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扶貧的意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農村扶貧的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教育扶貧是能夠改善、穩定發展扶貧工作的基礎。

2、通過不同形式的知識培訓進行教育扶持，使貧困地區的人口無論從思想文化素質，還是技能水平方面，都得到全方位的提升，這也是扶貧攻堅能夠進一步推進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扶貧是保障貧困戶的合法權益，取消貧困負擔。政府幫助貧困地區加大人才開發、完善農民工人才市場。臨時工基本待遇，建立發展工農業企業、促進生產擺脫貧困的一種社會工作，對貧困農村實施規劃，旨在幫扶改善貧困戶生活生存條件和扶助貧困地區發展生產，改變窮困面貌。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關鍵詞　小額信貸扶貧　信用風險　信貸資金總額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識碼：A

一、 小額信貸扶貧

為解決我國落后地區人口的貧苦地區人口的貧困問題和彌補信貸扶貧政策的缺陷，我國自20世紀90年底初開始引進并推廣農村小額信貸扶貧模式。政府實施的小額信貸扶貧，是借鑒國際經驗又結合我國實際加以改造而形成的一種資金和服務同時到戶的扶貧方式，具有短期小額、整借零還、連續借貸、滾動發展、小組聯保、不要抵押、經社并重、婦女為主的特點。小額信貸扶貧能夠使貧困戶實行自由組合聯戶擔保，不需要抵押擔保，容易獲得資金，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和農村產業化的形成，增加農民的收入，加速農民脫貧，從而導致小額信貸扶貧資金到戶率高，還貸率高和項目成功率高的“三高”特點,提高了資金的扶貧效益和經濟效益，使這種扶貧方式受到了廣泛的稱贊和肯定。但小額信貸扶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還有不少關鍵性的問題尚未解決，影響著小額信貸的健康發展。

二、 小額信貸扶貧實施中的問題

縱觀1995年我國實施信貸扶貧政策以來的情況，小額信貸扶貧在操作過程中還存在著以下的問題。

（一）組織機構不健全、不完善，小額信貸成本相對較高。

由于我國的小額信貸扶貧是一種政府行為, 其牽涉的單位眾多, 主要有政府扶貧辦、財政、計委、農發行、婦聯、共青團等, 機構人員都是臨時從這些單位抽調出來的, 造成信貸扶貧機構人員組成復雜、水平參差不齊、機構渙散、職能模糊。在小額信貸扶貧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基層機構提出項目并組織實施，而這些政府機構并不承擔貸款使用所帶來的風險，使小額貸款扶貧項目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或個人主觀意志，為行政官員樹立形象的工具。

由于農村銀行、農發行業務向縣城收縮，支持農民小額信貸的業務主要就落在農村信用社的肩上，但由于小額信貸具有涉及面廣、操作成本高的特點，信貸扶貧對象散布在偏遠的旮旮旯旯,貸款額度小, 貸款的程序多而繁雜,面對廣大的農戶都要建立詳細的信用檔案，并掌握一手誠信動態情況，這就大大增加了信貸員的工作難度，所需要的小額信貸工作人員數量要增加，相應的成本也會提高。

（二）面臨嚴重的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貸款人無力償還貸款，即投資失敗，投有其他資金可償還。第二類是貸款人道德品格決定的主觀不愿意還款。小額信貸原則上不需要抵押擔保．有的則是多戶聯?；蚩刹扇§`活多樣的抵押擔保形式，其擔保作用與一般金融機構的商業貸款擔保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特別是農村的征信體系和保障機制還沒有完善。我國的小額信貸主要以偏遠地區的貧嗣農民為扶貧對象，加之貧困地區的農業大部分沒有實現集約化、產業化經營，所以農民在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時，不可避免地被置于農業風險中，靠天吃飯，如果天有不測的話，農業生產必然受影響，信貸安全便難以保證；農業生產具有周期長的特點．以季節為周期的農作物還占農業生產的絕太多數，這決定了貸款的回收期受季節影響。農民除了勞動力和土地的使用權外，幾乎沒有其他財產，違約后的懲罰措施對其無計可施便無法及時還貸，其授信額度因此下降．對提供小額信貸服務的機構造成沖擊。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扶貧組織對于信貸資金的使用無法進行有效監督，也使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增加。

