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游牧文化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從文化類型看,草原文化為地域文化之一種,而游牧文化則為經濟文化之一型。

    從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帶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則不盡然。

    從文化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歷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處于同步發展狀態。

    從建構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種復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種單一文化。

    近兩年來,隨著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的關系,已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學理問題。雖然學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的關系展開專題討論,但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認識或分歧已有所表現,其中較為普遍的傾向是,把草原文化簡單地等同于游牧文化,從而對開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質疑。本文試就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從內涵、分布、起源和建構特征等幾個方面進行專題討論并重點說明二者之間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關專家學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的

    關系問題,首先應當明確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雖然作出這一界定并使之能夠得到學界較大范圍的認同并不容易,但這是我們必須要作出的嘗試。我們認為,所謂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這一特定自然生態環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們共同創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態環境和生活在這一環境下的人們相互作用、相互選擇的結果,既具有顯著的草原生態稟賦,又蘊涵著草原人的智慧結晶,包括其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說,草原文化是一種特色鮮明、內涵豐富、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化形態,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文化形態之一。

    所謂游牧文化,就是從事游牧生產、逐水草而居的人們,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創造的文化。它的顯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產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觀念、信仰、風俗、習慣以及他們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價值體系等等,無不是游牧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歷史反映和寫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產的基礎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風俗、習慣等具體要素。

    從上述簡略的界定中不難看出,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確實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在一定范圍和一定歷史時期內具有內在的同一性,實際上,不少學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稱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視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稱,都是從這個特定范圍、特定時期出發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這種特定的范圍和時期,再把草原文化簡單地等同于游牧文化,進而質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顯然是缺失必要的邏輯基礎和科學依據的。因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圍,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就完全從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領域。前者從屬于區域文化類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從屬于經濟文化類型,可列入狩獵文化、采集文化、農耕文化序列。明確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不同類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從內在屬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異性的需要。

    二、從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區域分布看,二者之間也有

    很多不盡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態環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實際就是依草地資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現在我們確切知道的是,草地資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積約占地球陸地面積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歐亞大草原,從我國大興安嶺東側到歐洲多瑙河下游,東西跨110個經度,綿延萬余里。這些草原由于氣候和植被條件不同,又分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類、沼澤類等不同類型。而生活在這些不同區域、不同類型草原上的人們所創造的草原文化雖然存在地域的區別,但都是以草原這一自然生態環境為載體的,具有內在的聯系與統一性,因而在更高層級上都屬于草原文化。

    如果說草原文化是緊隨草地資源分布的話,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盡其然。據ThomasJ·Barfield的《游牧選擇》一書介紹,現今世界上存在著五個主要游牧地帶:1、橫貫非洲大陸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線的東非熱帶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經安納托利亞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亞山區一線。4、從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歐亞大陸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鄰近山區高原。還有一些學者對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歸類和劃分,這里我們不再詳細引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對游牧文化分布的劃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點卻非常一致,即他們都沒有把游牧文化的區域分布同草原地帶的分布完全等同起來,有的甚至認為只有歐亞大陸草原地帶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區域。

    從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盡相同的分布情況來看,作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為經濟文化的游牧文化,具有很多質的差異性。作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條件為依據的,作為經濟文化的游牧文化則主要是以生產方式為依據的。三、從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間也具有明顯的非同步性。

    關于草原文化的起源問題,包括草原文化興起的區域、起源的時間、最早的主要生產門類和經濟文化形態等等,似乎至今還未得到專門的研究,更談不到有確切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作為預設(也只能作為預設)提出的基本看法是,草原文化同其他古老的地域文化如兩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黃河文化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以中國北方地區為例,從距今大約70萬年前開始這里就有遠古人類繁衍生息。到舊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階段,這里相繼出現以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為代表的早期草原文化繁榮景象,被學者確認為中華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關于游牧文化起源問題則早已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并已有相當集中的討論,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四種有代表性的意見,即:“狩獵說”、“農耕(畜牧)說”、“氣候說”、“人口說”。后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盡管視角更加新穎,但主要的進展也只表現于提出“混合經濟說”和不同來源說,由于對游牧文化起源緣由的不同認識,導致學界對其起源時間的認識出現重大差異。對于這一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游牧文化起源可追溯到較早時期,例如狩獵或早期畜牧階段。雖然我們不能把早期畜牧業視作游牧,但起源階段的游牧又很難同畜牧作涇渭分明的劃分。這一時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間,而其形成期應在青銅器時代中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間。

