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大眾傳播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大眾傳播的傳統定義及發展

1945年11月，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國科教文中首先使用了“大眾傳播”這個概念，“特定社會集團，利用報紙、雜志、書籍、廣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向社會大多數成員傳送消息、知識的過程”。

后來的傳播學學者不斷對“大眾傳播”這個概念進行修正和發展，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定義，如：

大眾傳播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

大眾傳播是“由組織化的傳播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通過技術性傳播媒介向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的受傳者傳播信息的社會過程”。

“當消息來源(通稱是某個組織)采用一項技術作為媒介與大規模的受眾進行溝通時，就被稱為大眾傳播”。

這些對“大眾傳播”概念的定義無非都是從大眾傳播的主體“傳播者”的界定，或者對信息傳遞的技術的不同描述，或者從信息接收的終點的范圍的界定等傳播的三個最主要的要素著手，對“大眾傳播”這一概念作的發展。雖然傳播學的研究者對“大眾傳播”這一概念的闡述有很多，不勝枚舉，但在所有傳統的定義(誕生于現代傳播革命之前)中反映出來的大眾傳播的特征都非常類似(傳播三要素)：

1　作為信息來源的“傳播者”是一個組織。“組織”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日本學者見田宗介在他的《社會學事典》里認為組織是“人們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各自承擔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統一的意志之下從事協作行為的持續性體系”。

2　作為信息傳播的渠道是“技術的媒介”。

3　作為信息傳輸的終端是人數很多的大規模的受眾。

大眾傳播的傳統定義目前面臨的“挑戰”

多媒體計算機技術迅速發展，給信息傳播帶來了一場革命。隨著互聯網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發展，網絡作為一種傳播工具迅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博客、播客的出現使得新聞傳播的主體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很多同學認為，博客這種新的傳播現象，它的傳播主體不是一個組織，但它是通過互聯網技術這個介質，對大規模的受眾進行傳播的一種行為。也就是說信息來源不是一個像傳統的“大眾傳播”定義中的一個“有實現共同目標”的“組織”，而是一個“個人”，它在其他特征上都非常符合大眾傳播的特征。

博客這種傳播模式給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提出了很多挑戰和質疑，包括傳統的把關模式、傳統的大眾傳播中的傳受關系、傳統的大眾傳播中的新聞價值的時效性等，不能說是完全顛覆，但是最起碼可以說是受到了很大的沖擊。

雖然傳播主體不是一個“為實現共同目標”的一個組織，但是很多博客通過互聯網這種技術吸引了大規模的受眾，并且達到了非常顯著的傳播效果。這種傳播現象屬于大眾傳播嗎?

“新現象”和“老定義”的分歧在哪里

傳統的大眾傳播從它的概念延伸出一些固有的特征，這里不再一一贅述，在此，只在這些特征的基礎上比較兩種傳播方式的異同，以解決學生們的疑惑。

筆者認為，在先前提到的現象中，同學們感到迷惑的關鍵點在于：

分歧一：“傳播者”是誰。概念的主語是什么。

從傳統的大眾傳播的概念與特征來看，“傳播者”是一個組織。比如廣州日報(一個組織)的專業的記者編輯使用印刷和報紙(技術和中介)來影響他們的讀者(大規模的受眾)。鳳凰衛視(也是一個組織)的專業的記者編輯制片人主持人使用視聽技術來影響他們的觀眾(大規模的受眾)。不管是廣州日報社還是鳳凰衛視都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組織目標而設置或者成立的，他們與一般的社會群體不一樣，他們跟個人更不一樣，他們需要嚴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證去實現他們明確系統的目標，于是這個“傳播者”內部，有非常專業化的部門分工，有清晰的職務分工和崗位責任制，有等級分明的各個階層，有明確的管理制度。這一套嚴密的設置，都是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這個目標代表著組織本身的利益，也可能代表著國家的利益，代表著社會的利益。

