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的意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糧食安全的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這句話可謂意義深遠，不僅涉及種植糧食的安全問題，還有科技興農的問題，食品安全問題以及國家對于土地資源的整合問題。盡管只是一句“糧食安全要靠自己”卻已經將眾多的意義釋放出來，我們必須懂得其中的真諦，挖掘出這其中包含的內在意義，才能在下一步的發展中汲取新的力量，形成新的思路，完成新的跨越。因為糧食安全本身就是一個不僅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更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國際問題。如果不重視糧食安全的話，這樣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就不能保證，同樣也就不能將食品等安全問題的源頭處理好。

糧食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源頭。盡管在各類食品安全事件中被曝光的往往是加工的環節，但是，糧食安全與否才是至關重要的源頭，只要糧食安全健康才能保證在食品加工環節的安全健康。從這一點看，的話里必然有這樣的意義，那就是如果沒有糧食的基本安全保證，就沒有食品安全的保證，也就沒有其他關系到人們生命安全的問題。可見，糧食安全至關重要，它關系到食品安全領域的安全與否，是一個源頭性的作用，所以必須保證糧食的安全，才能在源頭上保證食品安全衛生，從而保證人們群眾的安全健康。

糧食安全靠自己必須有物質基礎。在中國，基本農田保護和18億畝紅線的劃定基本確立了對于耕地的基本保護機制，即如果沒有足夠的土地尤其是耕地資源的話，糧食安全就基本沒有保障。所以，對于所謂的“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話語里必須堅定18億畝紅線的耕地保護機制，在經濟建設和土地資源保護中實現一個基本的平衡機制，不斷完善耕地的保護，確立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唯有如此，才能保證糧食安全，才能實現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宏愿，否則，如果僅僅是口頭上進行基本農田的保護，但在實際上將土地資源進行無情占用的話，靠自己的糧食安全將會一無所有。

“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要增加種植糧食的積極性。這從取消農業稅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變化，為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取消農業稅，降低他們的負擔，增加農業的吸引力。另外，對于種植糧食的農戶還進行了糧食直補的方式進行調動積極性。除此之外，還鼓勵家庭農場的出現，為新型農業發展注入活力。不僅如此，為了實現糧食安全的基本目標，國家更應該采用科技興農的方式，增強農業的科技含量，增加對于農業補貼手段，讓農業本身充滿吸引力，這樣的話，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目標就會在不遠的時間里實現。

篇2

關鍵詞：糧食安全；預測；綜述

一、引言

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內涵幾經擴展，從傳統的供求總量平衡到兼顧生產、消費結構和供求的區域性、結構性等（陳芬菲和李孟剛，2011）。在概念方面，糧食安全又區別于糧食自給、糧食產需、食品安全等。

糧食安全預測是與糧食安全緊密相關的課題。糧食需求的剛性和供給的不確定性決定了糧食供需研究和安全預測研究是一個永恒的常青的課題（曾福生，2005），作為準公共物品的糧食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既有經濟屬性，又有保健屬性（吳志華，2004），有產業缺陷性（胡靖，1998），還有社會政治屬性，隨著產業經濟發展，我國農業經濟貢獻份額降低，產業缺陷漸趨顯露，其社會政治意義卻尤顯重要。

二、糧食供需預測方法綜述

（一）糧食供給預測方法

糧食供給預測方法主要包括統計-計量模型和機理模型或作物模型。

1.統計-計量預測模型主要思路如下：

（1）利用時間模型，應用時間序列趨勢外推的方法，進行分析和預測。主要有ARIMA模型（陳艷紅等，2013），灰色預測模型（周慧秋，2006），指數平滑法（蔡承智和陳阜，2004），協整關系分析（陳倬和簡小鳳，2013），移動平均法（李建平和上官周平，2011）等。這種預測模型以糧食供給數量的歷史數據為基礎建立數學計量模型，進行短期糧食供給預測，而無需考慮其他因素。

（2）尋找影響糧食供給的因素，比如從糧食單產、種植面積、水資源、銷售價格、農資投入成本、氣候變化、城市化進程、國際市場波動、運輸難度等因素的變化出發，應用逐步回歸、主成分分析、BP神經網絡、投入產出分析（Jie Chen，2007）、因子分析（王慧，2009）、聚類分析（姚鑫等，2011）等方法，對糧食未來供給狀況做出預測。還有學者從微觀經濟視角來證實自然和人為因素對糧食安全的影響（萬相昱和張濤，2013）。

（3）組合模型法，其實就是在上述模型中選取幾個模型為其賦予權重，組合得出預測結論。丁晨芳（2007）證明此方法可以提高預測精度。

2.作物機理模型

主要包括遙感技術預測法、氣象產量預測法、統計動力學生長模擬法。這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從作物生長環境和種植現狀出發，利用觀察、統計、模擬等方法對糧食產量而并非嚴格的供給量做出預測。如雄偉等（2006）結合區域氣候模式PRECIS和CERES作物模型模擬了未來不同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景下中國糧食產量狀況。

（二）糧食需求預測方法

對糧食需求預測則主要包括統計-計量模型和經驗推算。統計-計量模型主要有雙邊恩格爾函數模型（黃宇慧，2010），EMC模型（王君萍，2009），回歸模型（龍方，2008）等。其中，學者們認為糧食需求主要影響因素為人口增長與結構，GDP，居民收入，糧食用途與消費結構（口糧、飼料用糧、種子用糧、工業用糧的變化），CPI，貨幣夠購買力等。經驗推算主要依據對歷史經驗、現實趨勢和國際經驗的系統分析，結合對糧食需求的影響因素及其變化趨勢的前瞻性研究，對糧食需求的變化做出判斷（姜風和孫瑾，2007），比如專家預測、經濟周期等方法。馬曉河（1997）、姜長云（2005）、孫宏嶺和劉亞鑫（2013）等曾應用此方法。有些學者干脆以國際公認人均糧食占有量400公斤為系數，估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下的糧食需求量變化。

