不過，總的來說，盡管90年代以來的IPE轉型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都出現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簡潔的研究框架指導的情況下，IPE的研究出現了多個“理論孤島”。經濟學家用政治學例子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政治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分析行為體利益，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和李嘉圖-維納模型之間的爭論便在此例。前者認為要素是可流動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兩種不同的模型預測了不同的聯盟模式和貿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來IPE理論轉型所帶來的思考是，如何打破這些理論孤島，為將不同研究路徑的理論連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加強國際與國際層面互動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與制度分析之間的壁壘，而使之出現可溝通的橋梁。

注釋：

[1]蘇長和.跨國關系與國內政治：導讀//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5]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書中考察了跨國性規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利益集團對國內結構變遷的重要意義，并指出了跨國行為體影響國家政策的兩個中間變量――國內結構和國際制度。國內結構決定了跨國行為體參與政治系統并且組建政治聯盟來改變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國際制度的力量則受到雙邊協議、多邊機制以及國際組織的約束。見：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歐漢和米爾納通過對工業化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比較分析，考察了國際貿易和流動國際資本市場的擴張所形成的跨國經濟力量。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約翰?魯杰就提出，被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國內社會力量是研究國際經濟秩序變遷時不可忽視的變量。見：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見：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沿襲古勒維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環節的分析方法，分析國內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國際力量的影響。他們所引入的中介環節包括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行為體的利益、國內政治結構等。見：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這些學者把總統制、議會制等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萊博朗(Leblang)對匯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羅納德?羅戈斯基.國際經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分析性綜述//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認為，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賴并且是的，中央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見：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爾平從IR的研究范式出發，概括的IPE三種研究范式――以霸權穩定論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以相互以來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以依附論為代表的――至今仍是國內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經典分類。

篇4

關鍵詞：西方；消費；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8-0143-03

消費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十二世紀三十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在消費經濟學說中，生產與消費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總體。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整體，“生產與消費”一直都被經濟學家們研究與討論。學術界對于消費結構研究的定義有所不統一，但其中有代表性的言論是消費結構是指居民在消費時所使用的消費類型之間的比例關系。在許多的學術定義中，則過多的是將消費結構看做是一種比例關系的變化與函數關系，對于其中內涵的闡述則較少。

對于西方經濟學家而言，分析消費結構，對于了解消費者行為，研究產業結構及其變化，以及研究社會消費水平、社會消費趨勢和經濟發展趨勢都是很有幫助的。他們認為，對消費結構的研究是當代西方消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消費結構的分析方面則大多是從家庭消費結構、恩格爾定律、影響消費結構變化的因素等方面進行詳細的分析與論證。其中，很多觀念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一、威廉?配第的消費思想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向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源頭，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時代中，資本積累的時代特征導致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思想便是主張資本的大量積累，注重商業的發展。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的思想當中自然也秉承了當時的時代特征，他主張在消費上“少消費多積累”，重商主義觀念較為突出，主張消費過多會使人們變得懶惰。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個人消費只不過為了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只要能使食物消費維持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那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就可以持續進行了。這是一種典型的資產階級消費觀。他把資金的支出按照是否有利于生產的程度分為五個等級：大吃大喝、購買衣料、家具、建筑房屋、改良土地、開礦和捕魚、經營從國外運回金銀的事業。他主張用賦稅改變消費和積累之間的比例關系。較為提倡政府充分利用賦稅的作用調節消費與積累之間的關系?？梢哉f，威廉?配第對各種消費支出的認識充分體現了資本主義初期資產階級“一切為了積累”的時代特征。

二、亞當?斯密的消費觀

主張對消費的節制，主張將資本的積累放在首位是亞當?斯密的消費觀念。與威廉?配第所不同的是，亞當?斯密首次提到：生產的唯一目的是消費，收入所能取得的一定量的消費品價值是消費力的實質是，而不是貨幣或金塊本身。

亞當?斯密對人們的消費思想進行了分析，對傾向奢侈品的消費行為與節儉的消費態度之間進行了比較與討論，主張有利于國民財富增加的節儉消費行為或者是干脆節制消費，不主張奢侈性消費，認為奢侈性消費不利于國民財富的增加。有些問題涉及到了現代西方經濟學家所考察的消費習慣持久性問題。第一次真正地認識到消費的作用和地位是亞當?斯密對消費思想的突出貢獻。

三、薩伊“薩伊定律”和馬爾薩斯“有效消費”

讓?巴蒂斯特?薩伊與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是與李嘉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他們對亞當?斯密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中的庸俗部分進行的發展，被學術界稱為早期庸俗經濟學說的代表人物。

讓?巴蒂斯特?薩伊在消費理論中的突出奉獻在于他將“消費”正是納入到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經濟學說史上的“第一人”，薩伊的觀點中，消費即效用的消滅，不會損失價值的東西不能消費，而房屋失火也是消費，因為效用被消失了。在薩伊的消費思想中，“消費行為本身所產生的滿足的程度”才是消費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他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生產能創造自身的需求，不會出現需求不足?！彼_伊定律的在凱恩斯革命前一直為西方的經濟學主流所接受，當時在當時則是被馬爾薩斯、西斯蒙第和馬克思等人反對與批判。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在消費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有效消費”概念的提出，他第一次提出了“有效消費”這樣的一個概念：人們能夠而且愿意支付這樣一種價格來購買產品的消費，這種價格會引起產品的繼續供給而利潤不至于降低，保護產品與消費的平衡是非生產性消費者的特殊作用，這種平衡使得財富增長、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獲得最大的交換價值。地主的消費對于經濟停滯是至關重要的，而經濟停滯是由市場供給過剩所造成的，他反對對貧民的轉移支付以增加消費需求導致人口增加的行為，反對政府對過多的非生產性消費提供資金。

四、西斯蒙地的消費觀

西斯蒙地作為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他主張人的需要是值得重視的，將消費界定為人的需要，在消費方面應是消費與生產的關系全然建立在人的需要之上，即消費應是第一位，有優先位置。在所研究的經濟關系中，人才是其研究對象，財富則不然。他以人們全部都能獲得物質上的滿足才是各國政府應該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應達到的目的為主張，主張精神消費，不僅僅是物質上滿足，消費者的利益也應當包括精神上利益的滿足，人們不應該過于重視物質的財富。西斯蒙地在消費觀賞的貢獻是較為豐富與科學的，他的學說奠定了消費優先的地位，值得肯定。與此同時，西斯蒙地也指出：“積累國家的財富決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財富所代表的物質生活所帶來的快樂?！蔽魉姑傻貙λ_伊定律也提出了批評，認為成產決定消費，首次提到了“消費不足說”與“經濟危機說”，認為：可能導致消費不足的原因無非是資本主義財產過于集中，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后必然會導致消費不足。

篇5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鐕慕洕顒右艿狡渌鳈鄧业恼谓Y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鶜W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皣H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