（三）農村小額信貸資金總量不足。

政府主導型的小額信貸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的扶貧信貸資金，這部分資金是由農行管理的，而農行先自籌資金，再由財政貼息。為完成國家下達的任務，如在本地無法通過吸儲解決，就有下級農行向上級拆借。貧困地區的貧困縣吸儲量很小而常規貸款還尚不夠，扶貧貼息貸款就需要拆借，而拆借利息為3.75%的月息，發放給農戶的利率為年息3%，農行的借貸利息倒掛，再加上運作小額貸款的高成本，農行發的越多就會虧的越大，所以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都不愿意直接對農戶發放貸款，而將業務重點轉向獲利高的行業，這樣會導致農村小額信貸供應渠道狹窄、總量不足。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廣大農民越來越多地參與市場競爭，迫切需要資金支持。農戶強烈的資金需求，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支農資金在總量上難以滿足農戶所需。

（四）小額信貸期限短制約了貧困戶的經濟行為。

小額信貸實行的是整貸零還的方式, 其期限一般為一年左右。而貧困戶用于投資的種養項目一般生產周期較長, 為遵守還款制度樹立良好信用聲譽, 不得不留出相當部分貸款用于首期或二期還款。貸款數額本來就小, 再扣去首還款, 最后真正能用之于生產的貸款額所剩無幾, 剩下的貸款額也只能上些短平快的小項目, 這只能暫時緩解農戶的貧困, 而不能從根本上真正解決。

三、建議與對策

（一）加強對小額信貸的風險控制。

具體措施有：（1）小額信貸機構應引入現代企業管理體制；（2）建立健全扶貧資金監控體系；（3）運用合適的財政政策以降低小額信貸的風險，改革國家財政支持小額信貸的方式, 將目前的貼息貸款轉變為共同財政擔保基金。擔?；鹬饕糜谘a貼經營機構因辦理小額貸款而產生的合理虧損以及為扶貧到戶、提高還款率、減少虧損做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的少部分獎勵；（4）加快農村誠信體系的建設; （5）建立農業重大自然災害風險補償機制;（6）培養有償還能力的貸款者，要求政府加大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如道路、教育等方面的投資。加強貧困地區的市場化建設, 促進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 可以為貧困地區的人民提供更多賺錢的機會, 有利于貧困人口獲得的商業化信貸資金實現最大化的價值增值。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積極加強培訓, 提高貧困者發現盈利機會的能力。

（二）擴大信貸來源渠道，提高小額信貸效率。

具體措施有：（1）擴大小額信用貸款發放額度,發展高效農業、農產品加工業、流通和畜牧養殖業,為他們提供額度較大的農戶信用貸款。（2）延長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期限，要與借款者的生產經營周期一致起來。該長則長該短則短，對有恰當理由無風險隱患且確有延期要求的也應給予延期。（3）建立發展小額信貸專項資，建議由政府劃出一定量的扶貧資金作為發展小額信貸的專項資金。由小額信貸實施機構提出申請．經扶貧機構和資金管理部門審批同意后，用于補貼小額信貸工作經費或周轉用于小額信貸的資本金。（4）改變部分金融機構“抽血”的角色，為了強化對農村小額信貸的支持，可規定在農村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要把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農村小額信貸的投放，從而減少農村資金外流。（5）央行適當增加“專項小額支農再貸款”，以增加小額信貸實施機構的資金來源。（6）使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逐步深入農村地區提供服務（7）不斷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

（三）加強監管，使信貸扶貧資金落到實處。

具體措施：（1）要經常檢查信貸資金的真實用途, 保證在扶貧項目的申請、審核、貸前調查等方面切實把握好扶貧貸款, 要集中投向國家貧困縣以及貧困鄉、村、戶, 以改善其基本生產條件和發展種養業。堅持扶貧貸款落實到戶、扶貧項目到戶的方針, 以防止扶貧貸款的挪用、擠占。（2）要有效地建立聯戶擔保機制, 相互牽制, 共同激勵, 共同脫貧。（3）減少由于造成的無謂浪費，減少各級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對扶貧資金的挪用、拖延、故意克扣等行為。

（四）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目前, 我國還沒有專門針對農村小額信貸機構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 這一方面使得許多小額信貸機構在執行扶貧任務時身份曖昧, 處于合理不合法的尷尬境地; 另一方面也增大了金融風險, 所以完善對小額信貸的法律規范迫在眉睫:

（1）要盡快修改《人民銀行法》, 補充有關小額信貸的法律條文, 規范小額信貸組織的性質和審批條件, 在法律上賦予小額信貸組織獨立的主體地位;