在新的傳播現象博客的傳播中，“傳播者”是個人。這個“傳播者”不受組織制度的限制和約束，新聞采集和編輯的權利表面上是非常自由的。傳播者的目標很難確定，有很多的博主并不像我們在上面提到的傳統媒體一樣有嚴格的制度保證，比如像一個報社有對新聞采集和編輯的指導，有明文規定的編輯大綱之類的文本等。所以，五花八門的博客中根據傳播者的目標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沒目標。很多的博主不管是在開創博客的當時還是在維持自己博客網頁的過程中，都有可能是自由散漫的。博客中的內容可能是自己的心靈感悟，也可能是隨筆，也可能是日記，當然也可能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做之事，也就是將自己個人的行為和思想記錄在自己的博客上。

第二類是出于個人私利的目的。比如有很多希望通過博客讓自己一舉成名的人。他們在博客上一些另類的、跟這個社會的常態所不相容的東西，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獲取個人的名利。或者在博客上兜售一些個人的文化產品，擴大個人的影響力，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獲取個人的利益。

還有第三類博主，他認為自己代表著這個社會的利益，在實現社會利益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利益。一個博主(也是一名在傳統媒體中工作的新聞行業中人)這樣描述他利用博客信息的感受：“我可以解脫組織制度的束縛。就是我不需要再害怕自己認為有新聞價值的稿件被掩藏，不需要看上司的臉色和制度的框框去實現新聞的專業追求，當然，我有社會責任感的專業追求。”這類博客常常對傳統新聞媒體發起挑戰。2004年年底，博客對印度洋海嘯的報道就很好地體現了博客在新聞報道上的優勢，在傳統媒體的新聞記者抵達現場之前。已經有很多博客了大量真實反映災難的新聞圖片及相關的報道：密歇根大學的歷史系教授胡安?科爾的博客“知情評論”開通，他的博客關注整個中東地區的新聞報道和社論，博客的點擊率很高，吸引了很多受眾，并對主流媒體和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三類博客傳播現象其實在大眾傳

播的傳統概念的界定中，主語雖然都是個人，但是這個主語本身有不同的定語，定語就是傳播者傳播時的目標。

分歧二：制度化傳播。

傳統的大眾傳播概念引申出的大眾傳播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大眾傳播是一個制度化的傳播”，這個所謂的“制度化傳播”，筆者覺得有兩個方面：一是指在大眾傳播中，作為信息傳播的主體是一個制度化的組織；另一方面是指作為社會信息系統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總是受制于一定的社會制度。

而我們在這里分析到的新的傳播現象博客的傳播行為，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其傳播的主體不是一個制度化的組織。而在另一方面，看似自由的網上傳播行為，其實也是受制于一定的社會制度的。作為當下社會傳播的一個非常普遍和重要的方式，從傳播制度的角度上看，其實世界上各種政治體制在關注它，國家和政府仍然是博客后面最深層次的“把關控制人”。同時道德倫理范疇的追問也同樣在質疑網上傳播這個領域。

分歧三：單向性傳播。

傳統的大眾傳播概念引申出的大眾傳播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大眾傳播是單向性很強的一種傳播活動”。報紙、廣播、電視這些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它們在今天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貼近受眾，去跟受眾發生更多的互動，不可否認的是，這種互動依然是有限的、滯后的，依然受到體制、技術等方面的現實條件的限制而體現傳播的單向性這個特點。所以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是直線的、近乎單向的。如下圖拉斯韋爾提出的著名的大眾傳播模式：誰　說什么 通過什么渠道對誰 取得什么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at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

而博客這種傳播方式，卻由于技術的便利打破了傳受之間的隔閡，實現了“傳受一體”的傳播模式，如下圖所示：

博客的傳播模式

這種“傳受一體”，不僅僅是指作為傳播主體的博主與受眾之間的互動，也指博主同時也作為他人博客或者其他傳統媒體的受眾，引用其中的信息或評論其中的信息。互動在博客這種傳播方式中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之事。而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普及，為這種即時的雙向的傳播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

