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熱點案例及分析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刑事訴訟法熱點案例及分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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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刑事訴訟法學 教學 模式 方法 改革

一、刑事訴訟法教學的基本問題

（一）刑事訴訟法重要性。

《刑事訴訟法學》課程是教育部制定和頒布的法學16門主干課程之一，是高等學校法學專業學生的專業核心課程和必修課程。該門課程的教學在整個法學教學計劃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就訴訟法的性質而言，任何一個訴訟案件，其發展、推進的過程，都離不開程序法的應用。因此，不斷推進刑事訴訟法學課程教學模式和方法的改革，進一步加強刑事訴訟法學的課程教學效果，對本科法學教育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二）刑事訴訟法學科特點。

法學是門極為綜合的學科，不僅需要扎實的法學理論功底，而且還需要清晰的語言表達能力、敏捷準確的邏輯思維以及實際操作的經驗等。而刑事訴訟法屬于程序法，相對于實體法更為抽象，學生基本上是在學校單一的環境中，社會閱歷和經驗尚有不足，對程序法缺乏直觀、具體的認識，常規的講解并不能在實質上增強學生對刑事訴訟程序的理解。因此，法律職業自身高度的技術性和刑事訴訟法程序性的特征，使刑事訴訟法學教學的實踐性特征更加突顯。

此外，訴訟法一般被看作是實現實體權利的工具與手段，是輔質的部門法，重視實體結果，而輕視程序問題。在法學教育中確實也存在著這樣一種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法學教育是法律人從事法律工作的基礎，在教學中合理安排實體法與程序法，灌輸程序的獨立價值理念，對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觀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刑事訴訟法教學現狀。

目前，以傳統教育方法為主的教學模式使刑事訴訟法學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手段盡顯單一，導致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難以有效配合教學過程，致使教學效果不理想，教學質量受影響，突出表現為幾點：

1.教學內容單一。首先，教學內容主要是以現行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內容以及對其所作的一些理論闡釋，缺乏必要的橫向分析比較；其次，教學內容當中較少涉及刑事訴訟法學學術研究領域以及司法實踐領域中的熱點、難點等問題，使學生的知識結構、內容固化于教材范圍，難以準確分析實踐中的法律問題；最后，課程教學未充分利用案例講解訴訟法學相關知識，案例講解最終成為形式，教學內容仍然空洞、抽象，教學過程缺乏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環節，沒有遵循由具體到抽象、歸納到演繹的認知規律，學生沒有參與教學過程的積極性，易出現懈怠情緒。

2.教學手段、方法單一。以往的教學方法多采用課堂講授、講解方式，教師在講臺上近似于“一言堂”，以“填鴨式”、“滿堂灌”的方式教學，而輔助教學手段不多或者僅僅流于形式，課堂教學氣氛易不活躍，沉悶、懈怠。在整個教學環節當中，學生的思維很難得到啟發，因此學生參與度不高，對教學內容的回應較差，教和學之間交流度不高。如此教學方法，使得學生學到了“知識”，卻喪失了思辨能力。

二、刑事訴訟法教學模式概述

“模式”一詞是來源于英文model 一詞。一般是指被研究對象在理論上的邏輯框架，是理論與經驗之間的一種可操作性的知識系統，是一種理論性的簡化結構。由美國人喬伊斯和韋爾引入教育教學中，被定義為：“教學模式是構成課程和作業、選擇教材、提示教師活動的一種范式或計劃。”因此教學模式可以定義為是在一定教學思想或教學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較為穩定的教學活動結構框架和活動程序。

（一）灌輸式或填鴨式教學模式。

灌輸式或填鴨式的教學模式，強調教師對學生的知識輸入為主，具有明顯單向性信息傳導的一種教學模式，在刑事訴訟法的教學中最為常見。由于受教學人數、教學資源與教學手段以及自身能力的制約，授課老師往往采取這種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優缺點十分明顯，一方面有利于豐富教學內容，完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限制了學生分析判斷能力、科研能力和自學的能力的提高。筆者認為在知識普及和專業課程的理論基礎部分，采用灌輸式教學還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引導或啟發式教學模式。

引導或啟發式教學是較為古老的教學模式，旨在利用學習過程的客觀規律性，引導或輔助學生主動、自覺地吸收和掌握知識。這種模式將學生看作是學習的主體，通過調動主體的積極性，實現引導教學與主動學習相結合，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力，培養學生思考問題的興趣和能力。但這種教學模式不易掌控，可能會造成課堂的失控和課程進度的延遲，在固定的課堂時間之下具有一定難度，可在已具有一定刑事訴訟法知識基礎之上穿插開展。

（三）案例教學模式。

案例教學法是英美法系判例法國家法學院最為常見的一種教學方法，是由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郎得爾于1870 年前后最早使用于哈佛大學的法學教育之中。目的是通過對大量特定案例的分析講解，進而讓學生掌握一般的法學原理、法律精神和現行法律規定，培養學生自主分析能力、解決法律問題能力以及法律的批判精神的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模式對老師實務能力要求較高，在案例分析中能夠抓住重點，問題的設置能夠對當前訴訟中的實際情況考慮得恰到好處，并且對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要進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四）建構主義模式。

建構主義也譯作結構主義，其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亞杰（J. Piaget），源自關于兒童認知發展的理論。建構主義認為學習的實質是學習者通過新、舊知識經驗之間的雙向的相互作用來形成、充實或改造自己的經驗體系的過程，即是學習者在原有知識經驗的基礎上，主動地進行的信息建構。極為強調學習的主動性，對知識的吸收不應是被動的，而是主動地構建信息，不可由他人代替，故而是學生建構自己的知識，而非教師向學

教學模式并不能單一的選擇，應充分考慮各自特點，在教學過程中交替開展，使之形成一套適合刑事訴訟法教學的高效立體互動模式。

三、刑事訴訟法教學模式的具體運用

（一）模擬法庭。

法學教育不只是簡單的知識傳授和講解，而應該是一種規范的、專業的職業化的訓練。在刑事訴訟法學的教學與學習過程中，可采用實務性的模擬法庭教學方法，使知識的傳授更加具體、形象，并可在教學實踐過程中自我完善、自我檢驗。按照一般的模擬法庭教學，其主要是針對刑事訴訟的庭審階段進行模擬實踐，但刑事訴訟法教學不應該僅局限于審理環節，“而是延伸至案件辦理的始終。學生在這個過程中虛擬的扮演律師、當事人、證人、政府官員及法官、檢察官、偵查人員等各種角色，就案件中的問題進行調查、偵查、談判、辯論、調解以及審理等”，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理論脫離實際的傳統教學弊端。但實施這種教學手段的過程中應該避免將模擬法庭作為一種純粹的表演形式，過分偏重形式程序的設置進行，恰當設置刑事訴訟三個主要階段的實踐教學內容，使模擬法庭能夠稱為培養學生訴訟實踐能力的教學方式。

（二）實踐觀摩與法學基地。

將課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參與法學社會實踐是極為重要的環節。就目前法學專業的設置上來看，專業實習局限于畢業前四個月的統一實習，這對于刑事訴訟法這一程序法教學來說是不足夠的，筆者認為可根據各個年級的特點和所學知識的不同，分組分階段的參與法律實務部門的實踐活動。其次，充分利用法學教育實踐基地。學生到法學教學基地的見習或實習都是學生將知識應用于實踐的難得機會，由此會激發學生思考問題的積極性，學會用法律人的思維思考問題。同時，利用好實踐基地，也可以拓展教學資源，使得老師接觸到更多的實踐問題，相對于課堂內的教學是有益的促進。

在進行刑事訴訟法教學時，特別是一審庭審程序部分教學過程中，根據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的教學進度，可組織學生旁聽基層法院的法庭庭審。庭審觀摩是一種更為直觀教學方法，通過實際的觀察了解法律實務工作者對具體法律的理解和運用，進而檢驗自己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和認識，加深對庭審流程的記憶，使知識架構更具有立體性。

在課堂教學環節當中安排庭審觀摩，必然要受課堂教學課時數的制約，所以老師在選擇旁聽案例時，需要把握案例的典型性，這就需要在觀摩組織上提前做好準備工作，尤其注意與相關單位進行良好的溝通。