（2）要允許小額信貸組織享有按照其資金成本在一定范圍內利率浮動的權力, 使其可以近似市場利率的水平進行信貸服務, 增強其可持續性。

（3）開通小額信貸組織從金融市場上融資的渠道, 允許它同其他金融機構通過各種方式開展有意義的存款、貸款、拆借等業務往來。

（五）堅持持續借款原則和以農業產業化為核心的原則。

小額信貸扶貧資金為貧困戶擺脫貧困提供持續服務。貧困戶真正完全脫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在連續三年的信貸扶貧中仍然有30%—40%的人沒有脫貧。因此, 要真正落實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 必須堅持持續借款原則, 對還貸信譽好、資金利用率高、效果不錯的貧困戶增加其后續貸款,把貧困戶徹底完全地從貧困的苦海中解救出來。農業產業化是目前中外農業發展的理想產業模式，信貸扶貧理也應順應這一潮流, 著重扶持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 使之連結成為卓有成效的農業產業鏈整體。

小額信貸扶貧是一種全新的扶貧模式，在今后的扶貧實踐中也會出現一些系列的新問題，這就需要廣大扶貧工作人員、小額信貸員及時發現，及時總結經驗，真正讓小額信貸為貧困地區脫貧發揮應有的作用。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研究方向：區域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周忠明.小額信貸的風險控制.杜曉山.中國小額信貸十年.社會科學文化出版社, 2005

篇3

一、扶貧開發成效顯著。

（一）農民收入增長，農村貧困戶、中等戶減少，上等戶、富裕戶增加

調查監測顯示：2012年宜君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8278.15元，同比增加1438.17元，增長21.03%，人均純收入4385.25元，較上年增加491.25元，增長12.62%。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組來看：人均純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貧困戶減少12.5%，2301-5000元中等收入戶減少17%，5001-10000元中上等戶增長63.6%，1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增長51%。

（二）生活消費支出增長，農村居民生活質量提高

2012年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人均5580.56元，比上年增長63.26%，其中服務性人均支出1755.81元，增長24.9%；商品性支出人均支出增長90%。

1、谷物消費減少，蛋、奶、水果、蔬菜消費增加，食品消費結構改善。2012年谷物消費人均111.18公斤，同比減少27.91%；人均消費蛋類2.8公斤，人均消費奶類6.58公斤，人均消費分別較上年增長35.71%、4.36%。

2、衣著消費增長， 衣著水平檔次提高。2012年衣著支出人均增長43.4%；其他商品及服務人均消費92.61元，增長1.1倍。

3、居住面積增加，住房質量進一步提高。2012年農村居民居住面積23.7平方米，比上年增長5.8%，其中一半以上的農戶人均居住面積大于25平米。2012農村居民人均鋼筋混凝土結構住房面積3.95平方米，占住房面積16.7%。人均磚瓦磚木結構面積19.73平方米，磚瓦磚木結構住房中80%的農戶通過政府補貼和自籌資金，重新裝修改造房屋，價值翻倍。

4、文教、娛樂消費連續增長，文化生活日益豐富，文化素質逐步提高。2012年農村居民文化、教育、娛樂消費人均支出同比增長15.9%，占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比重14.2%。其中學雜費人均增長了60.74%，主要是家庭供養大中專學生費用增加，購買文具紙張增長1.7倍。

5、耐用消費品擁有數量增加，消費層次提高。2012年農村居民家庭設備用品消費人均增長79.26%。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冰箱53臺，增長6%；每百戶擁有彩色電視112臺，增長14.2%；每百戶手機擁有89部，增長10%；每百戶擁有計算機2臺，增長10%；百戶擁有太陽能熱水器15部，增長100%；百戶擁有洗衣機90臺，增長1.2%；百戶擁有摩托車80輛，增長7%；百戶擁有小汽車2輛，增長100%。

（三）新農村建設力度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改善

2012年，農村有衛生旱廁的農戶占33.3%，普通旱廁66.7%，無廁所的戶徹底消除。取暖條件不斷改善，有83%的農戶冬季能用煤爐取暖。飲用水更加衛生、安全，集體供水管道入戶飲用自來水的農戶占33.3%。有66.7%的農戶用國家扶貧改造的水窖供水。住房外部環境改善，住房外有水泥或柏油路面的村達到50%。

（四）社會保障實現全覆蓋

2012年宜君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實現全覆蓋，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增長47.4%。農村養老保險參保率達到99.9%。

（五）農村文化交通事業顯生機。

2012年，宜君縣9個鄉鎮中，有綜合文化站的鄉鎮9個，有政府辦衛生院的鄉鎮9個。在178個村委會中通瀝青水泥路的占94.4%，通客運班車的村占93.2%，通電話的村占90%，通寬帶的村占61.8%，通有線電視信號的村占24.1%，有文化活動室的村占57.3%。