筆者淺見

從實用角度講，咬文嚼字推敲定義是否精準意義不大，我們并不需要對一些現象去歸類。但是，站在傳播學研究的立場上，應該去分析這兩種傳播方式在關鍵點上的不同，看是否有必要對傳統的大眾傳播的概念在外延上進一步延伸。

回應在前文提到的課堂上同學們的疑惑，基于上面的分析，筆者認為，首先，博客(特別是文中提到的第三類博客)的傳播中，傳播者雖然是一個個體，但他在選擇信息、編輯信息的時候遵循著普世的價值觀念，新聞的采集和編輯也基本上是遵循新聞專業的價值標準。它的受眾從數量上來講也常常大于傳統的新聞媒介，從傳播效果上衡量考察，博客的傳播效果對不管是它的受眾還是對社會本身，都是非常巨大而不容忽視的。其次，網上傳播這種傳播方式也逐漸顯示出其強大的力量，從社會控制的角度來講，它跟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一樣，可能是強權的工具而發揮巨大的作用；最后，就像麥克盧漢指出的：“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產生的影響，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日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我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博客(網上傳播)也像傳統的大眾媒介一樣，給我們個人和整個社會都帶來一種新的尺度、新的體驗、新的進步。

篇2

從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上來理解，信息是人腦對于客觀事實的屬性進行能動反映而產生的思想，是大眾信息的鄰近的屬概念。筆者認為，關于信息的這個命題，其實就是創立控制論的美國科學家維納表述的“信息這個名稱的內容就是我們對外界交換來的東西”的應有之義。

依據普通邏輯學的兩分法，信息可劃分為大眾信息和非大眾信息，新聞可劃分為大眾新聞和非大眾新聞。

大眾信息是指已經由大眾媒體報道出去并被大眾接受（非單純接收）的那部分非大眾信息。大眾新聞是指已經由大眾媒體報道出去并被大眾接受（非單純接收）的非大眾新聞。非大眾信息包括自我傳播的信息、人際傳播的信息、群體傳播的信息和組織傳播的信息。“非大眾新聞” 包括自我傳播的新聞、人際傳播的新聞、群體傳播的新聞和組織傳播的新聞。大眾新聞是由非大眾新聞轉化而來的。

二

新聞和信息可以是實體概念，也可以是屬性概念。在收聽新聞中，新聞是實體概念。在收聽新聞信息中，信息是實體概念，如果其中的新聞信息是語法上的偏正結構，那么，該新聞就是屬性概念；如果其中的新聞信息是語法上的聯合結構，那么，該新聞也可是實體概念。信息是新聞的鄰近的屬概念。

新聞事實是“我的主觀世界”以外的客觀存在，包括客體物質世界和來源于客體物質世界的其他主體精神世界的內容和形式。客觀事實的屬性在“我的主觀世界”中被反映為屬性信息，通過“我”的認知而產生的信息就是“我的主觀世界”所產生的一種思想。信息表達的內容屬于思想和觀點的范疇。觀點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的、文學的、物理的、數學的，等等。通過“我”的認知而產生的信息是主觀存在。“我”以外的“他（她）”通過認知而產生的信息對“我”來說則是客觀存在。客觀存在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精神的。

在電視新聞等以影像為形式的報道中，除了傳者向受眾傳達的以語言和文字所負載的信息之外，動態和靜態的現場畫面也包涵著新聞事實的屬性，這種屬性反映在受眾的頭腦中也會產生信息。傳者對現場事實的屬性進行反映而產生的信息一般包含在報道過程的語言文字之中。受眾對報道中的現場畫面的反映，如同對報道中的語言文字所傳達的信息的反映，可以與傳者傳播的信息相同或不相同。傳者傳播的信息和受眾對傳播的內容進行反映而獲得的信息可以用各種語言包括口頭語言、書面語言和肢體語言來表達。信息是人腦對于客觀存在的主觀思維的結果，屬于意識的范疇。觀點也是信息。新聞事實具有新聞屬性，但新聞屬性并不簡單地等于新聞信息，人對于客觀事實的新聞屬性的反映才是新聞信息。如果人對于客觀事實的新聞屬性沒有進行反映，那么就沒有相應的新聞信息，但客觀事實的新聞屬性依然存在，這是毫無疑問的。新聞屬性都是客觀的、真實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反映新聞屬性的新聞信息是主觀的，不一定符合客觀真實或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觀真實。世界（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是可知的。新聞事實也是可知的。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的信息與其反映的事實的屬性具有同一性。