（三）多媒體手段。

多媒體教學是指通過使用電子課件、網絡資料、視頻影音等教學手段，增加課堂教學的生動性和趣味性，而在刑事訴訟法教學中，更有利于將理性、抽象、艱深的法律問題形象化、生動化、直觀化。多媒體教學相對于其他的“動態”教學，更容易運用到課堂之中，彌補實踐操作的不足，同時節約課堂板書時間，便于適時更新充實教學內容。在教學過程中使用多媒體設備輔助教學，會增強講述課程的效果。通過直觀的圖片、影音短片等將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展現出來，使抽象難懂的教學內容生動具體，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增強實際操作能力，形成一種多元化的教學模式。但是，如果在教學過程中過多的使用多媒體手段，會使課程教學呈現表面的生動、新鮮，但實際上學生卻容易將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多媒體的技巧變化上，而完全忽視了多媒體手段承載的知識本身，最終本末倒置。所以多媒體的輔助教學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四）案例分析與課堂討論。

案例教學法是19 世紀70 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蘭德爾首創的一種教學方法，是由主講教師根據教學進度和需要，適時提出精選案例，組織學生對個案進行剖析，闡述個案分析的基本法理和要點，實現從具體到一般的抽象過程。

在經過老師對理論知識的講解之后，學生將利用已經掌握的知識要點，自主查閱資料，分組討論，形成結論。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已成為課堂的主體，也增強了其學習的主動性及實踐操作的能動性，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縮短理論和實踐的距離，使得程序法教學更加形象化，更能夠達到刑事訴訟法的教學目的。作為授課老師，要善于關注司法實務，在對具體操作的問題上避免脫離實際，本著提高學生刑事訴訟程序操作能力出發，精選適合課程教學的案例，同時注意不能急于求成。引導學生對問題進行分析，逐步培養學生的能力，不可將案例分析演變成知識的灌輸。

（五）專題講解。

刑事訴訟法教學中，應當緊扣當前刑事訴訟法學學術研究領域以及司法實踐領域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通過對某一問題的思考研究，進一步深化對刑事訴訟法的了解。作為程序法，在學術研究領域必然會有很多爭議性的問題，在教學中提出適當的問題，作為專題講解，著重分析，充分發揮學生自己的思考能力，分組討論收集資料，各抒己見，在不同觀念中加深對問題的認識，既能提高學習的興趣，也能夠使學生接觸到刑事訴訟法的現實問題。

四、刑事訴訟法教學模式改革方向

（一）教學內容多樣化。首先，課程的主體內容為中國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基本理論；其次，課程的拓展理論知識應包含部分國際刑事司法制度；然后，課程內容的延伸應當涉及立法界、司法界、學術界討論的熱點、難點問題。

（二）教學方法多元化。首先，課堂內的教學中應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手段。比如，講授為主，啟發提問回答及課堂討論為輔的方法；案例教學、圖示教學、多媒體教學結合的方法。其中，對于案例教學切忌流于形式，應遵循具體到抽象的認知過程，讓學生懂得歸納，進而學會運用。其次，課堂外運用豐富的實踐教學手段。比如，模擬法庭教學，診所法律教學，以及專題學術講座等等。其中診所法律教學是能夠讓學生把理論知識運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較好方法。

（三）教學理念實用化。將理論知識的實際運用作為重點，在實踐過程中，學生通過自己的切身經歷，把握刑事訴訟法的整體方向，培養法律理念，真正做到用法律人的思維思考問題。

（四）教學考核靈活化。刑事訴訟法學是核心課程，所以基本的考核方式應當保持有期末的集中閉卷測試。但針對法學的應用性特點，課程考核成績的計算應當有一定的靈活性，應當將學生的應用能力作為考核內容。

五、刑事訴訟法教學模式改革中應注意的問題

該課程教學模式及方法改革的核心或是突出點在于，立足于法學的應用性特點，培養學生扎實的理論功底，使教學的實踐性和師生的互動性達到有機統一。但，正是因為這樣的教學模式非常強調理論的運用、主體的參與性，以及教學過程中的互動，因此，在教學上會較普通的教學模式更耗時間和精力。從刑事訴訟法學教學中的經驗來看，教學模式和方法的改革如要有效實施，則必須妥善解決這些矛盾，否則教師個人的精力將不能完全企及。

首先，教學時間的配備。注重操作性和參與性的教學模式下，時間的安排問題較為突出。在教學總課時固定的情況下，開展實踐性教學存在一定問題，教學雙方在過程中的不可控的延時，對教學的時間配置問題要求較高。此外，理論教學和立體化教學交叉進行，使得學生在課堂之外還應對課本知識進行系統的了解，教師在課堂上更應中重點、難點和疑點，避免面面俱到而導致的時間不足。對于操作性教學，注意把握時間，不可重視形式的新穎化而忽視了基本理論的教導。

其次，物資保障的投入。刑事訴訟法本身帶有極強的操作性，在教學模式改革中進行實踐學習，對教學的物資投入要求高。

校內，教學硬件設施的選擇，模擬法庭建設、多媒體系統配備、攝像錄像設備以及開展過程中的道具配套等；在校外，還應注意與相關單位的聯系，對法學基地的建設，同時在對外進行教學時，還需部分合理的車旅開銷。這些都是必須盡全面的考慮。

最后，教師能力的要求。首先應當重視授課老師在刑事訴訟法方面的專業性，法學是門龐大而相對完整的學科，各專業之間不可盲目融會貫通，程序法與實體法的側重點不同，同性質的法學學科之間也不相同，在刑事訴訟法的教學上，首要的問題便是重視專業性。其次，對教師實務能力的要求較高。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程序法相對實體法更重視實踐操作，教師應當具有實務能力，在實際中參與過刑事訴訟，同時，對當前熱點問題有良好的把握，才能更好的理解程序法，避免紙上談兵。

本文系四川樂山師范學院校級教改課題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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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多媒體 課件 刑事訴訟法

隨著多媒體技術的迅猛普及，高等學校教學手段和方法也逐漸現代化，突出表現之一即為多媒體課件在教學過程中的廣泛應用。目前，筆者所在的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所有的教學教室均安裝了多媒體設施，教師們在課程教學中使用多媒體教學的比例大幅提高。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完善了教學方法，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其圖文并茂、聲像俱佳、動靜皆宜的特點深受廣大師生的歡迎。筆者就所講授的刑事訴訟法學課程中運用多媒體課件的情況總結如下，以期能夠更好地提升課程的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

一、多媒體課件在刑事訴訟法教學中的優勢

刑事訴訟法學是法學及其相關專業的專業主干課程之一。其課程特點如下：1.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刑事訴訟程序涉及知識點多，信息量大；2.刑事訴訟程序比較復雜，訴訟過程比較枯燥，案例不如實體法有趣；3.程序操作過程中易混、相似知識點多；4.知識更新較快，如司法解釋的出臺；5.屬于應用法學，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注重實踐能力的培養。傳統的教學方法采用教師講授，學生聽講，做筆記的形式，雖說有其優勢，但也會帶來教學方法比較枯燥，容易脫離實際的弊端。多媒體課件的應用，將圖形、圖像、文本、動畫、視頻、聲音等多媒體技術，通過計算機處理后，以單一或者集成的方式運用于教學中，成為教師在授課過程中重要的輔助教學手段，可以彌補傳統教學方法的不足之處。

（一）多媒體課件使課堂呈現的知識量大大豐富，信息更新及時。

多媒體課件的應用，使得教師在備課時就可將刑事訴訟法學龐大的知識體系盡數納入其中（如相關章節的法條、司法解釋、近期發生的案例，理論界的前沿問題等等），在授課時就可直觀、明了地以課件形式展現給學生原貌，節省了教師的板書時間和學生筆記時間，信息量極大充實。教師可以節省下時間將精力放在重點知識的講解和分析上，授課效率提高。多媒體課件修改起來快捷、方便，近期的法律法規的變化、熱點問題、熱點案例可及時吸納進來為教學所用。