2012年宜君扶貧項目覆蓋的農戶數8570戶，扶持人口29500人；易地扶貧搬遷256戶，得到扶貧貸款的農戶2100戶，新增及改擴建公里里程34.15公里，新增經濟林面積1125公頃，新增及改良草場面積30公頃，新增衛生院、村衛生站面積690平方米，新增農村中小學校舍面積6878平方米，解決飲水困難人數5200人，解決飲水困難牲畜1300頭，參加職業技能培訓1077人次。

二、扶貧工作面臨的問題

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宜君縣扶貧工作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一是貧困面較大，貧困人口多。按照新的扶貧標準，宜君有9000多貧困戶，貧困人口3.25萬，占總人口的34%，新階段扶貧任務艱巨。二是收入水平與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2012年，宜君貧困監測人均純收入為4385.25元，相當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6%，生活水平仍然較低。三是扶貧開發難度越來越大，成本增加。宜君縣扶貧重點村大多數處在自然條件較差、生產生活條件落后的山區。農民收入78%來源于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業的依賴程度較高，而農業生產資源有限，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業增幅的空間不大。四是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宜君農村勞動力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4%，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者占32.4%，僅有43.2%的農民接受過專業培訓。絕大多數農民外出只能在收入較低的崗位務工。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大多是60歲左右，新的農業科技知識難以普及，直接影響農業生產應用和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五是勞動力市場作用發揮不夠。目前宜君農村勞動力流動大都是自發的。據監測，2012年自發性轉移的勞動力占34%，通過親友介紹的占60%左右，而有組織轉移的只有6%。主要原因是村一級就業服務體系缺失，農民對社會中介組織的認同感不足。

三、加強扶貧工作的對策。

（一）加大投入，夯實基礎，發展現代農業。一要繼續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提高農業的抗災避災能力；二要積極推廣新技術和新品種，做大做精玉米、核桃、蘋果等優勢種植產業，充分利用宜君地域優勢，把發展優質高效、綠色無公害特色農業作為穩定和提高農民收入的基礎工作。

（二）大力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就業崗位。圍繞特色農產品深加工，發展縣域特色工業。要圍繞“生態避暑”優勢，發展旅游觀光業，鼓勵民間資本，發展鄉村游、農家樂等服務業，增加就業崗位。

篇4

[關鍵詞]貧困地區;產業化扶貧;logistic分析;滿意度分析;多維貧困觀

作者簡介 王宏杰（1973―），女，華中農業大學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貧困問題;馮海峰（1987―），男，華中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貧困問題;李東岳（1990―），男，華中農業大學本科，研究方向為貧困問題。（湖北武漢430070）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農村貧困人口對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反應程度及扶貧政策研究”（11BZZ027）

埃里克?S?賴納特（2007）指出，在國家層面上，窮國和富國之間的經濟狀況顯著不同，這是因為各國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活動是不同的，而這種不同的經濟活動之所以會造成國與國之間的較大的貧富差異，主要是主導的產業是完全競爭的還是不完全競爭的，是呈現出報酬遞減的趨勢還是呈現報酬遞增的趨勢來決定。在地區層面上，這樣的經濟活動同樣可以解釋為何不同的地理區域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距。一般而言，農業生產領域更多的表現為完全競爭和報酬遞減的趨勢，而工業化領域則體現的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的趨勢。除此外，眾多的農業經濟學者就農業領域的低收入問題基本達成了共識，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小，農業領域趨于完全競爭市場，農民較難從農業生產中獲得較高的利潤，利潤較多的為非農產業獲得，僅僅進行農業生產經營難以為農民帶來較高的收入。由眾多的研究文獻可以得出，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從而能夠徹底擺脫貧困的主要途徑應該是在農業生產領域之外，即非農產業的領域來尋找更多、更好的機會。

關于非農產業帶動農村居民增收的問題，Shen- ggen Fan，Linxiu Zhang和Xiaobo Zhang（2004）曾使用1953-2000年省級層面的數據，對不同類型的政府支出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和農村貧困的減緩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評估。研究的結果表明，減貧的收益主要源于非農領域的就業以及非農就業帶來的收入的增加。