三

新聞報道與報道新聞在一定的邏輯環境中是全同的概念，它們的內涵之一就是讓非大眾新聞或非大眾新聞信息通過大眾傳播而成為大眾新聞或大眾新聞信息，就是報社、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等傳媒機構通過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向不特定的廣大受眾傳播那些來源于非大眾新聞事實的非大眾新聞信息和非大眾新聞現場畫面，使其成為大眾新聞事實和大眾新聞信息。

在上述傳播過程中，非大眾新聞事實的非大眾新聞信息和非大眾新聞現場畫面在完全被受眾接收的情況下將通過受眾的思維加工和解讀而產生三種傳播效果：一是全部非大眾新聞信息完全被受眾接受而成為大眾新聞，這種效果完全實現了傳者的目的。二是全部非大眾新聞中的部分新聞被大眾接受而轉化為大眾新聞，其余部分則通過受眾的解讀而轉化為不屬于大眾新聞范疇的“受眾的個人新聞”，所以僅被受眾接收而未被受眾接受，這種效果實現了傳者傳播的部分目的。三是全部非大眾新聞均未被受眾接受，因而都沒有成為大眾新聞，這種情況又會產生兩種效果：一是通過受眾解讀使“全部新聞”均轉化為“受眾的個人新聞”，二是雖然經過受眾解讀，但“全部新聞”未被受眾認可而又未產生“受眾的個人新聞”，這兩種效果讓傳者的傳播目的完全落空。

傳者進行大眾傳播的目的就是要讓大眾接收并接受其所傳播、報道的新聞信息。傳者把新聞事實轉化為新聞語言、新聞文字、新聞影像和新聞圖片，然后通過大眾媒體進行傳播，受眾則通過對這些傳播內容的解讀把傳者傳播的新聞信息再轉化為自己思想中的新聞事實，這是一個認知系統的兩個相反的轉化過程。這些過程體現了存在決定意識、事實決定信息和意識對存在、信息對事實具有能動反作用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傳者知曉的新聞事實或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受眾通過對傳者傳播的新聞信息的解讀而知曉、接受和理解的新聞事實則一律是間接的。傳者和受眾在對直接的和間接的新聞事實的屬性進行反映時，可以產生關于該新聞事實的直接和間接的信息，同時，這種信息也可以引導傳者和受眾能動地認知新聞事實，準確地把握新聞事實，正確地理解新聞事實，積極地對待新聞事實，勇敢地干預新聞事實，大膽地進行新聞實踐，堅定不移地深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

因為媒體的“新聞報道”，非大眾新聞才有可能被受眾知曉并接受而轉化為大眾新聞。非大眾新聞是新聞報道的內容。大眾新聞是媒體對非大眾新聞進行大眾傳播和報道的一種結果。真實的新聞是傳者對新聞事實的真實反映。大眾傳播、報道和事實都不是新聞的屬概念。大眾傳播和報道是一種把信息告知受眾的方式和手段，利用這種方式和手段就可以把非大眾新聞告知受眾而使其有可能成為大眾新聞。新聞事實是新聞反映的對象，報道所傳播的內容只能是對事實或事實的屬性的反映，而不能是事實或事實的屬性本身。傳者決不可能通過大眾傳媒把某個有形的物品傳遞給受眾，也不可能使這個物品所具有的屬性與這個物品分離而傳遞給受眾。報道所傳播的內容只能是關于事實的某種思想，這種思想反映的是某種事實或某種事實的屬性。事實的本身不經過傳者的反映是無法讓受眾知曉的。