（二）多媒體課件使案例教學更加生動，極大地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案例教學法是法學教學中大家非常推崇的一種教學方法，多媒體課件的運用使案例教學更加生動。如在“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與義務”課程導入時，可以采用現實中的真實案例的視頻、圖片等音像資料來開篇，讓學生以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視野進入程序，這往往會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如身臨其境般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學習過程。在訴訟程序的立案、偵查、、審判、執行各階段，不斷設置案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進行訴訟程序的分析，進而引申出相關法律法規的運用，最后，結論也會水到渠成地得出，當事人的權利體系也就完全印入學生的腦海之中。

（三）多媒體課件使程序更加直觀化地呈現在教學過程中，增強學生對訴訟實踐的感知。

傳統教學中教師的口述案例和程序使訴訟過程難以直觀地呈現在學生面前，而刑事訴訟法又強調學生對訴訟實踐的感知。多媒體課件的運用使得程序的直觀化呈現成為可能。如在講授刑事第一審程序的法庭審理過程時，我們就可以將法庭審判過程在課堂中播放。可以選擇教學光盤如《中國法庭》，可以選擇相關影像資料如《庭審現場》《模擬法庭》等，也可以選擇身邊真實案例資料等。教師在授課時加以適當引導即可以讓學生感知到真實的庭審過程，圓滿完成教學任務

（四）多媒體課件使課程知識點的歸納總結更加條理化，提升教學效果。

刑事訴訟法的課程知識點比較瑣碎，易混、相似知識點較多，如果學生沒有進行課前預習和做好課后復習，很難完全理解和掌握。多媒體課件的合理使用，使得教師在備課時就可以將這些知識點以圖表、表格的形式進行梳理和歸納（如辯護和的諸多異同，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區別等等），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一個清晰而簡單的印象，有利于提升教學效果。

二、刑事訴訟法教學中運用多媒體課件容易出現的問題

雖然多媒體授課有諸多的優勢，但運用不當也會出現一系列問題。

（一）知識點播放較快，學生不易形成較深印象。

多媒體課件的優勢之一是課件呈現的知識信息量極大提升，但如果事無巨細地將相關知識點一律反映到課件之中，會使得課件的內容過于龐雜，主次不分，詳略不當。這樣，在授課過程中，教師會十分忙碌于課件一屏一屏地播放，而且還要照屏宣講，屏幕內容更替速度過快，在學生印象中知識點內容很多，但不易形成較深印象，影響授課效果。

（二）增強案例的生動性，但有時過于熱鬧會喧賓奪主。

多媒體課件的運用使案例教學可以看得見聽得到，增強了生動性，學生普遍興趣很高，教師也非常樂于采用案例教學。有些教師為了迎合學生心理，會將案情過多地進行渲染，老師講得熱鬧，學生聽得輕松開心。過份渲染案情雖然會使課堂氣氛活躍，但最后在考核時往往會發現學生只對案情有印象，聽了熱鬧而沒有總結到知識點，更沒有掌握相關法律規定。還有，教師所采用的案例有時較大，在課件中放映占用時間較長，這樣會擠占其它授課內容的時間。

（三）教師過于依賴多媒體，易淪為課件“放映員”。

目前，利用多媒體課件授課成為很多高校教師的選擇，教師在授課前提前制作好課件，在授課時按部就班地按課件內容進行放映和講解。這容易造成教師過于依賴多媒體課件，淪為多媒體課件的“放映員”，一旦停電或其它狀況出現，往往影響教學任務的實現。教師過多依賴多媒體，受課件內容束縛，也會限制教師在講課過程中突然出現的靈感和火花。

（四）多媒體課件質量參差不齊，出現兩個極端，或成為“電子板書”和或過于花哨。

由于教師所占有的教學資料不同，本身的教學思路不同，再加上每個教師計算機操作水平的差異，使得教師制作的多媒體課件差別很大，質量參差不齊。多媒體課件容易出現的兩個極端，一種是將文字的幻燈片直接展示，成為“電子板書”，另一種則充分運用計算機的各種優勢，充分體現視覺、聽覺等效果，不注重教學內容，過于花哨，華而不實。這兩種極端都應極力避免。

三、揚長避短，充分發揮多媒體課件在刑事訴訟法教學中的優勢

（一）發揮集體力量，做好多媒體課件資料準備工作。

利用多媒體課件授課是一種教學手段，教學內容是多媒體課件的核心。為了更好地制作高質量的多媒體課件，我們應該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而不是僅僅依靠單個教師的力量。如刑事訴訟法課件的資料準備工作，就可以充分挖掘訴訟法學教研室的全部教學資源。三大訴訟法有很多相通之處，資源可以共享。課件準備工作首先要做好文字性資料的準備，如教材、大綱、教案、相關法律法規、典型案例等；其次要準備各種教學影像資料；還有就是要有一些必要的軟硬件設施，如掃描儀、打印機、攝像機、錄音設備、數碼相機，多媒體影像教學光盤，多媒體技術教學書籍等。在此基礎上，課程組的成員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共同協作，制作出高質量的刑事訴訟法學多媒體課件。

（二）多媒體課件制作，避免兩個極端。

多媒體課件制作時，要秉承一個原則，即教學內容是核心，教學效果是目的。多媒體課件要避免成為“電子板書”，這樣難以發揮多媒體課件的生動性，形象性。也要避免過于花哨，喧賓奪主情況的出現。多媒體課件的制作，應是教學內容和教學形式相統一，形式服務于內容，從而達到學生充分理解，深刻領會的教學效果。

（三）多媒體課件的運用，要確立其輔助地位，教師應以講授為主，不要過于迷信多媒體。

教學過程中，教師始終是課堂的主宰者。多媒體技術雖然很優越，但它只是一種教學手段，其要服務于教師的講授內容，受教師的駕馭。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確立自己主導者的地位，不要淪為課件“放映員”的角色，過于迷信多媒體。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充分運用多媒體的優勢，根據課堂變化的狀況，不斷引導學生，加強師生之間的教學溝通和互動，共同圓滿完成每一堂刑事訴訟法學課程的教學任務。

（四）提高多媒體課件的播放技巧，注意細節。

為了更好地發揮多媒體課件的優勢，教師應不斷提高多媒體技術水平。如每堂課用醒目的字體或者聲音提示重點、難點；案例有選擇地加以剪輯使用；注意播放細節，與播放教室相適應，提前設置好合適的背景、文字、聲音等；設置暫停、回放鍵等。諸如此類多媒體技術的提高和對細節的重視對于提高刑事訴訟法的教學效果也非常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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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SPOC;刑事訴訟法學;教學改革

隨著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亦隨之發生了重大變革。從慕課到SPOC課程，再從SPOC課程到微課，教育工作者們不斷地探索新的教學模式和方法，這既為我國的法學教學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同時也給法學教學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慕課，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簡稱MOOC)，即大規模開放網絡課程。這種新的教學模式完全顛覆了我們傳統的大學課堂教學模式，從2012年起，慕課教學席卷全球。世界各國的著名大學都開發了相關的慕課平臺。如Coursera，edX，Udacity等平臺。在我國，主要有清華大學的學堂在線，上海交通大學的“好大學在線”等等。在MOOC的四個關鍵詞中，Open(開放)是核心，Courses(課程)是內容，Online(在線)是時空形式，Massive(大規模)是結果、影響力。［1］慕課教學與傳統的大學課堂教學相比，有著明顯的優勢，比如教學上沒有規模的限制、教學開放、成本低、以學生為主導等。慕課教學模式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肯定，但是慕課模式在實施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暴露出其缺點。比如，由于教學規模較大，幾乎沒有師生的互動，沒有正式的學分認證，學術誠信問題，課程的完成率較低等問題。［2］學者們對慕課教學模式進行反思之后，提出了一種SPOC的教學模式。所謂的SPOC(SmallPrivateOnlineCourse，簡稱SPOC)，中文意思是“小眾私密在線課程”。SPOC課程模式小而精，并能將線上與線下的課堂教學相結合起來的一種教學模式。SPOC將慕課與課堂面授有機的結合，彌補了慕課教學的缺點。有學者指出，SPOC是MOOC與傳統校園教學的有機融合，是針對小規模、特定人群的，通過MOOC資源來改變傳統高等教育現狀的一種解決方案，其基本形式是在傳統校園課堂采用MOOC講座視頻或在線評價等功能輔助課堂教學。［3］SPOC教學方式與MOOC相比有其優勢，得到了師生的認可，在我國的各大院校得到了推廣。