    四、根據上述游牧文化

    起源問題的討論情況,我們試采用一種“相互印證”的方法,具體討論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聯系與區別。為此,我們將草原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分為如下三個歷史階段,并加以簡要說明與闡釋。

    一是前游牧文化時期。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時間大致在從遠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這一時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點是多種文化,即采集、漁獵、畜牧、農耕等相繼出現并處于交互作用狀態。由于草原各地類型、氣候及族群不同,這些經濟文化類型在各地出現、持續及處于主導地位的狀況也千差萬別。但總的看,在這一時期的草原文化中,采集、狩獵文化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二是游牧文化時期。這是草原文化的興盛期,時間大致從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這一時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游牧文化處于主導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區域,特別是在歐亞草原地區,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因此研究這一時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與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來。

    三是后游牧文化時期。這是草原文化的轉型期,時間是大致從游牧文化衰退期開始的。這一時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游牧文化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局面開始被打破,農業、工業作為新興文化的因子,其影響不斷擴大,地位不斷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來了多種經濟文化并存的格局。

    通過上述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歷史分期的對比分析,我們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不同歷史時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關聯狀態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時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獵、畜牧、農耕文化形態存在的,如果說這一時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關系的話,只不過是為游牧文化的孕育、產生創造條件而已;后游牧文化時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態結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處于“隱而不彰”狀態;只是在游牧文化時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處于重合狀態。因此,我們不能不分時期、不顧歷史條件簡單地將草原文化指稱為游牧文化。

    五、從上述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在內涵、分布、起源、發展歷程中的比較分析,我們還看到這二者之間在建構特征上也有明顯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統一。作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長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內。這里,草原既是一個自然地理、歷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蘊涵著特有的普遍意義。草原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相對于兩河流域文化、黃河流域文化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區別之一在于它是一種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聯盟、民族族群共同創造開發的文化,而不是單一的或單一民族主導的民族文化,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民族形態和族群文化樣式。而游牧文化,作為一種經濟類文化主要是產業經濟與民族的統一,雖然游牧生產也離不開草原區域,但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作為經濟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還是有重大區別的。

篇2

而所謂的游牧文化，就是從事游牧生產、逐水草而居的人們，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創造的文化。它的顯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產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觀念、信仰、風俗、習慣以及他們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價值體系等等，無不都是游牧生產方式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歷史反映和寫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產的基礎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與游牧生活相適應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風俗、習慣等構成游牧文化的具體要素。

草原文化與游牧文化在建構特征上有明顯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統一。作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長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內。這就是說，從遠古至今，生發在特定草原這一地理范圍內的文化，都分屬于我們指稱的范圍內。需要指出的是，生發在這里的文化，雖然形態各異，但都是以草原為共同載體的，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內在的聯系與統一性，形成為統一的草原文化。這里，草原既是一個自然地理、歷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蘊涵著特有的普遍意義。

草原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相對于兩河流域文化、黃河流域文化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區別之一在于它是一種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聯盟、民族族群共同創造開發的文化，而不是單一的或單一民族主導的民族文化。由于這些民族在文化上擁有各自的特性，又作為草原文化的民族主體相繼躍活于不同歷史時期，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民族形態和族群文化樣式。比如中國北方的草原文化，在秦漢時期主要表現為匈奴民族文化形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表現為鮮卑族文化形態；隋唐時期，主要表現為突厥族文化形態；宋、遼、金時代，主要表現為契丹、女真、黨項族文化形態；元代前后，主要表現為蒙古族文化形態。由于蒙古族在世界歷史上影響深遠，實際上成為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傳承者，是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而游牧文化，作為一種經濟類文化主要是產業經濟與民族的統一，雖然游牧生產也離不開草原區域，但作為經濟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還是有重大區別的。