此外，大眾傳播和報道是兩個具有全同邏輯關系的概念，它們的外延全部相同，但是大眾傳播和報道這兩個概念所表達的感彩是有些區別的：大眾傳播較為突出受眾在信息報道過程中的地位，報道則較為突出大眾傳播過程中的大眾傳媒。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手機媒體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移動媒體

準確的理解與把握手機媒體的概念，需要先正確的理解媒體與媒介的概念。

媒體來源于“Medium”一詞，早期音譯為媒介，意在兩者之間，主要是指人們所借助的，用來傳遞信息與獲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載體、中介物，有時也包含技術手段。大體可以認為，媒體是實現信息從信息源傳遞到受信者的一切技術手段。媒體一般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承載信息的物體，二是指儲存、呈現、處理、傳遞信息的物體本身。

媒介可以理解為傳播媒介，也可理解為傳播渠道、傳播信道和傳播工具等，是傳播內容的載體。具體來講，傳播媒介也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傳遞信息的工具和手段，如電話、計算機及網絡、報紙、廣播、電視等與傳播技術有關的媒體；二是指從事信息的采集、選擇、加工、制作和傳輸的組織或機構，如報社、電臺和電視臺等。

單單從概念上似乎無法區分媒介與媒體的關系，似乎媒介和媒體是一對孿生兄弟。個人理解認為，所謂媒介，即其所指的傳播物質與技術手段；所謂媒體，個人理解則偏重于提供和傳播信息內容的組織和機構。媒介的發展伴隨著人類的發展，其發展貫穿了整個人類的歷史，媒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和規模之后，出現了媒體。

手機媒體，是以手機為視聽終端、手機上網為平臺的個性化信息傳播載體，它是以分眾為傳播目標，以定向為傳播效果，以互動為傳播應用的大眾傳播媒介。被公認為繼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之后的“第五媒體”。從移動媒體來講，手機媒體是以手機終端為媒介、移動業務為載體、移動網絡為通路而構筑的新媒體。主要包含內容、通路和媒介。

與傳統媒體相比，手機媒體具有這樣的優勢，它可以消除時間差、空間差和階層差，還原媒體的本質，實現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從這個角度看，手機媒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媒體。也正因為其優于傳統媒體的特性，手機媒體發展迅猛，短短幾年手機媒體所達到的受眾規模之廣、用戶活躍度之高、影響力之大令人膛目結舌。不僅改變了人們傳播和消費媒體內容的方式，而且革新了內容創造和輿論制造的模式。以微博的盛行為例，每個人都是“自媒體”，移動互聯網上UGC的內容將超越專業媒體人士創造的內容，手機媒體進入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一、手機媒體發展過程及現況

自1973年第一部手機的問世，手機的通信模式從模擬手機時代（第一代移動通信，簡稱1G）， 到GSM手機時代（第二代移動通信，簡稱2G），再到現在的3G手機時代（包含WCDMA，TD-SCDMA等），手機媒體實現了爆炸式增長和跨越式發展。

2012年，手機首次超越臺式計算機成為中國第一大上網終端。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數據報告顯示，2012年全年我國手機網民數量已達到4.3億人，年增長率達18.1%，遠超網民整體增幅。值得注意的是，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繼續上升，已由69.3%上升至74.5%，手機作為第一大上網終端的地位逐步確立。手機因其與受眾“零距離”接觸、時間頻繁等特性，而成為帶體溫的媒體，這從根本上彌補了傳統媒體“照顧不到”的信息空位。手機作為隨身攜帶的個性化媒體，以移動性、個性化、互動性、多媒體融合、傳播范圍廣、效率高的特點滿足了受眾對于信息傳播和獲取的幾乎所有要求。