一、當前刑事訴訟法教學面臨的困境

(一)教學理念較落后，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不夠

刑事訴訟法學是法學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是法學專業的核心必修課，同時也是國家司法考試(2018年之后的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重要內容。刑事訴訟法的教學知識點較多，刑事訴訟法的法條也較多，在傳統的刑事訴訟法的教學中，教師往往把較多的時間放在對基礎知識的講解上，著重講解刑事訴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訴訟理念，教師重點講解刑事訴訟法條的含義，學生課上抄筆記，課后學生花大量的時間看筆記，背法條。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概念的抽象，法條的枯燥，使得學生慢慢地失去了學習這門課程的興趣和積極性。

(二)教學方式較單一，學生缺乏對刑事訴訟法的整體性認知

傳統的實體法教學中，注重對知識點采取“說理”式的教學，在教學中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刑事訴訟法學教學的內容分為總論與程序論兩大部分，總論部分主要是講解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如刑事訴訟的理念、辯護、回避、證據、逮捕等，程序論主要是講解整個刑事案件的辦案的流程，從立案開始，偵查、、審判、執行、再審程序。刑事訴訟法的知識點較多，相對刑法而言內容更抽象，傳統的“說理”式的教學方式，教師將每個知識點進行一一的講解，確實有利于各個知識點的掌握，但是卻往往忽視了這些知識點之間的有機聯系，使得學生對于各個知識點缺乏系統性的認識。

(三)過于偏重理論知識講解，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重視不夠

霍姆斯認為，法律的生命在于實踐。刑事訴訟法作為一門實踐性極強的課程，以研究刑事訴訟主體公、檢、法等國家專門機關和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活動為其主要內容。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學生必須掌握辦理刑事案件的程序，了解不同的訴訟主體在程序中享有哪些權利，承擔何種義務。學生畢業后，走上了法律工作崗位，但是實踐操作能力較差，不能運用所學的知識去解決實踐中發生的刑事案件，獨立辦理案件的能力差。傳統的理論教學已經不符合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刑事訴訟法的教學中不僅要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掌握法律職業的技能，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理應成為教學改革的中心。

二、刑事訴訟法學SPOC教學思路

(一)明確教學改革的目標

刑事訴訟法學SPOC教學改革的重點是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學生的實踐能力為中心。明確的目標定位有利于合理的選擇教學的內容。SPOC教學包括線上教學與線下教學兩部分，線上注重對基礎知識的講解，線下課堂上將更多的時間放在實踐性教學上。有學者提出了，將教學的基礎性內容錄像化，實踐性內容課堂化的建議。

(二)線上教學的重點

SPOC教學是一種典型性的建構性學習，建構性學習主要是強調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在課前，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自主地觀看教師制作的視頻，傳統的課堂教學一般是每節課45分鐘，而視頻的時間一般要在5分鐘到10分鐘左右。學生通過視頻的學習，主要是掌握刑事訴訟法的基礎知識點。同時，線上還要求學生完成老師所布置的作業，這樣的話，教師就可以根據學生線上的答題情況，合理的安排線下課堂上的教學內容。教師也可以將網絡上一些優秀的教學資源引入到教學中，這樣可以彌補教師在教學中的不足。

(三)線下教學的重點

線下教學應該突出學生的參與性與主體地位。首先是教師對線上反映的問題進行詳細講解，為學生答疑解惑。另外就是組織學生對刑事案件進行討論。其中，線下教學中最重要的是要采取不同形式的實踐教學，從而彌補傳統刑事訴訟法教學的缺點。實踐教學主要包括案例教學、模擬法庭、情景教學法等形式，教師可以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采取不同的實踐教學方式。

三、刑事訴訟法學SPOC教學的主要優勢

(一)有利于凸顯學生的主體地位，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在線上線下的教學中，學生經歷了“感知—理解—體驗—反思”的過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安排進行線上的學習，不理解的知識點可以反復觀看，這是學生對新知識的初步感知，課堂上，學生在參加案件討論，情景模擬等活動的過程中，學生對知識點不斷的理解和建構的過程，也是一個深度學習的過程。在實踐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成為了教學的參與者，學生的學習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學生從以前的被動學習到主動學習，學生在線下的教學中，學生運用掌握的知識去理解案件的過程中，學生學會了獨立思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二)有利于合理的安排教學課時，增強知識點的系統性

SPOC教學改革要求更多的時間用在實踐教學中，在傳統的教學中某一個知識點老師講解只需要1節課時，但是實踐教學組織學生課堂上進行討論，模擬等活動，可能需要更多的課時，但是根據學校教學改革的需要，壓縮了刑事訴訟法學的教學課時，由以前的一周4節，變成了現在的一周3節，一共是54個課時，課時的有限性與教學內容的繁雜產生了必然的沖突，這不利于實踐教學的順利開展。SPOC模式破解了傳統的教學困境，不失為一條刑事訴訟法教學改革之路。“由于基礎性講授內容已經錄像化，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課堂教學和學習中去。”［4］這樣，教師就不只是完成各個知識點的講解。而是有充足的時間完成學生對知識有整體性認知。即教師通過對知識點的梳理，理順各個知識點之間的內在邏輯和脈絡，然后通過不同的形式，如圖形，表格，思維導圖等，講授給學生，從而增強知識點的系統性，有利于學生體系性思維的培養。

(三)有助于學生實踐能力和綜合能力的培養

地方本科院校法學教育的定位決定了課程設計的基本思路，學生畢業后，主要的就業去向是到基層的法律實務部門工作，從往屆畢業生的就業去向統計來看，大多學生都是到地方的基層法院、基層檢察院和律師事務所工作，因此對學生的實踐能力的培養尤為重要，所以在設計刑事訴訟法SPOC課程時，必須加強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師可以在教學中采用真實的案例，引導學生進行討論，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教師也可以采取情景教學方式。即讓學生分擔不同的角色進行模擬，可以將學生分成“被告人及辯護律師組”、“檢察院組”、“法院組”等，讓學生針對教學的內容進行不同形式的情景模擬，每隔一段時間，小組之間可以互換角色。通過角色的互換可以使學生了解不同法律職業的特點和工作內容。在此模擬過程中，學生的法律文書寫作能力、法律思維能力、組織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協調能力等都能得到全方位的訓練。這些能力都是從事法律職業者不可或缺的，而我們傳統的法學教育，卻往往忽視了這些能力的培養。這樣，也會縮短課本與實踐的距離。法學院的專業課程一般是小班教學，人數是40人左右，這樣的規模既有利于師生之間的互動，也有利于小組實踐活動的開展。通過參與線下的各種教學活動，有利于學生對刑事訴訟法的相關知識有整體性的把握。

四、SPOC模式下刑事訴訟法教學的具體步驟

下面我們以刑事訴訟法中的辯護制度為例，講解SPOC教學模式的具體步驟。首先，必須明確教學的目的，通過學習，學生必須掌握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辯護制度的規定，學習的重點是:理解辯護律師在訴訟程序中享有哪些訴訟權利以及義務，辯護律師如何的行使其訴訟權利，如閱卷權、會見與通信權、調查權證權等，在以前的教學中，教師只是簡單的將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羅列為若干個小點進行講解，學生課后反映，其并沒有真正地理解辯護律師有哪些訴訟權利以及如何去行使。通過教學，學生不僅要了解辯護律師享有哪些訴訟權利，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掌握辯護律在訴訟中如何具體地行使相應的訴訟權利。線上課前教學，教師將辯護制度中的“辯護的種類”、“辯護人的責任與地位”、“辯護人的訴訟權利與義務”制作成10分鐘左右的視頻，學生通過課前觀看視頻，了解辯護制度的基礎知識。看完視頻后，學生完成網上的作業，作業的主要內容是，對我國辯護制度的基礎知識點進行測試，目的是要學生掌握我國辯護制度。測試完成后，學生可以將測試中遇到的疑難問題，在網上與老師進行交流，討論。線下課堂教學，根據課程網絡系統統計數據的分析，教師有針對性地對知識點中的疑點、難點進行講解。重點講解辯護律師與非律師辯護人訴訟權利的區別。同時講解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關程序和規定，比如會見前如何準備，會見時要注意的問題，會見時如何與當事人進行交流等問題。對這一內容，可以采取情景教學法進行教學。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為主導，教師設定一個在看守所中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情景，由教師在課堂上公布模擬的案情，將學生分為若干小組，每組一般是5至6人，各小組的學生進行分工配合，經過討論確定角色的分工，包括辯護律師，律師助理，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課后各小組根據案情進行準備，熟悉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流程。在學生準備完成后，在正式的課堂教學中，每一小組將按角色進行模擬會見，其他的同學觀看完模擬會見后，對模擬會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各抒己見。在模擬會見結束后，教師對這次活動進行總結和評價。課后，要求學生對這次活動進行總結，而且需針對這次模擬活動寫出自己的心得。對老師提出的問題，進一步進行反思。在整個的情景教學的過程，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被調動起來，學生不僅了解了我國的辯護制度，而且對于整個刑事訴訟法的知識有了整體性的認識，并且在此過程中，學生的實踐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從而縮短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距離。