（三）供需預測方法評述

數量經濟方法為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預測提供了思路，統計模型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歷史數據擬合的經濟模型，比較客觀地反映數據對應的歷史時期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姜風，2007），并且對短期未來做出精確的預測，但是難以克服其統計口徑不一，數據采集困難，模型設計復雜，預測期限短暫的困境，對于數據機械擬合，容易忽視事件發展的邏輯內涵與經濟學原理。經驗推算避免了機械性，充分體現人的主觀能動性，當供求規律不明顯，信息遲滯扭曲，容易增加判斷的主觀性或者個人偏好。更為靈活的，能夠充分融合數學與經驗的預測模型，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糧食安全預測結論綜述

國內外專家學者紛紛對中國糧食供需現狀和預測做出了詳實的研究，雖然其具體數值有所出入，但是總體結論基本一致：中國短期內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但處于緊平衡；中長期雖然不會出現不可彌補的供求缺口，但是形勢不容樂觀（曾福生，2006）。學者們認為農業資源非農化，城市化進程加快，農田基礎地力下降，農業生產資源成本上漲等將成為糧食供給穩定增長的阻滯因素；人口快速增長，用糧結構轉變，GDP和居民收入上升等成為糧食需求壓力上升的主要因素；較長的生產周期，氣候變化帶來極端天氣增多，國際政治經濟波動，他國糧食供需波動等增加糧食供需矛盾的不確定因素；小規模的農戶經營和體制變革的路徑依賴成為糧食甚至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體制。積極的政府政策，充足的外匯儲備，較小的糧食需求彈性，科學進步造成生產技術的發展等成為糧食安全的利好因子。（作者單位：山西農業大學信息學院）

通訊作者：蘇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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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龍方.中國未來糧食供求趨勢預測[J].鄉鎮經濟，2008，06：91-94.

篇3

一、引言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一直被視為倡導貿易自由化的理論基石。發揮相對優勢，利用國際市場增加各國福利似乎是一種雙贏，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而對于一直備受關注的糧食安全問題，主張貿易自由化的聲音始終占有一席之地。歐美、日本的學者認為在未來的糧食安全保障中，貿易不可或缺，只有加大力度，確保糧食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馬爾薩斯陷阱”與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糧食壓力才能得以緩解（WilliamA.Kerr，2011），如果政府對本國市場進行保護，反而會適得其反（TetsujiTanaka，2011）。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2010年發表的關于糧食安全計劃的報告中明確表示市場、貿易在糧食安全中所占地位至關重要，農民只有在面對更為廣闊的糧食需求市場時才會充分發揮生產潛力，同樣，種子、化肥等物品的自由進口也能促使進口國生產水平的提高。自由貿易通過價格機制對糧食市場起到一個調節的作用，其中落后國家最為受益。此外，這些國家的農民可以將多余糧食轉化為資金從而增加收入，一方面有助于糧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也利于消除貧困。運用數量模型對該問題進行分析的學者也不在少數，以CES模型及引力模型居多，ValentinaRaimondi（2011）在前人的基礎上，選擇部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18個食品領域的數據建立起大樣本，利用上述兩個模型估計出貿易替代彈性，并由此模擬出消除關稅情況下的貿易效應。結果表明，糧食貿易自由化能夠極大地擴大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的貿易出口，但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份額會降低，也就是說貿易自由化會引發重分配效應——富裕國家獲益而貧窮國家邊緣化。當然，這樣的定量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其僅僅討論了消除關稅一種情況，而這并不代表達到了貿易自由化，但作為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該結論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中國的學者對貿易自由化與糧食安全兩者關系的意見并不統一，一種觀點認為保持糧食的高自給率對中國來說會給日益緊缺的水資源與土地資源造成很大的壓力，是不經濟的，中國應當參與到糧食的自由貿易中去。傅龍波等（2001）利用海關數據對中國幾種不同糧食的進口來源地與可依賴性進行了綜合分析，表示中國糧食的進口來源國雖然較為集中，但由于國家間的經濟、政治、地緣及其他原因都不會對中國實行糧食禁運或設置障礙，所以自由貿易下中國糧食安全并不會遭受很大的沖擊。劉永勝（2010）則提出糧食貿易有利于中國糧食總量均衡，中國當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為保障本國糧食安全增加籌碼；另一種觀點認為糧食貿易主體進行貿易時動機復雜，利益訴求也多元化，絕不能貿然倡導糧食貿易自由化（尹成杰，2009）。樊明太、鄭玉歆（2005）則遵循CGE模型的分析方法，對中國糧食的基準情景與貿易自由化情景進行設計，并模擬其對經濟與糧食自給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貿易自由化后中國糧食的進口壓力將會加大，除稻米之外其他糧食的自給率都是下降的。糧食自給率是衡量一國糧食安全的重要指標之一，這意味著貿易自由化會對中國糧食安全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但這種影響的顯現尚需一定條件。在此，必須指出的是貿易自由化并非等同于貿易，貿易由來已久，現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貿易自由化則意味著政府不加干涉，由市場掌握決定權、解決一系列后續問題，本文探討的貿易自由化的影響機制也是以這個概念為前提的。理清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機制，并具體到中國自身情況，對選擇正確政策方向、切實保障糧食安全至關重要。

二、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機制

實行貿易自由化是否可以提升福利水平、解決糧食問題一直是眾說紛紜，這也從側面體現出其影響的兩面性，不可一概而論。而具體到一個國家對此應持怎樣的態度，并不能簡單參照他國意見，而應當在充分了解自身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權衡利弊得出結論。或許對于制造業，貿易自由化業已見成效，但對于地位特殊的農業，貿易自由化是否同樣適用呢？這些都是我們急需探尋的問題。