其次，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與多種文化的統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態為基礎產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態環境中，從古至今相繼產生采集、狩獵、游牧、農耕、工業等多種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不同角度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開始就成為以多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多種文化的集合，即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統一。例如，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早在史前時期，繼原始采集、原始狩獵業之后，就已出現原始農業，并成為中華文化的濫觴之一。只是后來由于氣候的變化，游牧生產開始勃興。但即使在游牧生產完全占居主導地位之后，農耕生產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以早期游牧民族――匈奴為例，農業生產仍是他們重要的生產方式之一。而游牧文化作為一種經濟文化，雖然我們不能將之絕對純粹化――事實上那種純而又純的絕對游牧生產并不符合歷史狀況――但我們仍然不能將一種經濟文化同其他經濟文化統一起來，實際上這種統一只能在地域文化中得以實現。

再次，草原文化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統一。草原文化有悠久的文化底蘊和古老的文化傳統。在幾千年漫漫的歷史長河中，草原文化雖歷經多次更替、演變，但其內在脈絡始終沒有中斷，成為人類文化最具古老傳統的地域文化之一，對世界文化的歷史進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草原文化在保持和發揚固有的古老文化傳統的過程中，積極吸納現代文化的一切有益因素，從內涵到外在形式不斷增強其現代性，與時代同步發展，使草原文化成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有機統一的整體。在草原文化各個領域，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從物質文化形態到精神文化形態，從思維方式到認知體系，從生活習慣到制度規范，傳統和現代的東西無不在碰撞、沖突、相互吸納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統一。而游牧文化自近、現代以來，隨著生產方式的逐步改變和多樣化，其典型的逐水草而遷徙的生活方式已開始向定居、半定居及都市化方式轉變和過渡，游牧、定居、半定居和都市化生活并存已成定局。在這種情況下，游牧文化受到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其基礎和核心，即游牧生產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歷史已趨于終結。因此，我們很難認為，游牧文化同草原文化那樣，是一種古老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統一。

篇3

兩個月前，額勒貝格道爾吉正式提出“永久中立”設想，欲效仿瑞士等國，實行平衡、非攻、等距、多點的外交國策。蒙方還提出希望將其“草原之路”規劃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以方便俄、蒙的資源輸入中國乃至東南亞。

應該說，旨在減少第三方猜忌的“永久中立”是蒙古國拓展“第三鄰國”外交的邏輯延伸，而經濟多元化是蒙古國避免過分倚重礦業的戰略舉動，此外還應加上對傳統游牧文化的升級利用。譬如，蒙古國草場承載了約7000萬頭牲畜，每年向中國出口1500萬～2000萬頭，但這些草場不少已面臨嚴重的環境透支問題，可以通過文化旅游等嘗試，將其從畜牧負擔中解放出來。 游牧文化的困厄時代

近期受“亞歐人民論壇”之邀，筆者前往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開會。飛機落在烏蘭巴托機場，四處可見蒙元大帝國的符號和身影。忽必烈、成吉思汗是這個民族的永恒偶像，不管作為自然環境的天如何污染變幻，蒙古人似乎只有這一個“天可汗”。

從機場往烏蘭巴托市區，沿途蕭條不堪，常見冒著黑煙的煙囪，在褐色荒地、藍色天空、橙黃的植被之間，橫出一道道“人工污染云”―藍黃黑構圖;進入城市，則是遍地的污染性大排放汽車，滿街的俄文字母轉寫的蒙文，還有頻繁出現的韓國餐館。

這一刻開始，我知道那個草原牧歌式的蒙古早已經被驅逐，成為遠方的想象。蒙古國一半的人口―超過150萬人擁擠在烏蘭巴托，大部分是散居在中心城市的各種蒙古包貧民窟。雖說是蒙古包，大部分的建筑卻是由破木板、廢舊電腦鐵皮、廢舊集裝箱構成，污水四溢，垃圾成堆。

我參加的會議由歐盟贊助，主要討論氣候變化、可持續能源和廢物回收等全球性問題。作為主旨演講人之一，我分析了尼泊爾、泰國、緬甸、印度、中國的環境案例，尤其是水的案例，來討論為什么亞洲欠發達國家都陷入相似的生態困境。

這里的問題，通常表現為一種生態、文化、政治的三重困境，也就是圍繞3個變量的互相矛盾和牽制。例如，第一重是自然和經濟財富的持續增長和全民享有，第二重是自由的現代性流動和文化革新，第三重是守護民族文化的意識和文化地理觀的抬頭。