五、SPOC教學中應該注意幾個的問題

(一)正確處理教學改革與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關系

SPOC教學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司法實踐能力，但是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忽視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重要性。畢竟學生畢業后從事法律職業都必須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而刑事訴訟法學在該考試中所占的分值較多，所以，教學中必須處理好教學改革與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關系。比如對歷年真題中的案例分析題，教師可以組織學生進行課堂討論。而對于歷年真題中的選擇題，因為數量較多，教師可以把其設計成課后的網上作業。對于歷年真題中的難題，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進行詳細講解。也有學者建議將考題設計成游戲的模式，這樣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效率。

(二)注意教學案例的甄選

線下的實踐性教學過程中，案例的選擇是順利開展實踐教學的關鍵。在以往的教學中，也會采取案例教學法，但是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存在著輕程序重實體的現象，刑事訴訟法的教學目標，是使學生掌握我國刑事案件的辦案流程，因而必須圍繞這一教學學目標來選取案例。并且在教學中，要更多地關注案件的程序，考慮知識的結構性，而不能只單純地考慮實體法的內容。另外，能否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學習熱情，也是在選擇案例時需加以考慮的一大因素。除了案例教材上的經典案例和指導性案例之外，也可以選取司法實踐中的熱點案件。

(三)注意現有考核方式的改革

刑事訴訟法的SPOC教學改革，要求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核心是實現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傳統的以期末考試作為學生考核重點的終結性評價方式，已經不符合當前教學的需求，必須要注重形成性評價。而形成性評價更多的是關注學生學習的過程，如完成網上的作業的情況，網上的話題討論，尤其是在課堂上參與討論的表現以及參加活動中的表現。在教學過程中即時、動態、多次對學生實施的評價，它注重及時反饋，用以強化和改進學生的學習。［5］

［參考文獻］

［1］桑新民．MOOCs熱潮中的冷思考［J］．中國高教研究，2014(06):5－10．

［2］康葉欽．在線教育的“后MOOC時代”———SPOC解析［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4(01):85－93．

［3］徐葳，賈永政等．從MOOC到SPOC———基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清華大學MOOC實踐的學術對話［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4(04):17－18．

［4］王竹．慕課的制作與運行指南———以中國大學MOOC首門法學類課程侵權責任法為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5．3．

篇4

一、 我國的刑事羈押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

我國的刑事羈押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缺少由聯合國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中之刑事司法標準所要求的“人身保護令”制度。[2]在我國的刑事羈押制度中，兩種暫時剝奪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強制措施，即逮捕、拘留，除了法院直接決定的逮捕，在一定意義上符合人身保護令制度的某種要求，檢察院批準或決定的逮捕和拘留、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決定的拘留，均與人身保護令的要求不一致。這里所說的不一致，主要有兩層含義：

（一）缺乏司法控制

中國的刑事羈押缺乏司法控制，一方面，這是指刑事羈押事前未經司法審查；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問題在于，在刑事羈押之后，司法機關不能對刑事羈押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然而，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9條第4款的規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由法庭裁決逮捕或拘禁是否合法。

中國的刑事羈押事前未經司法審查，主要是指刑事拘留這種可達數天甚至于數十天的較長時間羈押，僅由負責偵查的機關決定，事前無需經過司法機關的審查、批準。至于逮捕，事前雖說應經過法院決定或檢察機關的批準，但這種法院決定或檢察機關的批準是否屬于司法控制，尚是個疑問。對此，后文即將予以分析。

在我看來，中國的刑事羈押缺乏司法控制，更加重要的問題在于刑事羈押之后司法機關不能對刑事羈押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主要基于我國的逮捕與羈押合一這個特點。在法制發達國家，實行逮捕與羈押分離制度，逮捕只是捕獲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到案的強制措施，至于捕后是否予以羈押，則由司法部門審查決定。在這種體制中，對羈押的司法控制與我國的情況并不相同。我國的逮捕與羈押合一的特點，使得對刑事羈押的事后審查的重要性變得更加突出。顯然，在這種體制中，逮捕之后對其進行相應的司法控制，更加有利于實現通過司法控制所欲達到的兩個目標，即審查刑事羈押的合法性、減少刑事羈押措施的廣泛采用。就此而言，對刑事羈押事前所進行的司法審查，作用有限。因為，對刑事羈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認識，逮捕之后的審查是事前審查所不可替代的，畢竟，事前審查所依據的材料因單方面來自于偵查機關而具有極大的片面性，使審查的公正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因此，在刑事羈押缺乏司法控制這個特點中，對中國而言，更應引起注意的是其中的缺乏逮捕之后的司法審查。況且，《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9條第3款規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該規定使中國逮捕之后的司法審查問題之解決，更顯出其獨特的意義。

（二）刑事羈押期限較長

中國刑事羈押的期限不僅較長，而且因決定刑事羈押的機關及訴訟階段和訴訟中的具體問題的不同而有差異，比較復雜。例如，公安機關的拘留期限分為一般期限和特殊期限這兩種。一般期限是指在符合刑事訴訟規定的拘留條件時，對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這一期限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對被拘留人的訊問時間。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被拘留人應在拘留后24小時之內進行訊問。如果經訊問，發現不應拘留的，應即予以釋放；發現需要逮捕而又不符合相應條件的，則應改變強制措施，或者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另一部分則是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的時間。這一期限，是在拘留后3日內，在特殊情況下，提請批捕的時間可以延長1至4日，而檢察院則在接到批捕提請后7日內作出是否批捕的決定。特殊期限是指在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下拘留后提請批捕的時間可以延長30日。這些情況包括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等，對其中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對拘留后提請批捕的時間延長30日。而檢察院機關在自偵案件中，如果決定拘留，不僅在適用的條件上不同于公安機關的拘留，而且在期限上也不同于公安機關的拘留，即對被拘留的人，在24小時之內進行訊問，認為需要逮捕的，應在10日內作出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1至4日。至于逮捕的期限，在法院審判之前的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偵查機關分為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兩家，在偵查階段也不完全相同。在公安機關負責偵查的案件中，逮捕的期限也分為一般和特殊兩種情況。一般情況，是指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刑訴法規定為兩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而偵查在此期限內不能終結的，可以報請上一級檢察院批準延長一個月。而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的逮捕期限，由于受審查起訴期限的限制，相對于偵查階段的逮捕期限，時間是很有限的。即普通案件，期限為一個月；重大、復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在審查起訴時，對于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而補充偵查的期限為一個月，且可以有兩次補充偵查，因此，審查起訴階段的逮捕期限，由于補充偵查的存在，實際上可以再延長兩個月

由于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刑事羈押期限較長，[3]因此，與聯合國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所規定刑事羈押應得到司法部門迅速而有效地控制的規定，明顯不相符合。例如，《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9條第3款規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并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判或被釋放”，該條第4款則規定：“法庭應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釋放”。[4]