（一）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正面影響

1、提高各國市場效率，發揮比較優勢

當今種植業還未發展到完全脫離自然條件限制的程度，因此各國由于地理環境不同必會產生不同的優勢與劣勢，因而比較優勢理論在種植業上的應用是順理成章的，更是必然的，苛求種植條件匱乏的國家保證糧食自給自足不僅浪費資源，其本身也是不切合實際的。而貿易自由化無疑是常年處于糧食凈進口國地位或無力滿足本國糧食需求的國家的福音，如日本、冰島等。種植業的規模化、集約化也確能帶來一定的規模經濟，增加世界整體福利。例如，朝鮮在前蘇聯未解體前的糧食產量約合現在的3倍，究其原因，是由于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分工明確，蘇聯集中精力發展重工業，向朝鮮出口農業機械，而朝鮮則致力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生產，再將糧食出口至蘇聯。不難看出，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分工合作，效率高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貿易自由化也能促使國際糧食市場成為統一整體，提高各國市場效率。國家間聯系不密切，就會造成供需結構上的不平衡，特定時期內糧食豐裕的國家不能順利地將多余的糧食投向國外市場、賺取外匯，反之糧食緊缺的國家也不能從國際上迅速得到補給。因此，即便各國充分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如果缺乏可靠自由的交易機制，仍不能達到理想效果、提高市場效率，各國利用國際市場確保自身糧食安全也就越難以實現。那么哪怕全球生產出的糧食能夠滿足人們的總需求，糧食危機依舊會存在。而現在在農產品貿易上，各國的市場聯系程度并不高。糧食貿易遠未達到自由程度，貿易機制的建立與完善依然任重而道遠。

2、調節糧食價格

糧食價格與安全之間看似關聯并不密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對糧食安全的測度中也沒有考慮糧食價格，但對各國居民來說，這恰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對于食品支出幾乎占總收入70%-80%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再加上糧食需求彈性低，糧價過高就意味著相當數量的國家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為擺脫貧困所做的努力都將付之東流。同時，它也會讓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陷入兩難境地，即：政府是保護農民積極性，不對糧價進行過分打壓還是遵從消費者的意愿，通過政府行為將糧價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實證分析表明，選擇后者更為明智，因為高糧價給農民帶來的收益要遠低于我們的推測（MarosIvanic，2008）。而貿易自由化可以通過兩個方面達到影響糧食價格、穩定糧食市場的目的。一是引入外部刺激，二是增加替代產品。假設一個國家完全分離于世界糧食市場之外，該國的糧食供給量與需求量一定，國內糧食生產運作商作為唯一的供給者會傾向于囤積糧食抬高價格以期獲得更大的利潤，而國內的消費者只能被動接受。如果政府出面，向市場大量投放糧食儲備，短期或可遏制價格飆升，然而一旦儲備量不足，糧價便會失控。而若該國參與了國際糧食貿易，就可以通過進口糧食來達成穩定糧價的目的，而且國外糧食來源一開始就會對“囤積居奇”的行為起到一個反刺激的作用，降低該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貿易自由化也使得進口國的糧食種類與加工品種增多，一種糧食產品的價格上升，人們就會轉而購買其他替代品，如此，用于購買糧食的支出減少，基尼系數降低，福利也就自然增加了。

3、吸引外資，引進技術

一般而言，外資的投入主要是為了躲避東道國的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當貿易方式與資金投入方式同時可行的情況之下，出口國一般會選擇前者，因為其風險和難易程度都較低。由此，不難推出貿易自由化反而會限制外資的引進。然而，糧食貿易卻并非如此簡單。由于人們對糧食的需求量仍處不斷增長狀態，糧食進口國的市場通常是很廣闊的，加之很多國家的糧食生產尚在“靠天吃飯”的階段，外資投入利潤巨大，可利用的東道國資源也較為豐富，因此許多大型企業為搶占東道國的糧食市場會率先投資，貿易自由化并不能構成他們撤資的理由，反而是繼續投資達成規模經濟以進一步提升競爭力成為更為明智的選擇。更不用說糧食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對其的控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了。

貿易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外資，對東道國的糧食產業也會產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傳統的農業模式已然不適應日益增長的需求，耕地的銳減、人口的激增以及水資源的匱乏無疑使供需不平衡更加尖銳化，外資通常具有資金充沛、管理機制完善、技術附加值高的特點，客觀上可以幫助進口國進行產業改造和升級換代，因此向領先國家看齊，引進技術與資金同樣是“修煉內功”、增加本國糧食產量的一種途徑，值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借鑒。

（二）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負面影響

1、不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維護

2010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起的第21次農業會議中提到，全球應致力于開展生態農業，促進農業生物品種多樣化與可持續發展，人們對糧食安全的關注也從最開始的可獲得性擴展到了可持續性，但實行貿易自由化卻會導致現實發展與該目標背道而馳。縱觀世界范圍內，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占據優勢明顯，一旦農業達成自由貿易，工業化種植的比例必將迅速上升，成為糧食生產的主流方式。生產者的逐利性使得他們不會舍棄當前收益較大的工業化生產而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物力去研究與實踐新的生態農業生產方式，而前者生產的特點便是高能源消耗、高化學用量、集約式管理、更注重產品與環境的統一性而非多樣性（Weis，2010）。雖然工業化的生產讓人們嘗到了一些甜頭，但已有學者指出這無疑是飲鴆止渴，這些所謂的高產量只能維持一時，卻會造成更長時間不可挽回的損失。高能源消耗不僅對環境無益，更會激化能源競爭；高化學用量將造成土壤侵蝕與貧瘠；灌溉用水的浪費同樣使早已成為農業發展制約因素的水資源變得更加緊張；而農產品品種的單一性不免導致部分生物基因流失，不利于農業生物技術的未來發展。20世紀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便是以全球生態系統的破壞為代價的（MA，2005）。在沒有外來力量加以管束的自由貿易情況下，除非生態系統破壞的嚴重程度會降低收入，糧食生產者都會選擇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業生產模式，而消費者在收入沒有高達一定量之前也不會選擇價格較高的非工業化生產糧食，這也完全符合人們在提供公共物品時的“搭便車”現象。因此，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便是生態環境破壞，農業可持續發展難以為繼，糧食安全得不到長期保障。