產業化對農村居民增加收入、緩解貧困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一研究的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實踐中得到了證實。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來源顯示，上海、浙江等富裕的省市和貴州、甘肅等較貧困的省份相比較，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純收入的來源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農村居民收入由四部分構成，即工資性純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其中，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二者之和占總收入的近90%，而二者的差異是造成貧困地區和富裕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2012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較高的上海、浙江，其人均工資性純收入均遠高于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上海市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純收入是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的12.72倍，浙江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純收入是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的1.45倍。而中西部農村居民收入較低的貴州、甘肅和湖北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收入則要低于其家庭經營純收入，貴州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純收入是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的87.93%，甘肅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純收入是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的84.53%，湖北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純收入是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的77.36%。另外，富裕省市的農村居民家庭收入來自工資收入的部分要遠高于較貧困的省份，如上海市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工資性收入是甘肅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資性收入的6.42倍（見表1）。由此可見，富裕省市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較高，而較高的工資性收入是非農產業的發展解決了當地更多的農村居民進入非農行業就業，從而享受到非農產業的高利潤的成果，能夠得以脫貧致富。

在這種理論觀點的支撐下，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政府積極采取農業產業化的扶貧政策，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是指政府根據市場導向，選擇一種有經濟效益的產業，通過組織有實力的企業帶動農村居民發展這種產業，為了調動企業參與產業扶貧項目的積極性，政府給這些有實力的企業提供政策上的優惠，如為其提供扶貧貼息貸款、提供稅收優惠、優化的環境支持等多方面良好的扶持措施。與此同時，企業則為農村居民提供技術與銷售以及生產資料方面的幫扶，通過這種扶助方式，延長了農業生產的產業鏈，使得農村居民能夠享受到農業產業化報酬遞增帶來的收入的增加，從而幫助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脫貧致富。

從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視角來看，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其幫扶的效果具有持久性與長效性。農村居民脫貧致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政府的救濟，政府為貧困的農村居民提供現金和食物的幫助，從而使其暫時擺脫貧困的狀態，另一種方式是幫助貧困的農村居民不斷提高自身的能力，從而增加收入，最終達到長久的脫貧致富的目的，這是政府最希望能夠解決農村地區貧困問題的方式。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就是通過帶動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發展農業產業，在發展產業的過程中提高農民致富的能力，這種增收的能力能夠讓貧困的農村居民徹底擺脫貧困，扶貧措施具有持久性和長效性。第二個特點是輻射面大。相對于貧困村整村推進綜合開發政策而言，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輻射面較廣，無論是貧困村的貧困的農村居民還是非貧困村的貧困的農村居民均可受益。以湖北省松滋市為例，全市35個貧困村，這些貧困村的農村居民可以享受到貧困村整村推進綜合開發政策帶來的實惠，但非貧困村同樣存在著貧困人口，這些貧困的農村居民則難以享受到貧困村整村推進綜合開發政策帶來的優惠條件，從而無法通過整村推進綜合開發政策的帶動達到脫貧的目的。而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則能夠輻射到這些非貧困村的貧困人口，為其提供了一條非常適宜的脫貧道路。第三個特點是不會為各級政府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無論貧困村整村推進綜合開發政策、雨露計劃轉移培訓扶貧政策還是扶貧搬遷易地開發政策，都需要各級政府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因此各級政府的財政負擔較重。而農業產業化扶貧模式只需要政府更多地提供優惠的政策措施，通過優惠條件促進龍頭企業參與扶貧的積極性和快速發展，從而帶動貧困的農村居民增產增收，各級政府在財政負擔相對較輕的情況下緩解了貧困問題。由此可見，在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來看，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是一個極為理想的扶貧措施。

那么，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作用對象如何看待該政策呢？政策作用對象對政策效果的滿意程度是衡量政策效果好壞的重要方法之一。鑒于社會中“最不利者”――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是該政策的最終作用對象，其對于該政策的效果有著最為直接的感受，因此，了解這部分人口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效果的看法，對于進一步完善更加有利于社會中“最不利者”狀況的農業產業化的扶貧政策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為了深入了解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效果，課題組成員對湖北省扶貧辦、湖北省松滋市扶貧辦以及湖北省松滋市參與了農業產業化扶貧項目的部分農村居民進行了調查，從而能夠更好地從政策的執行者――政府部門和政策的作用對象――貧困地區農村居民的視角來分析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效果。

一、湖北省及湖北省松滋市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實施的基本情況

進入新世紀，湖北省積極貫徹執行農業產業化的扶貧政策，通過發展壯大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大規模建設特色農業基地、扶持農村居民發展農業生產等多種措施并舉來促進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截至2010年，湖北省認定了農業產業化扶貧龍頭企業113家，并出臺了相應的優惠政策來扶持這些企業的快速發展。2010年，湖北省還在貧困地區建成了1800多萬畝有地方特色的農業基地，包括大別山區的板栗、茶葉、中藥材生產基地，秦巴山區的魔芋、黃姜、柑橘、食用菌、核桃生產基地等，全部特色農業產業基地覆蓋了80%以上的貧困鄉村和農戶①，形成了區域性的產業布局。