新媒體時代，手機無疑是新媒體的領軍力量，作為手機的用戶，在同一時間，在傳播中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作為使用者的人們既是受傳者也是傳播者。手機媒體用戶傳播的類型也復雜多樣，從人內傳播、人際傳播再演變為大眾傳播。其傳播的方式也不僅僅局限于單向和雙向傳播，而是在融合兩者的基礎之上，衍生為一種有反饋的‘擴散式’傳播。手機媒體的反饋機制越來越強，正如麥克盧漢所描述的――我們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們。

二、人際傳播、手機媒體的互動及影響

（一）人際傳播的定義及特征

人際傳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也是由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信息傳播系統。一般認為人際傳播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的傳播，另一種是借助某種物質媒介的傳播。人際傳播歸根結底是人們社會活動的結果，人們生存在社會之中，離不開與他人之間的交往。在人們的交往活動中，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要傳遞和交換知識、意見、情感、愿望、觀念等信息，從而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認知和互相吸引。我們可以進一步把人際傳播劃分為直接傳播和間接傳播兩種形式。所謂直接傳播，指的是傳播者和受體之間無需經過傳播媒體或媒介而直接進行面對面的信息交流的過程。直接傳播主要通過口頭語言、類語言、體態語的傳遞進行信息交流。間接傳播是指在現代社會里的各種傳播媒體出現后，人際傳播不再受到距離的限制，可以通過這些傳播媒體進行遠距離交流。與此同時，人際傳播的范圍被大大拓展了。

在人際傳播過程中，個人與個人之間進行信息交流，無論與是直接傳播還是間接傳播，總要借助“媒介”物質，即使是直接傳播也要憑借空氣進行聲音的傳送，來達到信息交流的目的。在間接傳播中，隨著技術和媒體的快速發展，麥克盧漢‘地球村’的這一學說也越來越得到事實的驗證，已經被大家廣泛接受。毫無疑問，手機媒體在人際傳播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手機媒體使得過去一對一的媒介對應關系逐漸模糊、消失的同時，對人際傳播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通常來講，人際傳播主要有五個特點：

1.直接的人際傳播不需要任何非自然的媒介。因此，人際傳播簡便易行，不受機構、媒介、時空等條件的限制。

2.傳播活動中，從信息的發出者和接受者角度來說，同一次人際傳播活動中的雙方可以互為傳播者和受傳者。

3.人際傳播中反饋迅速，雙方交流更充分。

4.相對大眾傳播而言，人際傳播的信息量較少、覆蓋的范圍比較小、傳播的速度也比較慢。

5.在人際傳播活動中，尤其是在多級的人際傳播活動中，信息傳輸過程中更容易產生‘噪音’，容易走樣。

（二）手機媒體與人際傳播

在人際傳播活動中，手機媒體具有明顯的人際傳播特征，個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手機媒體對人際傳播的特征進行了加強，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在移動中傳播。手機媒體信息傳播更快速、靈活、機動性更強，超越了地域、時間和電腦終端設備的限制，實現了實時數據傳輸和即時的交互性信息傳遞，從傳播的接收與限制看，真正實現了信息即時交換。

2.“去中心化”。信息傳遞過程中，手機媒體固有的人際傳播本能和特性非常突出，發送雙方兼備傳、受者雙重身份，并且始終處在不斷轉化的過程中。手機媒體使用者在共享與傳遞信息時，構成了廣泛性與豐富性的受眾群體集合。社會信息不再單調地朝著某種方向流動，而是呈輻射狀，在立體的網狀結構中向多個方向流動。手機媒體大大提升了人際傳播的能效性，沖淡了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信息流動過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去中心化的傳播網絡使得社會信息流動過程更加復雜。

3.一種可選擇的多重傳播。以手機短信為例，手機短信傳播以人際傳播模式為主，通過“一對一”式的信息互動，實現兩個行為主體之間的信息傳播，以此實現單一對象用戶之間的連通。伴隨其普及率和移動通信技術的迅速提高，短信中心控制平臺所提供的服務開始多樣化，以短信群發為例，通過群發等軟件對多部手機同時發送信息，可以實現“一對多”傳播模式，甚至可以通過互聯網絡實現“多對多”的大眾傳播，手機媒體的人際傳播范圍在被大大拓寬了，手機媒體傳播在某種程度上業已具有大眾傳播的特征。