2、進一步導致各國利益差異化

世界各國的糧食產業發展階段不一致，所處戰略地位也不相同。對于發達國家，這顯然又是一個可以控制他國的“武器”，控制了糧食無疑是掐住了所有人的咽喉，所以握緊糧食掌控權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所在；對于正迅速崛起的國家，糧食產業是一個有待進一步夯實的基礎，只有建立起國家的糧食產業優勢，才能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搶糧大戰中獲益，才能支撐起其他產業的發展，尋找利基點就成了當務之急；而對那些仍然游走在饑餓、貧苦邊緣的國家，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靠救濟不是長久之策，不能自力更生將自己拉出缺糧的泥潭，求進步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增加本國糧食產量才是一切之本。如果用貿易自由化的統一標尺去衡量每一個國家，不難發現并不是所有國家的利益訴求都能得以滿足，用自由貿易一種方法去解決復雜的各國糧食安全問題顯然行不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雖有理可循，但它只指出了總福利的增加，福利分配中并沒有體現公平性。一些非洲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是凈糧食出口國，而今卻轉變為糧食凈進口國，除了土壤惡化之外還因為其逐漸專注于經濟作物的生產，比如棉花、咖啡等，而其糧食種植業面對強大補貼支持的發達國家，甚至是在農業基礎設施上稍占優勢的發展中國家，都無法招架，更不可能在自由貿易中獲益了。整個非洲地區，營養不良的人口約達2.4億之多，這足以說明非洲及拉美的部分貧窮國家，經濟發展方式似乎進入了誤區，糧食安全狀況堪憂。較為富裕的發展中國家作為潛在的糧食出口商或可在糧食自由貿易中分一杯羹，但這些國家集中在亞洲與拉美地區，本國人口口糧負擔較重，向世界市場上的輸出恐怕并不能形成規模，所以進行糧食貿易自由化最大的贏家應當是作為出口大戶的發達國家。任由他們掌握全球糧食的控制權，支配世界其他國家的口糧顯然是不理智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業是為其工業化提供資金的重要部門，如果這塊陣地無法堅守，經濟的持續發展便是空談，糧食安全就更不可能得以保證了。

3、沖擊發展中國家糧食種植業，全球糧食產量增長停滯

貿易自由化意味著世界范圍內糧食產業更加激烈的競爭，消費者對于物美價廉產品的天然傾向可能會使本國尚在發展的糧食產業陷入困境，最終退出競爭。這不僅會導致該國糧食產業痛失本國市場份額，還可能會間接影響其定價權的掌控。面對貿易自由化，并非所有的國家都準備好了。李斯特認為農業已經發展成熟，不需要保護，因此只需要將重點放在幼小工業上，這在今天看來其實不然，國家間糧食產業實力還是懸殊的。2008年世界谷物的單產平均水平為3539千克公頃，但德、法、英等國這一數字超過了7000千克公頃，荷蘭更是高達8308千克公頃，為最低水平哈薩克斯坦的近8倍。貿易自由化后，農業強國產品與資金的進入必然會沖擊到弱國的糧食產業，使其喪失發展的能力。此外，研究表明，由于人口的增長等一系列原因，2050年的糧食需求量將會翻一番，而發達國家糧食產量的發展是否有上限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因此，發展中國家糧食產業的充分發展也更利于全球糧食安全的保障，非洲等國在迎接全球糧食需求上漲的挑戰中將扮演重要角色（Thurow，2010）。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業遭到破壞，滿足全球不斷攀升的糧食需求只怕會變得愈加艱難。

4、進口依賴度提高，導致風險增加

貿易自由化實現后，鑒于各國糧食產業現有能力參差不齊，要素稟賦也不盡相同，無論是依據本國資源實際情況選擇主動放棄，還是本國產業遭受沖擊，難以抗衡外來競爭而被動退出，都會使國內糧食的進口依賴度提高，導致風險增加。如果這又是該國國民賴以生存的口糧的話，風險程度甚至會更高。出口國往往會以此為國際間談判的籌碼，向進口國施加政治壓力。當然，1980—1981年間美國、歐共體等對蘇聯實行糧食禁運未獲成效的事實也讓很多西方學者得出無論國際糧價走勢如何，糧食進口方均能保持談判優勢的結論（RobertPaarlberg）。但我們也不得不看到該事件的特殊性，蘇聯是當時的工業強國，自然不會因為糧食禁運而亂了陣腳，并且高價從阿根廷進口糧食并不適用于現今的一般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此外，還有學者提出一旦國家間建立了糧食貿易聯系，出口國就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糧食出口的途徑，如若不然就會形成“雙輸”的局面，這似乎也不符合全球糧食趨緊的大環境——糧食的賣方市場還是很明顯的。雖然糧食出口國的分布逐漸趨于分散，客觀上降低了不利影響的程度，但從2010年與2011年的數據來看，北美、歐洲等傳統農業生產大國依然把持著全世界60%左右的糧食出口額。這一點也不得不令各國仔細考量。

三、中國糧食實施貿易自由化的可行性分析

中國是否應當積極推進糧食貿易自由化，其帶來的影響究竟是否合時合宜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結合多方因素來看，中國實行糧食自由貿易難實現、難保持、難取得真正的高效率，而現今的環境不僅無法對糧食貿易自由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反而會減緩其發展進程。

（一）中國糧食貿易自由化難實現、難保持

中國的糧食種植業效率與收益都不高，2009年稻谷、小麥、玉米、大豆的單位面積產量為6585.3、4739、5258.5、1630.2千克公頃，分別是糧食產業先進國家平均水平的87%、59%、58%、67%，四種主要糧食產品中中國只在稻米的生產上占有些許優勢，而糧食的質量更是不能盡如人意，生產效率著實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除此之外，中國種植業還面臨高成本的挑戰。據統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糧食生產成本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價格也就水漲船高，競爭力受挫，因此中國的糧食在世界市場上通常并不受到青睞。貿易自由化后，各國可以自主選擇貿易對象，不必考慮其他因素，這一現象或將得到強化，即使是中國的糧食有人問津，由于生產成本與運輸成本的限制，收益也是有限的。相較而言，中國的其他農產品產業如蔬菜、水產品發展形勢喜人，其依傍中國勞動力豐富的優勢，生產成本大概低于國際市場四成左右，近年來的出口量更是達進口量的30倍有余，出口創匯能力較強，農民由此獲得的收益比種植糧食要大。根據上述情況，如果實行完全貿易自由化，依據比較優勢理論，中國資源將會漸漸從不具備競爭優勢的糧食種植業轉向優勢的水產品或蔬菜種植產業，也就是將生活性農產品轉變為貿易性農產品，等于是將自己的飯碗交到了別人的手里。自古代以來，中國就一直奉行“無糧則亂”的治國思想，那么自由貿易帶來的這種結果可不可以為中國接受呢？如果接受，中國會不會重蹈前文所提到的非洲一邊種植經濟作物爭取外匯、一邊餓殍遍地的悲劇呢？誰都無法保證。因此，無論是從中國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上還是從非洲農業發展的前車之鑒上，中國實行糧食貿易自由化都不應當急功近利。