湖北省松滋市則從2006年起推行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在政策實施的初期，農業產業化扶貧的模式主要是當地農村居民自行組成專業合作社，政府農業部門則對其給予有關的技術指導。隨著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深入推進，松滋市農業產業化扶貧逐漸 變為政府扶持、龍頭企業帶動及農民積極參與的新模式。目前，松滋市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實施已從局部探索階段進入到全面推廣階段，農業產業化扶貧的規模不斷擴大，扶貧的領域不斷拓寬，成為了松滋市主導的農村扶貧政策。松滋市扶貧辦的統計資料表明，2007年至2012年底，松滋市累計投入8852萬元資金用于農業產業化扶貧，其中財政資金1023萬元，占總的投入資金的12%，龍頭企業扶貧項目貸款4520萬元，占總投入資金的51%，農戶小額貸款3309萬元，占總投入資金的37%（見圖1）。至2012年底，松滋市產業化經營組織已發展到63個（其中，農業龍頭企業帶動型的經營組織33個，中介組織勞動型的經營組織20個，專業市場勞動型的經營組織5個，專業市場帶動型的經營組織3個，專業大戶帶動型的經營組織2個），經營內容主要涉及了花卉苗木、糧油、農副產品、農機具等領域。至2012年底，松滋市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擁有固定資金3.23億元，全市龍頭企業、中介組織實現銷售收入達8.6億元，創匯800萬美元，實現利稅收入400余萬元，各類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帶動全市1.2萬個農戶家庭收入增加，平均每戶每年增收2800多元。其中，農業龍頭企業吸納就業的農村貧困人口有3000多人，帶動了農戶收入增長，平均每戶每年增收達3216元。通過產業化扶貧政策，松滋市有1.2萬農村貧困人口得以脫貧致富。

二、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為了了解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執行的效果，課題組成員于2012年10-12月對湖北省松滋市16個鄉鎮90個村莊252個來自不同家庭的農村居民就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效果問題進行了實地調查。本次調查共回收問卷252份，其中，有效份數208份，問卷有效率82.54%。調查對象中，93%的受訪者享受到了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幫助。

按照阿馬蒂亞?森的多維貧困的觀點及MPAT的多維貧困的觀點和衡量指標，從收入、身體狀況、教育文化狀況等多個方面來分析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一）受訪者的收入情況

按照中國2011年11月29日公布的人均2300元收入的貧困線標準，并結合當地具體收入實際，將受訪者按收入標準進行了劃分，當地家庭人均純收入在2300-8000元之間的調查對象屬于中等收入群體（見表2）。在208個調查對象中，85.58%的受訪者處于貧困線以下，14.42%的受訪者為中等收入者。較低的收入使得農村居民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的正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17.79%的受訪者表示，其家庭近五年曾出現過入不敷出的情況。

（二）受訪者受教育的情況

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較低，在208個調查對象中，受教育年限在0-6年的受訪者占了39.42%，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占60.10%，受教育年限在10年的僅占0.48%（見表3）。受教育程度與其收入水平有一定的關系，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則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由于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劣勢，較難獲得工作機會尤其是高收入的工作機會。在208個調查對象中，10.58%的受訪者表示家中存在由于支付不起學費而輟學的情況。收入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貧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而文化程度較低，又反過來影響了其收入的增加。

（三）受訪者家庭成員的身體狀況

相對而言，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家庭成員的身體狀況較差，身體的不健康使得患病的農村居民難以承受一定的工作，嚴重地影響了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身體的不健康往往需要一定的醫療支出，在調查的208位農村居民中，有28.85%的受訪者表示家中因有成員生病造成開支較多。因此，身體的不健康在收入減少甚至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反而比身體健康的人需要額外的醫療開支，從而造成家有病人的農村家庭陷入貧困的生活狀況中。

三、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運行情況

（一）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的知曉情況

為了了解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的認知情況，課題組在調查中涉及了一個單項的問題，即“您是否了解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A、了解，B、不了解”。

表4列出了不同回答的人數占總調查人數的比例。數據顯示，在所有受訪的208位農村居民中，有95.19%的人認為自己“了解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而僅有4.81%的人認為自己“不了解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可見，受訪的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的知曉程度較高。