換句話說，既要追求現代和發展，完成西方式現代化，又要保持財富持續增長，同時還要保護那些具有重要文化保育和族群象征的生態環境和屬地。

通過此行，我看到了蒙古國身上的游牧文化困厄。在財富累積方式上，蒙古國過度依賴自然資源輸出和低水平工業化，大量采挖地下的礦藏資源，造成環境退化。

正如會議期間蒙古國環保官員所說，他們已經意識到環境退化的嚴重程度，已經開始在政府層面設計綠色增長，但即便如此，長期處在寒冷氣候下的蒙古國仍然依靠焚燒煤炭這一主要供暖模式，烏蘭巴托的城市建設并沒有出現任何草原地帶的“建筑適應”，仍然是高耗能、低保溫、分散供暖、自由排放的高污染模式。

烏蘭巴托城市貧民窟不斷通過侵占草場，通過以廉價汽車連接城市中心的賣場和公共服務資源的方式向周邊擴散，已經在烏蘭巴托周邊創造了多個透支環境的貧民窟游牧群落。

一位參加會議但不愿具名的蒙古國環保人士反映，部分的蒙古國草場已經被核廢料污染，水源污染尤其嚴重，部分牧民報告牲畜多發畸形案例;一些牧民在烏蘭巴托抗議之后，國家組織部分牧民前往哈薩克斯坦的核廢料處理“示范區”觀摩，大部分牧民因為知識來源單一，反而成為核能廢物處理的代言人。

據會議期間專家介紹，蒙古國蘊藏大量的鈾礦（根據上世紀70年代蘇聯探測數據，儲量達15萬噸）、約3100萬噸的稀土資源，約1623億噸的煤炭資源（中國截至2010 年底的煤炭保有查明儲量為1.3412 萬億噸），這些資源帶來國家財富的同時，也形成了不可持續的城市建設和能源利用格局。中長期看來，這些通過攫取地下資源產生的財富，并不能保持國民財富和健康水平的均衡增長。 “蒙古現代性”的創意設計

對于環境負面性問題，蒙古國需要尋找到一個基于歷史、文化尊嚴、自然稟賦的頂層設計和社會動員框架。比如，在蒙元大帝國基礎上，尋找并生成一個新的具有歷史歸納性和召喚性的社會心理框架。

在北歐一些傳統擴張型國家的現代建構中，他們的國歌都體現出一種孔武有力、好戰、武人的“戰國氣質”。挪威的國歌仍然在高喊殺破羅馬的威風凜凜，但同時他們也在完成一種和平取向的潛在轉化，形成一個沿著波羅的海一路北上的極地高寒地區的文化創意圈，同時將一些具有馴鹿文化、薩滿氣質的族群納入這個“高寒創意國家集群”。

對蒙古國而言，戈壁、荒漠、草原、山地，實際上是它的文化地理的物質基底。蒙古國應該挖掘這些具有相同文化地理和文化心理的元素，產生出一個獨立于蒙元大帝國時代的重要敘事，而不是生活在具有歷史文化陰影的帝國語境里。

同時，基于一個新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地理架構，蒙古國可以嘗試培育一種新的游牧文化氣質、聚落形態、資源利用形態、建筑形態、能源模式、生活物產形態和物品貿易形態。在此過程中，蒙古國當然可以根據歷史的互動后果，嘗試進行跨文化的整合，形成新的“蒙古現代性”。

當文化肌體和精神氣質的頂層設計及社會心理共識完成之后，當這種凝聚相同文化類型、氣候類型、精神遺產類型、族群類型的“蒙古現代性”要素被提煉出來之后，蒙古國便可以在落地和實踐層面來“建造”一種全新的可能，也就是歷史型游牧帝國在高寒缺水型地貌和跨國界域中，如何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和文化可能。 文化的隱形和無形資產

在尋找物質載體，突破上面所說的現代性的三重困境時，蒙古國除了繼承和創造更加多元的歷史記憶和想象之外，還應該注重自己文化的重大精神價值和觀念價值，它比物質礦藏更具超時間的價值。

我從蒙古國朋友口中得知，蒙古人把傳統的靴子做成頭部卷曲的形狀，最初目的就是害怕鞋頭撞著地面，驚擾了大地的神靈。這種深入骨髓的生態文化細節和自覺，連同蒙古“呼麥”（一種“喉音”藝術）和“潮爾”（蒙古族復音唱法）式的民間傳統，作為蒙古的文化珍寶，具有跨文化和穿越時間的價值。