當然，我國的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對刑事羈押規定“人身保護令”這樣的控制措施，但也并非沒有相應的制約機制。例如，人民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對刑事羈押就行使著一定的控制職權。因此，對我們來說，需要討論的問題并不是刑事羈押是否有相應的控制，而是是否應當規定“人身保護令”這樣的司法控制措施，通過司法的途徑對刑事羈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

二、 司法控制刑事羈押的必要性

我以為，討論通過司法的途徑對刑事羈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必要性問題，首先需要確定通過“司法途徑對刑事羈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的含義。就此而言，確實存在著許多應予澄清的問題。例如，檢察院通過批準逮捕等方式對刑事羈押措施所施加的控制，是否屬于“司法途徑對刑事羈押措施予以有效控制”，就是個需要探討的問題。雖然憲法等有關法律規定了我國的檢察院與法院相同，都是司法機關，并且，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根據刑事訴訟法及有關法律的規定，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極為重要，履行對公安機關批準逮捕的申請進行審查的職責。然而，我國檢察機關通過批準逮捕等方式對刑事羈押措施所進行的控制，與聯合國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所規定的“人身保護令”，并不相同。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所規定的人身保護令的要求，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應是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在這里，“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的含義雖有不確定性，我國的檢察院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內，但我們對此的理解不應局限于字面含義。顯然，重要的并不是控制刑事羈押的人與機構之名稱是否有“司法”的字號，而是該控制刑事羈押的人與機構在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時候，是否適用了司法程序；是否因此可以向被刑事羈押之人提供與剝奪自由問題相適應的程序保證。

對此問題的理解，我們可以借鑒歐洲人權法院的解釋。歐洲人權法院在1971年的“流浪漢案件”中闡述了被拘禁人能夠求助的“法院”的性質：“為了構成這樣的法院，當局必須提供在剝奪自由事項上適用的基本程序保證。……所遵守的程序具有司法的性質，可以向有關的個人提供與剝奪自由問題相適應的保證……”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4款（關于審查拘禁合法性的機構）的含義，在于該機構必須具有（獨立于行政部門和黨派）司法性質。[5]

由于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承擔著指控犯罪的責任，與負責偵查的公安部門有著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其在決定或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時候，是否確實具有“獨立于行政部門的司法性質”，就是個疑問；況且，更重要的是，我國的檢察機關在決定或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時候，所適用的程序并不具有司法的性質，不能提供在剝奪自由事項上適用的基本具有司法性質的程序保證，因此，為了使刑事羈押得到司法的有效控制，我國有必要建立由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機制。

其次，需要進一步認識司法控制刑事羈押的意義。“人身保護令”，即由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機制，其主要意義有兩個，一是程序意義，即為被拘禁者提供可以申訴的機會，以通過公正司法的途徑來審查對其的刑事羈押是否合法；二是實體意義，即通過司法審查以切實減少刑事羈押，有利于實現《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所規定的“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在我看來，由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程序意義和實體意義雖說是相互關聯的，但是，兩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義。

就其相互關聯的意義來說，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程序意義和實體意義，都是基于無罪推定原則的。正是基于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在現代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中才需要并應當予以確定。顯然，刑事羈押所具有的臨時監禁特點，作為一種與刑罰相當的措施，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若非必要及有相應的證據證明這種必要性，一般來說不應采用，而應予以保釋。因此，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如果刑事羈押不合法或并不屬于必須的措施，則應根據法律的規定予以保釋，以減少刑事羈押。另一方面，由法院審查裁斷刑事羈押的合法性問題，審查刑事羈押是否屬于必須的措施，也是與無罪推定原則相聯系的。由在刑事訴訟中相對于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而言處于中立地位的法院，通過公正的司法程序審查刑事羈押的合法性、必要性及決定對被非法拘禁者予以釋放、減少刑事羈押，正是無罪推定原則基本精神的反映，因為無罪推定原則的精髓在于：通過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被刑事追訴之人的合法權益。

然而，由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程序意義和實體意義雖說是相互關聯的，但是，兩者具有互相不可替代的意義。一方面，由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必要性，并不必然意味著實體意義的實現，實體意義上的非法刑事羈押及不必要的刑事羈押之減少乃至消除，“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的問題，并不能因此而可以獲得簡單的解決。因此，我們不能只是滿足于由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非法刑事羈押及不必要的刑事羈押之減少，雖然也不排除通過其他途徑實現的可能，但“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則”，即使成為現實，也并不意味著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的程序意義的實現。[6]顯然，由獨立而公正的司法機關通過司法程序才能顯示的程序公正，是其他機關通過其他方式所難以達到的。就此而言，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程序意義和實體意義，都是我們必須予以充分考慮的問題。

三、 司法應如何控制刑事羈押

在分析了我國刑事羈押的特點、明確了我國有必要建立由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機制之后，需要進一步探討司法應當如何控制刑事羈押、刑事訴訟法應如何完善有關規定的問題。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應當認識到，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控制刑事羈押所需要完善的規定，并不僅僅是審查刑事羈押的機關統一確定由法院負責，[7]而且還在于，應當明確規定法院在審查刑事羈押的合法性、必要性時所需遵循的一整套公正的程序、相應的原則，以有利于真正實現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程序意義和實體意義。因此，我們在此所探討的司法應當如何控制刑事羈押的問題，可以分解為兩個相關的子問題，即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的相關程序與相應的原則的問題。以下分別說明。

（一）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的相關程序

在此，不可能對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的相關程序予以詳細論述。在簡短的篇幅中，所能做到的只是對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相關程序的要素予以簡要的說明。基于法院對刑事羈押的審查應屬于司法審查的本質特點，而經歷司法程序又是司法審查的基本要求，因此，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的相關程序應是司法程序，就應當是邏輯的結論。就此而言，簡單地將逮捕的審批權統一由法院行使的主張，以及由法院壟斷對刑事羈押的審查的設想，都是不夠的。更加重要的是，法院審查刑事羈押應經過司法程序審查刑事羈押。如果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對逮捕的規定那樣，司法機關對逮捕的決定或批準，只是基于書面材料進行審查的結果，只是對意欲采取逮捕措施的機關的單方面所申報之材料進行審查的結果，那將與司法程序的基本精神相悖，根本不應稱其為司法審查。就刑事司法程序的基本要求來說，司法機關需要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然后才能對刑事羈押的合法性等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因此，有控辯雙方參與的聽證，應是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相關程序的要素。如果缺乏這類要素，“司法審查”就不可能對刑事羈押實行有效的控制，更談不上實現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程序意義和實體意義。

（二）法院審查刑事羈押的原則

關于法院審查刑事羈押所應遵循的原則，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其一，合法性原則。法院審查刑事羈押所應遵循合法性原則是指，法院應當審查刑事羈押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在此所說的法定要求，既包括法律對刑事羈押所規定的實體性的要求，諸如欲予刑事羈押之人涉嫌所犯之罪系何種犯罪等實體性要求；也包括法律對刑事羈押所規定的程序性的要求，諸如欲求刑事羈押之機關為證明刑事羈押之必要性的證據情況等。在這兩方面的要求中，程序性要求不僅決不應忽視，而且，應當看到其具有控制和減少刑事羈押的重要意義。

其二，相當性原則。如果說合法性原則中包含著關于涉嫌所犯之罪系何種犯罪這類實體性要求，那么，刑事被告人所涉嫌之罪嚴重性程度，就是法院審查應否準予刑事羈押及決定刑事羈押期限的重要基礎。審查刑事羈押時應基于涉嫌之罪嚴重性程度的原則，即為相當性原則。該原則已被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法所肯定。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2條規定：“若與案件的重大程度和可能的刑罰、矯正及保安處分不相稱的，不允許命令羈押”。相當性原則又被稱為比例，該原則因具有要求采用刑事羈押這類嚴厲的強制措施時應受制于涉嫌之罪嚴重性程度，故具有控制和減少刑事羈押的重要作用。