其實，在農業上發揮比較優勢所帶來的福利增加通常會被人們夸大。比較優勢理論假定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這里的生產要素主要指的是勞動力和資本。但農業生產還需要另一種更為重要的生產資源，也就是分類頗多的土地。不同的土地種類適宜種植的作物不盡相同。中國疆土范圍甚廣，南北東西跨度也比較大，適宜種植農產品的種類自然不在少數，如缺乏宏觀管理，人們因利益驅使專一生產某幾類優勢農產品往往會因無法因地制宜而事與愿違。而且，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必然會導致一定的剩余勞動力，但現實中這些勞動力并不能迅速流動而找到新的崗位，如此便會造成結構性失業。中國人口眾多，任何時候人口間的利益協調都是中國的要務，比起經濟效益，就業問題更為重要，稍有不慎會動搖國家的穩定。因此在政策選擇上，中國一定不能以失業率增長為代價來換取并不顯著的經濟效益。由上可知，無論比較優勢對糧食貿易是否完全適用，糧食貿易自由化在中國都難以實現并且難以保持。

（二）中國糧食貿易自由化難取得真正的高效率

縱觀世界范圍，糧食貿易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存在少數行業領頭羊，如四大糧商等，更具備寡頭壟斷市場的特征。在中國，即使糧食市場結構仍處轉型階段，也出現了如中糧集團這樣的壟斷企業。而從中國糧油的控制權來看，壟斷企業控制市場份額巨大，外資所占就達60%之多，最高時期直逼85%。2012年中國食用油的全面提價也不能不說是受到了外資壟斷廠商的影響，可知在中國糧食市場，壟斷勢力同樣不能忽視，而這似乎也是大勢所趨。糧食貿易自由化使得各國糧食廠商在一個更大范圍中進行較量，爭奪的是世界糧食的控制權與定價權，這也是糧食貿易的實質。平心而論，中國大型糧食廠商雖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有了長足的進步，但與發展已相當完備的外國壟斷糧商相較，仍顯得底氣不足。如貿然采取糧食貿易自由化，最可能出現的結果便是中國小型糧商逐漸邊緣化，被擠出市場，而中國的大型糧商在高手如林的世界市場上也無力搶占制高點，不能獲得糧食貿易中的話語權。整個世界糧食市場將由少數幾個大型糧食廠商控制的局面可想而知，而寡頭企業是以自身利益作為決策基準的，價格更是他們用以獲取更多利益的武器，本身就不是最有效率的交易模式。何況福利分配也無公平可言，彼時已喪失糧食控制權的中國自然不會是所獲頗豐的一方。此外讓他國糧商決定中國糧食的生產與進出口，恐怕會引發恐慌。對待其他市場上的寡頭行為，政府尚需出面調停，糧食這一關乎國計民生的市場更需要政府來維護和規制，這也就與貿易自由的定義相違背了。不難看出糧食貿易自由化對中國來說難以取得真正的高效率，也不能提高國民福利，只能為他國做嫁衣，并不是明智之舉。

（三）中國糧食貿易自由化缺乏現實條件

糧食貿易自由化取得成效的前提便是存在一個頗有效率、完善的運作機制，但如今這個前提并不能得以滿足。不僅如此，中國實行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也不成熟，主要來源于國際國內兩個方面。國際方面的阻力體現在當前貿易體制及貿易法規的不完善上，而國內方面則來自現實條件與基礎設施的不足。

雖然WTO一直致力于促進糧食貿易自由化以擴大全球糧食產量與貿易量，調整糧價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將農產品銷往發達國家、出口創匯的途徑，但在實踐過程中卻沒有達到預想效果。多哈談判中，日本建議禁止各國對糧食設置關稅卻鮮有國家響應，多哈談判目前也陷入僵局，在這個問題上至今沒有拿出可行的方案。另外，此次談判仍然承認糧食自由貿易的兩種例外情況，一個是所謂的“黃箱”“綠箱”“藍箱”政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豁免；另一個就是SDT規定，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糧食產業優勢，更好地融入國際市場。但就效果而言，前者的實施范圍遠比后者廣泛，推行力度也更大。且農業協議規定各國對農業的保護要降低到1993年之前的水平，發達國家經過前期保護政策的實施，或可依照規定而行，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免有些困難了。200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第35次會議報告指出，“隨著時間的遷移，更多的貿易計劃促進了經濟增長，食物安全的問題就在于窮人是否能從這種經濟增長中得到好處”，而這樣的協定表面上一視同仁，其實質卻是對“窮人”的極大不公。而縱觀各國現今的糧食貿易政策也不難看出，一些主要的糧食出口國如印度、泰國等都對本國的糧食出口進行限制，歐盟27國、日本等則開始暫停征收大部分谷物的進口關稅，可見世界糧食的供需是趨緊的。另外，關稅是部分出口糧食的發展中國家的一項重要收入，貿易自由化對糧價的調節機制又很復雜，有時會導致國際糧價高于出口國本國市場上的糧價，因此提高糧食出口關稅也是這些國家的無奈之舉。在各國紛紛盡力將糧食留在國內而在國際市場上吸收更多糧食的大環境下，中國想依靠世界市場來保證國內糧食安全顯然是不現實的。

而向他國進口糧食不僅需要充足的外匯儲備，還需有便捷而花費低廉的運輸途徑。中國除了鐵路運輸，其他的運輸條件都不如人意，但即使是鐵路運輸也并不是十分發達，尚有不足。舉東南亞國家為例，中國僅與越南簽有正式貿易協定，而與老撾、緬甸等國由于政策限制，進口難以形成規模，即使限制消除，由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通條件不能支持大規模糧食運輸，進出口無法做到暢通無阻。不便利的交通同時也會增加運輸成本，如從磨憨口岸到昆明的運輸成本就高達280元噸，這也就失去了進口的意義。而東南亞是中國重要消費糧食——稻米的主要生產地區，這也提醒我們，中國糧食自由貿易尚缺乏完備的基礎，仍需保持較高的糧食自給率。