在烏蘭巴托城郊1小時車程的“傳統蒙古草原”，我看到了嘗試通過組織蒙古包、馬群、羊群、天空的星斗、柳樹林、河流等資源，進行文化旅游嘗試的蒙古大姐敖云茨茲格。她使用簡單但美味的食物、蒙古的民謠、農事詩的日常美學等，反向輸出了一個“新的蒙古”，雖然這個新蒙古也要把各種細節做得更精致。

與高呼猛進的蒙古騎兵氣質并列，蒙古人也有另外一種先進的族群觀念，那就是不使用國家和族群這樣具有固定性的概念形容人和國家，而是像進出蒙古包一樣，使用“進出”的概念來傳遞作為一種自由人的族群認同。蒙古語稱之為oron，它表示“進來”，也表示“一個人睡覺的床位或鋪位”，這個具體但又包含宏大意旨的詞，對于現代人理解族群的執念、人群邊界、跨族群的桎梏等概念，有重要的啟發。

篇4

可持續發展，是指既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又滿足現代人的需求能力。就是指社會、經濟、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后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可持續發展有兩個最基本的內涵：首先，環境的承載能力和自然資源的存量是有限的，這種經濟上的稀缺性和物質上的稀缺性相結合，構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限制條件；其次，當代人不僅要考慮自身的利益，而且更應該重視后代的人的利益，要為后展留有余地。

一、呼倫貝爾草原可持續發展的優勢

呼倫貝爾草原豐富的自然資源是目前世界上得天獨厚最具優勢的天然草原之一，面積達到1.25億畝，素有世界第三大草原之稱。呼倫貝爾大森林，即大興安嶺原始森林是中國最大的亞寒帶原始森林，有天然林地2.03億畝，人均占有量居全國之首。

陳巴爾虎旗位于呼倫貝爾大草原腹地，遼闊的天然牧場，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民族風情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生態草原，構成了豐富多彩的旅游資源。這里以森林的原始、湖泊的天然、冰雪的純潔、草原的遼闊、口岸的集中、古跡的民族性和民俗的獨特性而受到世人的矚目。野生動物有400余種，野生植物有1000余種，被稱作“北國野生動物的天然王國”。呼倫貝爾大水域是以大興安嶺為分水嶺，形成額爾古納河和嫩江兩大水系，有3000多條河流、500多個湖泊，特別是中國第五大湖――呼倫湖水域，水資源總量達到286.6億立方米，占內蒙古總量的56.3%，人均占有量是全國的3.9倍。呼倫貝爾以其豐饒的自然資源孕育了中國北方諸多的游牧民族，創造了燦爛的游牧文化，被譽為“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成長的歷史搖籃”。

目前，呼倫貝爾大地上集聚著40個少數民族，特別是巴爾虎、布里亞特蒙古族、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三個“三少”民族和俄羅斯族，民俗文化原始奇異，頗具魅力。呼倫貝爾大民俗是呼倫貝爾旅游資源的靈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構成草原文化普遍性的核心內容，由此也就衍生出每個部落都把天、地和人作為一個整體來尊重，至今保持著崇尚自然、祭祀敖包、信封薩滿教的宗教習俗及與自然生態和諧發展的觀念，杜絕毀滅成為這里每個人的行為準則。

二、草原文化旅游業已逐步成熟

文化旅游產業作為服務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借助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只要合理開發和利用，就可實現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從產業角度看，文化旅游產業消耗資源較低，其中觀光類產品幾乎是無限利用，符合國家資源短缺的現狀。另外，旅游需求本身也創造大量中間需求，由此可培育一批新興產業，如旅游裝備工業、旅游購物體系等。在發展過程中，文化旅游產業還可實現四個層次的交流：一是實現了國際間的交流，改進國際間的財富分配比例；二是實現產業間的交流，改變產業結構的比例；三是實現城鄉之間的交流，完成又一次的國民收入再分配；四是實現地區間財力的再分配，是貨幣與資源的再交換。

呼倫貝爾文化旅游產業優勢，不僅在于自然生態環境上，而且在于挖掘潛力更大的人文生態環境上。生態旅游是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依托自然生態系統以及與之共生的人文生態系統，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高級旅游形式，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需求和產物。