其三，必要性原則。然而，刑事被告人所涉嫌之罪嚴重性程度，并不是法院審查應否準予刑事羈押及決定刑事羈押期限的唯一前提，在審查刑事羈押時，尚應考慮刑事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只有其所具有的人身危險性使刑事羈押因此而成為必要時，才應準予刑事羈押。這種基于人身危險性對刑事羈押的必要性所作的判斷的原則，即為必要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對控制和減少刑事羈押具有重要的價值。例如，根據奧地利刑事訴訟法第18條（3）規定：若被告被懷疑實施了犯罪行為，但其嚴重性尚不足以處五年以上監禁，其生活正常，并在國內有固定住所，則不應認為有逃跑危險（除非他已經采取了逃跑行為），對其予以刑事羈押就不符合必要性原則。

當然，欲達到控制和減少刑事羈押的目的，真正實現“等候審判的人被羈押應是例外”，僅僅建立對刑事羈押的司法審查制度是不夠的，還需要完善刑事訴訟中相關制度，以使其協調一致。例如，有助于使保釋能夠在現實中廣泛采用以替代刑事羈押的取保候審制度，就是控制和減少刑事羈押的必要制度保障。顯然，缺乏這類制度的配合，是不可能真正實現法院審查刑事羈押合法性的程序價值和實體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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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羈押”當然也可以（或許更應當）被作為一種狀態來理解。但鑒于我國的法律并無關于這種狀態的明確規定，而只有關于逮捕與拘留這類強制措施與羈押狀態合一的規定，因此，本文將其作為強制措施予以討論。

[2] 人身保護令這一起源于英國的制度，旨在使受刑事羈押之人在審前得到相應機會，由法官審查對其的刑事羈押是否妥當，決定是否應予釋放。由于人身保護令具有的這種有利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功能，這一制度現已成為國際刑事司法最低標準的內容。

[3] 在此所說的尚只是法定的、可計算的刑事羈押期限，實際上，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還存在一些難以計算的刑事羈押期限。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的規定，在偵查期間，發現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發現之日起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根據這些規定所決定的偵查羈押的期限，就難以得到確切的計算結果。

[4] 當然，該公約并未具體規定與人身保護令相關的確定的時間。然而，由國際文件規定精確的時間，要求公約的參加國予以一體遵守，確有其為難之處。雖然如此，有關國際組織卻試圖對此有一個說法。例如，1992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44屆會議就人身保護令所作的決議（第35號決議）第3O條中認為：人權事務委員會對于人身保護令程序上的拖延問題采取十分嚴格的態度。該委員會認為，拘留7天而沒有機會向法院就拘留的合法性提出質問，即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4款。但關于時間的這種解釋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具權威的。在該項決議第26條和第27條中，聯合國人權委員援引歐洲人權委員會的觀點：“現在一般認為，拖延幾個月即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4款，”“最近的案例表明……（訴諸法院審查和法院作出裁斷）分別拖延31天和46天即違反第 5條第4款。”然而，即使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認為只可能對被拘禁的人提出訴請法院審查的時間作出規定，而法院對此訴請作出裁斷的期限則難以確定。在上述所引人權委員會的決議書中，委員會認為：就法院對拘禁是否合法下裁決的準確期限進行規定也無助益，應根據各個案件，判斷裁決是否及時。然而，在人身保護令的時間問題上，法院對訴請作出裁決的期限顯然較被拘禁人提出訴請的時間更為重要，至少，并不是更不重要。

[5] De Wilde，Ooms and Versyp Cases，12 Series（19 June1971） （Hereinafter the Vagrancy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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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法證據；取證主體；辯護證據

作者簡介：盧剛(1976―)，男，河南鎮平人，中國民航大學法學院講師，航空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法理學、司法制度研究。

中圖分類號：D9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403(2012)01-0084-04　收稿日期：2011-09-25

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20世紀90年代中期興起關于非法證據規則的討論，其勢頭方興未艾，有關論文、專著連篇累牘。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又出臺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可以想見，在我國新一輪的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圍繞非法證據規則必然會引起學者及社會更多的關注。而經過十余年我國學者不懈的努力，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很多問題學界已達成了共識。因此有學者稱“在我國學術界，對于是否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已經不存在什么爭議”。然而，關于非法證據的范圍的研究卻在人們的討論中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筆者認為這一問題真實存在并且對我國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相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筆者在此提出以求教于方家，或者會開辟我國刑事訴訟非法證據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

一、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的取證主體問題

刑事訴訟非法證據取證主體的范圍，或者說我國今后非法證據規則所規范的行為人包括哪些，學界在討論中對這一問題并沒有加以太多關注而導致答案游移不定。一般來說，我國學界關于刑事訴訟非法證據的取證主體大體有兩說：其一指刑事訴訟過程中享有調查取證權的國家權力機關，包括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及其工作人員；其二則將我國刑事訴訟相關法律規定的享有調查取證權的主體全都涵蓋其中，即除前一說所指主體之外，還包括擁有調查取證權的其他訴訟主體。由此可見，對于國家權力機關其取證行為應當受到非法證據規則的約束這一問題沒有什么異議。問題在于非國家權力機關的取證主體是否也屬于非法證據規則的約束范圍?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一問題可以表述為：由非國家權力機關的取證主體通過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證據是否屬于我國今后非法證據規則的規范范圍。這是本文所關注的第一個問題。

這一問題并沒有引起我國學界的應有的關注，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從實踐層面來說，目前我國刑事訴訟實踐中的取證主體主要為國家權力機關，而且發生非法取證的問題也主要集中在他們身上。而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律架構下，其他主體(自訴人、辯護律師)的取證資格受到很大的制約，其實際取證能力也極為缺乏，因此，發生非法取證的機會相較國家權力機關而言也較少。其二，從理論層面來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或者說刑事訴訟法的一個基本取向是限制國家權力濫用。因此，在很多人眼中非法證據規則也僅僅作為限制國家權力的一個具體手段，至于其他取證主體也就被有意無意地在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了。因此有學者認為，“私人收集或者提供的證據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為“只有當某一證據是享有國家公權力的警察或者其他調查官員非法收集時，才會導致對相關人基本權利的侵犯”。這一論證理路源于美國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美國相關法律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適用于“個人搜查”，即政府機構之外的個人收集證據的途徑。因為這一制度源于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該修正案限制政府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所以原則上“個人搜查”不適用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我國非法證據的討論以美國非法證據制度為本源，因此，這一傾向也一脈相承而來。

然而上述兩點理由并不構成我國刑事訴訟非法證據規則中排除非國家權力機關主體所取證據的充足理由。首先，從實踐來看，雖然目前我國其他訴訟主體的調查取證權利由于受到種種有形或者無形的限制而難以實現，但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越來越強調向控辯對抗方向的轉變，而控辯對抗的核心即證據的對抗，因此其他主體的調查取證行為一定會得到更多的鼓勵。并且既然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了相關主體調查取證的權利，而權利總是趨向于用盡。可以想象，隨著律師逐漸熟悉這方面的業務以及高科技設備的普及和相關合法或者非法的專業服務行業的出現，非國家權力機關的取證行為也會增添更多的便利及現實可能性。自訴人以及辯護律師取證的合法問題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浮出水面。由于取證行為關切到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此一領域必須納入刑事訴訟法的調整范圍之內。其次，如前所述，美國將“個人搜查”規定為非法證據排除的例外，自然有其憲法依據。但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僅被視為其整體非法證據規則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國不能將自己的非法證據規則與美國的一個法律片段作比較并因此作為我國相應制度的藍本，否則，無法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非法證據規則體系。如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能涵蓋這一領域，相對于刑事訴訟所可能獲得的巨大利益(自由甚至生命)，違法程度一般較輕的取證過程所可能面對的侵權訴訟的威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無論取證的主體是否為國家權力機關，只要取證方式不合法，則屬于非法證據無疑。無論取證主體是否為國家權力機關，“非法證據源自非法取證的行為，而非法取證的行為是對憲法、法律公開的漠視、怠慢和侵犯。不加限制地使用非法證據，等于間接地認可了非法取證的行為。在此情形下，憲法與法律的尊嚴將蕩然無存。”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辯護證據

我國學者對于非法證據多從證據的形式予以規范，也有從證據所侵犯的權利來進行分類，或者將非法證據分為違法憲法的證據、一般的非法證據及技術性的違法證據。分類的目的則是不同種類的證據適用不同的排除規則。然而種種分類方法均沒有將證據的作用納入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研究視野之中。