（二）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的滿意度

為了了解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的滿意程度，課題組在調查問卷中提出了一個單項的問題，即“您對目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是否滿意：A、非常不滿意，B、比較不滿意，C、一般，D、比較滿意，E、非常滿意”。

208位受訪者中，有203人對該問題進行了明確回答，另有5人未做出答復。表7-5列出了203位受訪者中不同回答的人數占總受訪者人數的比例。數據顯示，所有做出回答的受訪的農村居民中，僅有1.97%的人表示對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非常滿意”，有14.29%的人表示“比較滿意”，17.24%的人表示“比較不滿意”，0.98%的人表示“非常不滿意”，而65.52%的人表示滿意度“一般”（見表5）。可見受訪的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的滿意程度并不理想。

四、影響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程度高低的因素分析

（一）變量說明

本文采用社會滿足程度評估標準②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執行效果進行評估，即通過貧困地區農村人口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來進行分析。這里以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作為因變量（Y），以性別（X1）、年齡（X2）、受教育年限（X3）、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額（X4）、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的影響（X5）、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X6）作為影響因素，建立了logistic回歸評估函數Y=F（X1，X2…X6），具體的變量及變量賦值見表6。

（二）計量分析

按照設定的因變量與自變量，通過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在90%顯著水平的情況下進入模型之中的變量依次為X6、X3和90%，故將變量X6、X3引入方程（見表7），由于其他變量不顯著，因此沒有納入方程。

通過進行最大似然估計，得到參數檢驗的結果。由最大似然估計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自變量X3（p=0.0053）、X6（p=0.0003）的回歸系數在90%的水平上顯著（見表8）。

（三）結果與討論

通過進行OR分析，得到的結果見表9。從該表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兩個因素與松滋市農村貧困人口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性。

1.受教育年限。從計量結果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農村貧困人口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程度隨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提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隨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就會增加21.7%。這是因為隨著教育年限的增加，農村人口有能力更多地參與到農業產業中去，因此收入來源渠道拓寬，收入水平提高，在此情況下，其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也就具有較高的滿意度。

2.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善效果。從計量結果可以看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認為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政策對收入不平等有影響的人比認為沒有影響的人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要高出1.114倍。在208位受訪者中，34.54%的受訪者傾向于認為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不平等沒有起到緩解作用，甚至有17.01%的受訪者認為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收入差距，而絕大多數（62.89%）的受訪者認為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不平等有一些作用。

五、結論

課題組對湖北省松滋市208位農村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對象中，93%的受訪者享受到了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幫助。調查結果顯示，在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享受政策后家庭收入的增加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的影響、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果等因素中，受教育年限、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對收入不平等程度改善的效果兩個因素與松滋市農村貧困人口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性。

為了進一步改善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效果，提高農村居民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對農業產業化扶貧政策的滿意程度，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開展工作。

（一）進一步提高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村的教育質量，為農村居民尤其是貧困地區居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增強農村居民自身實力，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從而增加收入。

（二）繼續加強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化建設工作。依托貧困地區特色優勢，扶持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從而吸收更多的貧困人口就業，帶動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縮小貧困人口和富裕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

注釋：

？q？張杰.湖北省農村扶貧開發實踐與成效.中國―東盟農村扶貧政策與實踐研修班上的講座，2011年10月13日。

？r？Qin Gao，Irwin Garfinkel，Fuhua Zhai.ANTI-POVERTY EFFECTIVENESS OF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ASSISTANCE POLICY IN URBAN CHIN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55， Special Issue 1， July 2009：63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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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央統攬全局、著眼長遠、與時俱進作出的重大決策，它深刻體現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特征和要求，集中代表了億萬農民群眾的強烈愿望和根本利益。貴州是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嚴峻的形勢迫切需要我省把扶貧開發作為新農村建設十分重要的任務來抓。只有堅持扶貧開發與新農村建設有機統一，才有利于突出扶貧開發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基礎性地位；有利于指引扶貧開發工作朝著科學發展的方向推進；有利于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相互促進、優勢互補，實現效益最大化。