（一）作為一種發展理念，生態旅游是指在旅游活動全過程及旅游經營管理的各環節，均以生態保護為主要原則，突出環境責任、社會責任和文化責任，強調天人合一，追求可持續發展。

從呼倫貝爾草原可持續發展的優勢、劣勢及當前中國旅游業發展前景三個方面不難得出：呼倫貝爾草原的可持續發展需從呼倫貝爾草原可持續發展的優勢出發，以呼倫貝爾草原獨有的多民族草原文化為基礎，以環境保護（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為原則，以文化旅游產業為主體，引進投資、人才，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實現呼倫貝爾草原與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二）文化提升旅游，旅游傳播文化。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結識了陳巴爾虎旗旅游局長寶樂日，并一同對陳巴爾虎旗旅游與文化的結合做了較深的探討。陳巴爾虎旗是呼倫貝爾草原旅游的核心區，它的旅游業發展現狀、前景在呼倫貝爾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旅游的內在動力是通過親歷親為，從而達到愉悅身心的目的。文化作為人類積累和沉淀的精神財富，具有真善美的本質，是更高層次的精神享受。對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已成為旅游業發展中極其重要的發展趨勢。如文化部部長蔡武所說，“文化提升旅游，旅游傳播文化”，一語道出了旅游與文化關系的真諦。

（三）草原游牧文化是蒙古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其精華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兼容并蓄的人文觀，表現特征為開放性和流動性。這與中原地區相對保守的農業文化構成鮮明對比。陳巴爾虎旗地廣人稀的環境、復雜多變的氣候、大起大落的溫差，讓人不得不隨季節逐水草而游牧。這種生產形式培養了人們豪放的性格，開闊的胸襟。這種環境特點、生活特點、性格特點反映在文化上，就產生了獨有的游牧文化特征，即“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兼容并蓄的文化觀，勇于開拓的進取觀，簡樸為榮的生活觀。把視野放在我們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上，就會發現，當地的自然環境，草原、牧民、蒙古族（巴爾虎、布里亞特）和其他三個少數民族的存在，就是我們最大的文化載體。

（四）重點打造蒙古之源――這是近年來呼倫貝爾當地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定位，為這里的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和基礎。在呼倫貝爾民俗與歷史文化旅游資源中，開發游牧文化及巴爾虎、布里亞特蒙古族民俗、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三個少數民族的民俗是必然選擇。我們應將傳統文化作現代解讀，依托牧民的真實生活場景和保存較為完整的游牧文化特征，發展觀賞型畜牧業，還可考慮建設畜牧業和文化旅游產業相銜接的大型游牧文化公園或游牧文化旅游區。利用傳統資源結合現代產品，延伸旅游產業。

草原大型實景演出“天驕．成吉思汗”可視為把蒙古族的歷史文化資源開發成現代化視聽產品的成功案例。“實景演出”是產品，“成吉思汗”是品牌，民族歌舞、那達慕等傳統資源都可開發成現代產品。把民族特色的傳統食品如牛肉干、奶食品等以現代化的加工和市場營銷手段做成旅游產品，傳統蒙古包改成草原旅店，傳統的蒙式分餐適合現代人的衛生飲食要求，傳統的騎馬放牧與現代的馬術運動等都能找到相對應的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點。

篇5

關鍵詞：青海蒙古族 馬文化 傳承

中圖分類號：G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25X(2012)O8-0009-03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的影響對人類文化的推動作用超過馬，馬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它對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的產生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馬文化可以是游牧文化的核心，“馬背民族”之稱的蒙古族的馬文化是豐富多彩的。青海蒙古族是蒙古族的主要分之，他們至今還處于比較原始的游牧生產狀態，所以馬有一定的生產價值。對“馬文化”概念的界定，各國民俗學者們認為，有兩個含義，一是指動物民俗中的一類，即本意；二是指馴馬人和騎馬人的民俗，即引申意。后者探討與馬有關的人類社會行為。這引申意的馬文化概念，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中，以不同文化方式而不同程度的影響了對人類的生活習慣、、民族文化等諸環節。這種民族傳統文化和人類自然環境因素影響人類生活習慣的例子很多。因此，我們不能說是人類征服了大自然，而只是人類適應了大自然。[1]馬文化是人類適應大自然的產物，筆者認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馬文化，縱觀人類歷史幾乎每個民族都有馴養過馬匹，但是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經濟模式的不同，有了文化的差異性。