根據在訴訟過程中的作用為標準，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可以分為控訴證據與辯護證據。刑事訴訟的核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所有的證據也都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那么，控訴證據與辯護證據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是否意味著不同的意義?對于這一問題，論者或者簡單帶過，或者將非法證據規則定義為“執法、司法官員經由非法程序或適用非法方法獲得的證據，包括言辭證據與實物證據，不得在刑事訴訟中用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直接將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排除于非法

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之外。

筆者認為，這樣的排除也許符合我們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想象，但存在的問題并沒有因此而解決：如果非法取證行為是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作出的，那么由于該行為而獲取的證據當然應當排除；但如果該取證行為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作出的，那么由此而獲得的缺乏合法性的證據是否仍具有證據資格，而對違法取證的行為又如何處理?首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僅僅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非法證據的范圍僅限于控訴證據則是順理成章的。但是，我們可以對這樣的原則作如此狹義的理解嗎?近些年來，我國刑事訴訟的研究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為核心，然而，隨著理論的深入，受害人、證人等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問題也逐漸得到學界的關注，在這樣的趨勢之下，我們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還是只關注其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護功能而漠視對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保護?其次，從實踐效果來看，一方面，如果對辯護證據不置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列，那么對于辯護一方的非法取證行為無疑是一種放縱甚至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由于利害相關，有著比執法機關更為熱切的動機來尋找證據。如果能夠通過較輕的違法甚至犯罪行為而使得自己免受刑罰之苦，即使需要承擔取證過程中的違法犯罪之責，但只要取得的證據能夠得到法庭的認可，仍是符合其利益的；另一方面，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相關國家機關收集證據應當客觀全面，有可能并且應該收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證據，而這些證據如果系違法取得，法律上又應當做出什么樣的判斷?

當然，筆者并不認為辯護證據一定要歸屬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疇――這樣也許會導致一個荒謬的結果，即某人事實上是無罪的，但法律上他們是有罪的。雖然某犯罪嫌疑人“事實上是有罪的，但法律上是無罪的”幾乎成為法治與否的一個標桿，但法律總是要考慮到社會的情緒而放棄邏輯的統一。但學界應注意到非法證據范疇本身的復雜情形，針對不同的非法證據的情形，做出不同的立法上的安排。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辯護證據也應當包涵在我國的非法證據制度的建構之中，不一定要通過排除的方式否定其效力，但其證據資格及對被侵害人的救濟應通過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下來，以避免實踐中出現可能的混亂。

三、問題出現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模糊之處，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對美國式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追隨；二是我國刑事訴訟非法證據規則理論基礎的模糊。

首先，如前所述，我國刑事訴訟非法證據規則問題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對美國相關制度的模仿。一方面，非法排除證據規則起源于美國，用其自己的話說，“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創造的。對于我們祖先帶到美國的英國法律和批準第四修正案作為憲法一部分的那一代人來說，它都是陌生的”。因此，在我國相關制度的建構中也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追隨美國模式，無法跳出美國模式的藩籬。而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源于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該修正案以至整個人權法案主旨均在于防止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因此，以此為依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約束范圍也就限于國家權力機關的違法取證行為，甚至僅限于只能適用于第四修正案的搜查和扣押案件。并且，由于美國的判例法傳統具有很大的靈活性，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不僅在判例中產生，也在一個個判例中得到不斷的發展、完善與細化。僅就其例外而言，就包括善意的例外、必然發現的例外、消除污點的例外及獨立來源的例外等。因此，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由一系列案例及案例中所闡明的原則所充實的一個整體。另一方面，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又是其整個非法證據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不是對憲法權利的每一種侵犯都會歸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刑事訴訟中，侵犯任何其他憲法權利而搜集的證據也是被排除的――但不是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國沒有必要將自己局限于美國基于其憲法規定及歷史積累而形成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之內，而應將范圍涵蓋刑事訴訟中所有可能出現的所有非法證據的情形，從而建立一個協調一致的規則體系；此外，由于我國成文法傳統相對于判例法而言所固有的僵化特點，更需要我國的相關學者在立法過程中盡可能參考國內外的相關法律，周全考慮，避免在實踐中出現不應有的混亂。

其次，我國非法證據規則的理論基礎仍曖昧莫名。有學者總結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基礎主要有三種：其一為虛偽排除理論；其二為人權保障理論；其三為違法控制理論。三種理論各自有其合理性及其缺陷。也有學者將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價值與功能概括為保障人權、維護法治尊嚴和促進案件實體真實的發現。具體言之，各種理論有著相互促進的一面，但也有矛盾沖突的地方。并且對于三種理論的內涵的討論，也有未盡如人意之處。這也直接導致我國對于非法證據制度的討論在不同的理論之間搖擺，未有立足之處。首先，也是最為關鍵的，是虛偽排除理論與保障人權理論的沖突，這直接關系到對于違法證據排除與否。如果堅持保障人權理論，對于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而獲取的證據則應當排除無疑；而如果選擇虛偽排除理論，則違法證據的排除則大打折扣。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所構建的模式，只排除言辭證據，而實物證據則由于其客觀性而得以采用。而如果兩種理論折中而用的話，則會導致由法官根據案件情況及違法取證的情形而裁量處理的結果。因此，選擇什么樣的理論根據，對于非法證據規則的樣貌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我國目前學界主流以人權保障為主要理據，因此，非法證據排除幾乎成了唯一選擇，然而，人權保障的范圍究竟為何，卻也人云亦云。如果認為人權保障的范圍僅限于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話，那么非法證據制度的范圍則僅限于控訴證據；但如果將證人、被害人等也納入到人權保障的范疇，辯護證據是否應當排除的問題則會凸顯出來。

因此，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無論其制度取向及理論基礎都有著先天的缺陷，由此導致具體的制度建設方向前途未明。在我們討論非法證據是否應當排除之前，這樣一些基礎性的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反思以構成我們之后討論的一個穩固平臺，并進而就制度建設達成共識。

四、小結

本文更多的探討在于提出問題而沒有對問題的解決做出更多的貢獻。然而有時候問題的提出比問題的解答更為重要。我國學界對非法證據規則的簡單化處理遮蔽了這一問題所可能具有的復雜性，從而無法為今后的立法活動提供更多的借鑒。很多具體的法律問題并不會由于某項主義或者某種制度的到來而迎刃而解。當然，這是一個不斷趨近完善的過程，但我們不能因為其一定不完美而放棄完美的希望及相應的努力。公布的法律如果在實踐中留下大量懸而未決或者容易產生歧義的內容會使得民眾無所適從，法律權威無疑也會受到很大的損害。或許在非法證據排除規

則啟用之初，本文所提出的問題并不存在或者出現的幾率并不高，但是，上述問題并非僅存于筆者的想象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權利意識的提高以及社會功能的強化，會逐漸成為我們所面臨的事實。因此，刑事訴訟法學界不應當持刻舟求劍的態度，僅僅將自己局限于國外相關領域的題域，維護原教旨主義的非法證據規則，封閉自己的視野。而應當探索這一規則在中國當下的社會環境中所面臨的新的問題，并對這些問題作出合適的回答。創建一個完整的非法證據規則體系，這也是中國的法律人對于中國及法律所應有的貢獻。我國學者相關論文很大一部分均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題，這不免陷入一個理論的盲區，在這樣一個宏大的主題之下，作為法律規則所面對的現實的復雜性被一個獨斷的判斷所代替。非法證據規則僅僅存在排除或者采用的二元選擇，從而限制了非法證據規則本應具有的更大的開放性。我們應當認識到非法證據的范圍及其處理并不只有一種模式，而有著多種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如果有所貢獻的話，筆者不希望在于提出了非法證據處理的具體規則――這要靠我國理論與實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希望在于打破非法證據規則的唯一向度，開辟更為廣闊的題域。

當然，非法證據規則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立法者選擇的問題，從更深遠的意義來講，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民情、制度安排決定了該項制度安排。這賦予法學家更大的責任，讓他們跳出自己的邏輯框架或者閱讀體驗，從一個更為廣大的視界來觀照這一問題。因此，我國對于非法證據制度的討論才剛剛打開這一領域的大門，需要我國的法律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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