做好新階段扶貧開發，是我省新農村建設的基礎和前提

扶貧開發是解決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的有效措施，為新農村建設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和生產生活條件，不僅關系到貧困群眾的利益，而且直接關系到新農村建設的成敗，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我省實際看，扶貧開發工作從1986年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實施以來，絕對貧困人口從1986年的1500萬減少到2007年的238.6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全部納入農村低保范圍，開始形成從制度上抑制貧困的新格局。但是實行低保制度代替不了扶貧開發，它只能解決貧困農戶的生存問題。扶貧開發要從根本上解決發展問題，不僅為緩解區域、城鄉差距擴大趨勢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也要為貧困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創造良好條件。但是，應當清醒地看到，貴州扶貧開發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依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現在：一是貧困規模大。2006年全國絕對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2.3%，低收入人口占3.7%，兩項之和是6%，而貴州高達21%，是全國的三倍多。二是貧困程度深。我省所剩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大多生活在深山區、石山區、高寒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落后、人口素質不高、自然災害嚴重，實現自我發展的能力弱，脫貧難度大。三是減貧速度慢。2000年以來，貴州絕對貧困和低收入的發生率在全國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貴州絕對貧困發生率和低收入的發生率2000年分別占全國的11.3%和8.5%，到2006年上升到12.7%和12.8%。全省減貧速度明顯低于全國。四是城鄉收入差距大。城鄉居民收入比例為4.5:1，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比例的3.3:1。

嚴峻的貧困形勢決定了我省必須把扶貧開發擺在全省“三農”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作為解決民生問題最突出的任務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前提來抓。

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我省扶貧開發工作的深化和提高

2003年，省委出臺《關于加大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力度的決定》提出,我省扶貧開發工作要圍繞幫助貧困農戶改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拓寬基本增收門路、提高基本素質“三個基本問題”, 采取開發式扶貧、易地扶貧搬遷、長期社會救助“三類扶貧措施”，大力抓好整村推進、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產業化扶貧“三項重點工作”（以上三點扶貧開發工作思路簡稱“三個三”），旨在全面改變農村貧困落后面貌,為貧困群眾脫貧致富打好基礎、創造條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是確保現代化建設順利推進的必然要求，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其涉及到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等方方面面，最終目的就是要發展好農村經濟，建設好農民的美好家園，讓農民過上寬裕的生活，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然而，扶貧開發關鍵在開發農村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重點是推進農村的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部分領域的發展，還處于新農村建設的起步階段。新農村建設是扶貧開發的進一步豐富、深化和提高。

堅持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有機統一，使其相互銜接、相互促進、一體推進

堅持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的有機統一，堅定正確的價值取向是根本前提，整合現有的資源優勢是基本手段。推進扶貧開發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首要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農業持續增效。具體來看，扶貧開發工作，通過幫助貧困群眾改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拓寬基本增收門路、提高基本素質，促進“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和重大任務。新農村建設的有力推進，給扶貧開發工作注入了新動力。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能夠實現資源共享，扶貧開發有資金保障、有工作標準、有激勵機制、有組織體系、有成功模式，為新農村建設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礎。新農村建設組織和動員的政治優勢、經濟條件、文化氛圍等方面資源，也能助推扶貧開發工作順利實施。從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的內在聯系來看，將兩者剝離或完全等同都是不正確的認識，我們應當在既肯定同一性又承認差異性的前提下，把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使其相互銜接、相互促進、一體推進。

在推進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工作中，需要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

從整體上看，我省仍處在從溫飽向“總體小康”邁進的歷史階段，扶貧開發仍然是全省工作的“兩個重中之重”，具有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的重要特征，建設新農村更需要一個相當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因此，在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工作中，需要我們正確處理、很好地把握若干重大關系問題。

一要正確處理農村經濟發展和加強農業基礎建設的關系。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是基礎，農民致富是前提，只有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推進新農村建設，只有使農民得到實惠，才能使新農村建設得到持久的動力支持。農業基礎薄弱嚴重制約我省農村經濟的發展，也是農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要把加強農村基礎建設作為突破口，著力加快以交通、水利、信息為重點的農業基礎建設，使鄉村面貌有新改變。但是，如果沒有經濟發展作保證，即便是基礎設施建設一時搞上去了，也可能出現“蓋了新房住不起、有了醫院去不起、通了電話打不起、修了新路維護不起”的情況。因此，在統籌推進農業基礎建設、增強農村發展后勁、逐步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同時，要發展生產為貧困群眾脫貧致富創造持續增收來源，使得經濟發展與農業基礎建設形成良性循環。

二要正確處理統一部署與分類推進的關系。我省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層次低，推進扶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應堅持統一部署、科學規劃、分段實施、先易后難、分類指導、逐步推進。推進新農村建設，應將統一安排與分類指導結合起來。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應在發展新產業、營造新環境、培育新農民、建立新機制、樹立新風尚和建設新村寨上下功夫；經濟條件一般的地區，應以提高生產力水平為目標，以發展農業產業化為方向，以加強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為重點；貧困地區則應以幫助貧困群眾改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拓寬增收門路、提高基本素質為重點，結合整村推進和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促進新農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