一、青海蒙古族馬文化分析

（一）歷史記憶

人類馴養馬匹的歷史悠久。“據考證，蒙古先民早在青銅器時代就有養馬的文化遺跡。公元前200年冒頓單于在大同附近以四十萬騎兵圍困漢高祖劉邦，曾以馬的顏色分類編隊，“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卒馬”。可見匈奴“良馬”的數量和品種已有相當規模。以后陸續興起于大漠南北遼闊草原上的鮮卑、柔然、突厥、回鵲、契丹等游牧民族，均富以馬。唐代詩人白居易曾有“陰山道，陰山道，絕邏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馬時，道旁千里無纖草”的名句，描繪出當時居住在陰山一帶的游牧民族，每逢與中原漢族進行交易時，陰山道上那茂盛的野草，被過路的馬群吃得凈光的景象.史載:“成吉思汗的七紀祖母莫摯倫的馬多到無法計算，當她坐在山頭上，看到從她所坐的山頂上直到山麓大河邊，遍地畜蹄。”[2]

蒙古馬是世界各大馬種中的優秀品種。在歷史舞臺上，以其沖力、耐力、速度快、體質健壯等特征，被譽為世界著名馬種。這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的禮物、是蒙古人的卓越創造，更是蒙古人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正如《蒙古古代戰爭史》所總結的：由于養馬業發達，從而依靠為數眾多、品種優良的蒙古馬為基礎，建立了一支日行400里的“箭速傳騎”，成為當代世界上最優秀最精銳的猶如今日之機械化部隊一樣的快速騎兵，使蒙古人的特長得以發揮，百萬鐵騎則成征服者的象征。[3]還有準格爾鐵騎突襲拉薩，固始汗率領和碩特部遷居青海等等。縱觀蒙古族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蒙古族的每一次重大歷史事件中馬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上所述都是蒙古馬對蒙古民族燦爛歷史形成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功勛，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而言馬是他們征戰、遷徙、放牧時所需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在幾百年的歷史發展中蒙古人和馬產生了濃厚的關系，這不僅體現與他們的物質生活領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精神領域的崇信。

（二）蒙古馬的文化功能分析

蒙古族馬文化詢麗多彩，調訓馬匹的習俗也多是多樣，在蒙古語中形容馬的詞匯非常豐富，這是蒙古族與蒙古馬幾百年朝夕相處的結果。筆者認為蒙古馬之所以能夠成為青海蒙古族崇信的“義畜”，其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馬在蒙古族地區的社會用途

馬在古代社會是非常重要的戰爭工具，馬在蒙古族征戰史中所發揮的作用本文暫且不做討論。

馬成為人類最主要的交通和運輸工具之后，極大的提高了人類的移動和遷徙能力。蒙古族是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屬性是逐水草而游牧，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人類需要大規模，遠距離的移動和遷徙那么就得需要機動性和承載能力較強的代步、運輸工具，那么馬的耐力、體型、速度、承載力都無非是所有家畜中最適合的，

在蒙古族地區馬是交通工具也是最主要的生產工具，馬在戶外生產中幾乎都可以派得上用場，放牧時牧人可以乘騎，搬遷時可以拖車，還有馬鬃，馬皮，馬肉，馬奶都可以是主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而且蒙古馬的耐性非常強，不論是在“高寒荒漠,還是在歐洲平原,蒙古馬都可以隨時找到食物。可以說,蒙古馬具有最強的適應能力,蒙古馬可以長距離不停地奔跑,而且無論嚴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時,蒙古馬可以隨時勝任騎乘和拉車載重的工作,這也是中國傳統的好馬最終全部被蒙古馬取代的原因。它們既沒有舒適的馬廄,也沒有精良的飼料,在狐狼出沒的草原上風餐露宿,夏日忍受酷暑蚊蟲,冬季能耐得住零下40度的嚴寒。”[4]蒙古馬的這些特性恰好適合蒙古族生存的艱苦環境中完全能勝任游牧作業，這就是蒙古馬能得到廣泛推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