另外，中國是大國，每年所需糧食數額巨大，國際糧食年均貿易量只占中國糧食年度消費總量的50%，如若不大量自足，過分依賴進口，必會拉動世界糧食價格上漲。這不僅將打破糧食貿易的正常格局，還會引發他國對中國的不滿，那些糧食消費所占比例較高的貧困國家更是會怨聲載道，不利于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中國本來就甚囂塵上，中國斷不應再在這個方面授人以柄。

相反，現在的中國有比實行糧食貿易自由化更有效、更為緊迫的方式——也就是發展本國糧食種植業，提高產業技術含量。資料表明，中國在農業特別是種植業技術上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農業的貢獻率可達60%—80%，而中國僅有30%—40%，并且從事農業科研的研究人員數量只相當于美國的19，歐盟的15，研究開發經費更是位于泰國和阿根廷以外的所有糧食主要生產國之末。壯大自身力量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參與貿易競爭與分享總福利的資本，沒有足夠的實力就輕言貿易自由化，缺乏與他國交易的籌碼，想在世界市場上獲利豈不是與虎謀皮。因此，中國當前的要務是扶持本國的農業產業而非其他。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結合貿易自由化的利弊影響以及中國糧食產業與貿易的現狀，我們可以看出，了解本國產業所處位置、現今發展情況與選擇何種貿易政策密切相關，中國一直屬于發展中國家陣營，其糧食產業也仍處于變革發展階段，雖在個別產業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與世界其他農業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舊不可小覷。盡管貿易已經成為一種必然趨勢，糧食貿易或將逐漸放開，但由于糧食的特殊戰略地位與其復雜性，自由貿易在當下缺乏實行的條件——利益分配不平均，國際貿易體系缺乏效率和公平等。而且回顧世界農業貿易的歷史，除了英國在19世紀短暫試水農業自由貿易，幾乎沒有出現其他糧食貿易自由化的例子。具體到中國，現階段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帶來的負面影響要大于其正面影響，貿然大開國門無疑是“引狼入室”。因此，糧食的貿易自由可能仍需要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和特定的實施環境。但是暫不接受貿易自由化并不代表要完全摒棄貿易，實行糧食自給自足。事實上，這樣極端的想法也不利于中國糧食產業的發展，固步自封只會導致更加落后，此時政府就應當承擔起引導本國糧食產業發展以及糧食貿易方向的職責。同時，我們也應當充分地認識到，農業是一個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石，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度，撇下農業而集中力量發展工業、服務業的道路行不通。與其在自由貿易是否可以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上徘徊，不如以各國農業發展歷史為鑒，努力提升本國糧食產業的實力。如此，不管是平衡本國糧食供需還是更好地參與糧食貿易，抑或是為世界未來糧食安全貢獻力量，中國都能夠游刃有余。因此，在現階段，我們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確保中國糧食安全。

（一）實行補貼，扶持糧食產業

近幾年來，中國的幾個重要貿易伙伴實際運用的農業國內支持總額略有下降。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美國生產者補貼等值（PSE）總額從2004年的432億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233億美元，歐盟則穩定在1000億歐元左右，日本和韓國也走下降趨勢，但這并不代表這些國家逐漸放棄了農業補貼政策，相反，美國的新農業法案規定，今后10年美國聯邦政府用于農業的補貼將達1900億美元，比舊法規定的補貼增長80%，可見其農業保護力度是在增強的。而且，即便與其下降后的PSE進行比較，中國的農業國際支持水平也仍顯不足。因此，如果政府不對本國的糧食產業進行合理大力扶持，中國農業很難自行尋找到快速發展的出路。李斯特的幼小工業理論在這里其實也可得以運用。中國糧食產業尚處發展與轉型階段，實力較為薄弱，政府在鼓勵其進步的同時，還應為其創造良好的環境以免受他國強烈競爭的沖擊，等時機成熟再讓其充分融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尤其是對未來糧食產業中大有可為的國有大型糧食企業更應多加管理，他們將是持續發展與接受外來挑戰的中堅力量，國家需要在提高這些企業的生產加工能力與效率上多下工夫。對糧食產業的保護還體現在相關法規的及時出臺上，在大豆產業已遭外資侵入很長時間后，國家方才出臺相關條例對該產業進行規制，致使中國在大豆產業失去完全掌控力。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應當謹記前車之鑒，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和前瞻性。此外，現在國際糧食市場上反傾銷、反補貼的浪潮越來越明顯，中國應對經驗明顯不足，這也是政府在扶持本國農業時應當解決的問題。

另外，由于中國農業資源確實有限，所以在扶持糧食產業上沒有能力也無需面面俱到，只需要選擇與國家安全聯系最為緊密的產業作為重點，比如稻米與小麥等，其他糧食作物便可略居其次。2009年中國玉米的食用消費僅有1417萬噸，用于飼料原料的制造則高達10945.9萬噸。而飼料原料具有替代性，且使用其他材料代替玉米的趨勢方興未艾，因此糧食產業的發展也可分輕重緩急，認識這一點有利于對糧食產業的發展進行總體規劃。

（二）發揮特色，開展生態農業

日本的糧食產量呈現下降趨勢，原因之一是其急功近利的農業發展模式。高化學用量以及大面積灌溉使得本來就數量有限的耕地質量一降再降，對國外糧食的需求量也就越高。中國的耕地總量雖不在少數，但由于人口基數大，平均到個人耕地資源就顯得不足了，而且耕地以及農業生態環境的質量惡化直接制約糧食產量的增加。因此日本等國的農業發展老路顯然不可取。只有遵循生態農業的道路，中國的糧食產業才會得到長足的進步，也只有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保證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中國在今后的糧食產業發展中應當積極促進節能減排，強調科技綠色種植，將先進技術融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良已出現退化問題的耕地，完善生態環境補償制度，保證糧食增產與環境保護同步進行、相得益彰。

另外，就中國失勢的大豆產業而言，并非沒有與外來競爭抗衡的方法。從外國進口的大豆雖然價格優勢明顯，但品種單一，而中國東北傳統的大豆品種優良，盡管生產成本較高，但在不斷倡導生態農業的今天也并非毫無勝算。隨著收入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會轉而購買優質、健康、品種多樣的農產品，中國的特色優勢就能夠得到發揮。只要在發展中國糧食產業的道路上，將良種、良法、良田結合在一起，保證中國自身的糧食安全并沒有太大的問題。

（三）開辟西部可用耕地，積極對外農業投資

2012年的兩會上，袁隆平表示，18億畝的耕地紅線不能破，而且中國西部尚存在未被開發的可耕種土地，可將這些土地合理地開發利用起來，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加拿大地廣人稀，一直是美國的后糧倉，而且近年來一些糧食凈進口國為保證本國的糧食供給，開始向其他國家購買農業用地，這逐漸成為了一種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法。對此中國也可以效仿，向土地資源較豐富但利用率不高的國家進行農業投資，如俄羅斯、新西蘭、緬甸等，這樣無疑可給中國的糧食安全上一個保險栓。

（四）努力推進貿易區域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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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項目安全管理現狀及事故原因

1).操作工人的安全施工意識淡薄。目前建筑企業雇傭的操作工人基本上都是農民工，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其流動性較大，企業很難將他們固定下來，造成管理上困難。另外，他們安全意識差，缺乏基本的安全知識和操作技能，“三違”(違章指揮、違章作業、違反勞動紀律)現象時有發生。據統計，建筑行業70%以上的事故都是因“三違”造成的。企業安全教育和安全知識培訓要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這一變化特點，安全工作人員要及時查缺補漏，更新和完善;

2).崗前系統的安全培訓教育不夠，時間短，效果差;班前安全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即使有也是流于形式，個人的安全施工意識沒有得到有效的提高，良好的安全作業習慣沒有養成;

3).現場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生產責任制沒有落實到位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安全管理一種動態管理。物的不安全因素在減少，但人的不安全行為卻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改善;

4).建筑工程項目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安全防護措施方面的資金投入不足，這給工程項目施工安全帶來極大考驗。安全文明措施費要求在投標時單列，是工程投標時不可競爭性費用，可是好多施工單位工程中標后，對安全文明措施費部分擠壓占用，造成安全防護措施方面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大打折扣。

2.工程項目安全管理的原理及內容安全管理原理是人類安全活動的基本理論和策略，是安全科學以及安全管理科學發展的基石，是人類預防事故的重要理論核心，是構件和諧社會安全發展的指導原則。運用原理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實施工程項目安全管理。

1).以預防事故為中心，“安全第一、預防為主”，預測和預防事故是現代安全管理的重要內容。預防事故的根本在于危險源辨識，進行危險性預測，運用科學知識和手段對工程項目施工系統和作業中實際存在的危險及可能發生的事故及其嚴重程度進行分析和推斷，并進一步作出估計和評價，以便查明系統的薄弱環節和危險所在并及時加以改進，同時也可對各種設計方案能否滿足系統安全性的要求進行評價，作為制定措施的依據;

2).生產必須安全，安全才能生產，安全是生產的前提，安全是全體人員的安全。遵循“管生產必須管安全”“人人都是安全員”的原則;

3).實行系統安全管理，在施工過程中導致發生安全事故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人、設備和環境等因素。因此，安全是同施工過程中的許多環節和條件發生聯系并受其制約的，只是孤立地從個別環節或在某一局部范圍內分析和研究安全保障，是難以湊效的，要有效實行全面系統的安全管理。

二、安全施工管理的對策建議

1.落實安全施工責任制安全施工責任制是搞好安全工作的重要組織措施。多年實踐證明，安全施工責任制落實得好，安全狀況就好，反之安全狀況就差。

2.加強安全教育、培訓工作，提高人員素質提高人員素質不僅僅是安全施工管理的要求，也是建筑企業整體發展的需要。

1).安全教育、培訓的目的與方式。安全是生產正常進行的前提，安全教育又是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環節，是提高全員安全素質、安全管理水平和防止事故，從而實現安全生產的重要手段。安全教育主要包括安全生產思想、安全知識、安全技能和法制教育4個方面的內容;

2).安全教育的內容隨實際需要而確定。三級安全教育是企業必須堅持的安全生產基本教育制度。對新工人必須進行公司、項目部、作業班組三級安全教育。對新工人的三級安全教育情況，要建立檔案。新工人工作一段時間后還應進行重復性的安全再教育，加深感性、理性的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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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強制檢驗；食品安全；意義

中圖分類號：F407.8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3-0-01

引言

我們所強調的食品質量安全就是食品的質量對食用者的健康和安全的影響程度。它通常包括了三個主要內容，

首先就是由于食品的污染威脅人體的健康和安全。一般按照食品污染的性質可以將其劃分為化學性的污染、生物性的污染和物理性的污染。而按照食品的污染的來源劃分，則可以分為，原料污染、加工時出現的污染、包裝過程出現的污染、運輸和貯藏階段出現的污染、銷售時出現的污染幾方面。現在，由于向畜禽喂食激素使藥物殘留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這是食品污染的主要問題。

其次，這類安全問題是由于食品的工業技術的發展帶來的。由于工業技術的發展，在食品進行加工時采用生物、化工和其他的一些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包括添加食品添加劑、食品中添加生產配劑，還有一些在食品中加介質。還有轉基因食品和輻射食品等等。這些新技術都會給食品的安全帶來極大地破壞。使食品的質量受到威脅。

另外，就是食品標識的混亂使用，食品標識對食品質量有很大的影響，兩者不可分割。食品標示可以表現出不同食品的不同特征以及功能。它是消費者選擇食品時的依據。對食品標識的不合理使用主要有以下表現：(1)食品標識的偽造。主要包括了對生產日期、生產廠家、質量標準的偽造；(2)沒有相關的警示說明；(3)虛夸食品的功能和成分；(4)沒有對食品標識進行中文注解。一些進口的商品只標注外文，但是這讓國內居民沒有辦法辨認。食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對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有直接的影響。所以國家質檢總局要發揮其職能，根據相關規定，從食品的源頭上就保證食品的質量和安全性，制定食品質量的市場準入原則，對食品質量進行強制控制。

食品質量安全的市場準入制度有三個主要的內容一是對食品的生產企業實施生產許可證制度;二是對企業生產的食品實施強制檢驗制度;三是對實施食品生產許可制度的產品實行市場準入標志制度。我們可以看出，在市場準入原則中強制檢驗單獨成為一項制度，可見它在食品的質量檢測中的重要作用，它對保證食品的質量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食品質量安全市場準入制度中對強制檢驗的規定主要包括了以下幾點，即食品的發證檢驗、食品出廠時的檢驗和對食品進行監督檢驗。通過這三種檢驗方式，使食品的質量從生產到出售得到了全程的保護。這種辦法使食品的安全質量得到了切實的保證。但是我們注意，產品的質量不能只依靠檢驗，它主要依靠的是生產。檢驗只是一種手段，它是根據相關的標準，和指標，通過一些儀器對產品進行檢驗，判斷產品是否符合標準。

一、發證檢驗

發證檢驗指的是質量監督部門在對企業的《食品生產許可證》申請進行受理時，通過委托檢驗機構來對申請企業的產品進行質量檢查，這是一種政府行為，是政府對食品生產企業的審核，對保證食品質量安全有很重要的作用。只有企業在檢查中合格才能夠獲得許可證。

而在發證的檢驗中，一般使用的是抽樣檢測，因為影響產品質量的因素有很多，雖然企業的管理、設備等都達到標準，但是也不一定生產出質量過關的產品。所以通過抽樣檢驗的方法，能夠對企業的產品質量進行更好地確認。

二、出廠檢驗

出廠檢驗主要指的是根據《產品質量法》，企業一定要履行的法律義務，就是企業在進行生產時必須要保證其生產的食品符合國家規定。在《加強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實施意見》中有一點 “食品在出廠的時候一定要進行檢驗，沒有接受檢驗或者是不合標準的產品不能出廠。”，在《食品生產加工企業質量安全監督管理實施細則(試行)》中也有類似的規定。為了保證食品的質量安全，出廠檢查是不可或缺的，必須得到落實。而我國采取的出廠檢驗主要有兩種方式，接下來我們就來簡單介紹。

1.自行出廠檢驗，這種檢驗方法就是那些已經得到了生產許可的并且擁有出廠檢驗能力的企業，可以自己對生產的產品進行檢驗。但是其檢驗能力一定要獲得相關部門的確認，并且監督部門要對其產品進行定期的檢查。

2.委托出廠檢驗，主要針對一些有生產許可證卻沒有出廠檢驗能力的企業使用。這些企業通過委托具有法定檢驗資格的檢驗機構進行檢查。委托出廠檢驗是我國強制實行的檢驗方式，其弊端就是有一定的風險性，針對這些弊端，筆者建議企業自檢。

出廠檢驗的項目依據執行標準規定的出廠檢驗項目進行。

就委托出廠檢驗筆者有如下看法， 為什么委托出廠檢驗說具有一定的風險性?究其根源，委托出廠檢驗檢驗的時效和頻次要求較低。其一，根據企業生產檢驗流程，生產企業在產品出廠前應對每批產品進行出廠檢驗，而且檢驗的結果要在每批產品出廠前得到確認并備案，只有符合標準要求的產品才能出廠。因委托出廠檢驗對出廠產品進行抽樣檢驗，有些批次的產品未進行出廠檢驗，或一些批次產品的質量有不確定性。如果該批產品因質量的不確定性直接進入消費市場，食品質量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其二，檢驗時間長短。出廠檢驗是根據每個批次進行的，產品出廠前必須通過檢驗確認產品是否合格，才能出廠，進入產品流通市場。因此檢驗的時間很重要。委托出廠檢驗時間過長，產品出廠時間延誤，對企業的生產、銷售就會帶來不利的影響。所以人為縮短檢驗時間或檢驗結果未確定情況下，企業以其替代合格產品出廠銷售，不合格產品就會流入消費市場。

我認為，要保證食品質量安全，在食品生產許可證管理中要嚴格把關，生產企業沒有出廠檢驗能力的不應發放生產許可證，出廠檢驗能力作為生產許可的一項硬指標來執行。

三、監督檢驗

監督檢驗也是一種政府行為，是質量技術監督部門依法對食品生產加工企業監督管理的一種方式，因其屬于強制性檢驗，這就要求生產加工企業、銷售者不得拒絕檢查。

監督檢驗分監督抽查和定期監督檢驗等多種形式，技術監督部門通常采取抽樣檢驗的方式，依據相關檢驗標準，通過監督檢驗細則規定的檢驗項目檢驗得出檢驗結論。

通過上述三種形式對企業出廠前產品實施強制檢驗，進而從生產加工源頭上保證食品質量安全。在這三種形式的強制檢驗中，出廠檢驗對于保證食品質量安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獲得《食品生產許可證》的食品生產加工企業，其生產加工的食品就會直接進入消費市場。按照產品標準，企業生產加工的每一批食品都必須進行出廠檢驗，這種檢驗是強制性的。依據法律法規，食品出廠必須經過出廠前檢驗，經檢驗合格的食品才允許出廠銷售，未經檢驗或檢驗不合格的食品不得出廠銷售。如果不進行出廠檢驗，不合格食品就會流入市場，從源頭上就無法保證食品質量安全。因此，出廠檢驗是保證食品質量安全的預防性檢驗，是防止不合格食品進入市場的可靠保證。

監督檢驗是一種不經常性的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的檢驗，是國家對產品質量實行監督檢查進行的檢驗。在一定的時限內，對一種或幾種產品進行檢驗。如果通過監督檢驗發現食品質量存在問題時，或許已有一些數量的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場。因此，發證檢驗和監督檢驗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出廠檢驗的監督和驗證，可有效促使生產加工企業提高食品質量安全意識，嚴把食品質量關，加強食品的出廠檢驗工作。

實施強制檢驗制度是以法律法規的形式要求企業和監督管理部門為履行其質量責任和義務必須開展的檢驗。食品質量安全關系到百姓的健康安全，強制檢驗作為食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的必要手段，必須得到切實有效的執行。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確保食品質量安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