三、大眾傳播與手機媒體的互動與聯系

（一）大眾傳播定義及特點

手機媒體時代，新聞媒體與大眾傳播總是密不可分，人們也總是將大眾傳播掛在嘴邊，但對于其定義，學者們似乎各有各的看法。從職業工作者角度來說，大眾傳播是“人類社會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職業工作者（記者、編輯）通過機械媒介向社會公眾公開地、定期傳播各種信息的一種社會信息交流活動”。從傳播學角度來說，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

一般認為，大眾傳播的起點確定在19世紀30年代以后，科學技術在當時得到發展，1844年美國開設了第一條電報線路，為大眾傳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信手段，手機媒體作為現代重要的傳播工具，為大眾傳播的快速發展不單單提供了技術上的幫助，使其“量變”的同時，也在使大眾媒體開始逐漸走向“質變”。

大眾傳播與其他傳播活動相比，一般具有六個特點，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其特征：

1.大眾傳播傳播活動的組織性。具體表現在，大眾傳播的主體一般為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這些媒介組織包括報社、雜志社、電視臺、電臺以及以大量生產為目的的音樂、影像制作公司等）。

2.大眾傳播總是伴隨著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早期的大眾傳播的發展離不開印刷術，當今的大眾傳播同樣離不開電子傳播技術的發展。

3.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大眾，其受眾不分階層和群體。這里的大眾是指的收到大眾傳播信息的人，只要接收到大眾傳播信息的人都是大眾傳播的對象。因此大眾傳播是以滿足社會上一般大眾信息需要為目的的活動，其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不分階層和群體。

4.大眾傳播的信息具有雙重屬性，即商品屬性和文化屬性。傳播組織生產信息作為自己的產品，其產品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商品屬性。同時，信息產品屬于社會文化產品，其消費屬于精神意義的消費，具有文化屬性。

5.大眾傳播是單向的信息傳遞過程。大眾傳播的單向性具有兩個方面的局限，一是其傳播的內容，受眾只能在限定的范圍內接收到信息，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二是沒有靈活的反饋機制，受眾對于媒介組織的傳播活動缺乏直接的反作用力。

6.大眾傳播的制度性。大眾傳播是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其傳播內容與社會行為規范及價值觀念具有直接關系，其傳播過程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很多國家將大眾傳播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

（二）手機媒體與大眾傳播

手機媒體自一開始，是作為個性化的人際傳播工具和渠道而存在的，隨著科技和通信的發展，手機媒體傳播開始走向大眾，并逐漸朝著大眾傳播的方向所演變。手機媒體傳播不但進行著“大眾”化，而且在重新定義了大眾傳播。具體通過以下三個方面所體現：

1.手機媒體參與大眾傳播后，傳統定義的大眾傳播特征被淡化。傳統定義認為，大眾傳播的傳播者是有組織的專業化媒介組織，手機媒體出現以后，手機媒體受眾可以根據自己的個性和意愿傳遞信息，隨時隨地向全世界多數人信息，這也就意味著個人或非正規媒體可以突破傳統正規媒體的話語壁壘，進行大眾傳播。

2.手機媒體的大眾傳播，不再單獨強調大眾傳播受眾的數量和規模，而是將大眾傳播的受眾群體進行了細化，將受眾群分門別類，可以看作是個性化和定制化的大眾傳播，其原理正如社群和俱樂部一般，受眾依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集聚在一起，大眾傳播中的‘小眾傳播’成為必然。

3.大眾傳播的反饋機制開始沿著雙向和多向進行轉換。手機媒體使得大眾傳播受眾的反饋更加及時，受眾的主動性增強，傳播活動注入了受眾的直接的反作用力，傳統定義中大眾傳播單向性、缺乏反饋的機制被改變，手機媒體正重新定義大眾傳播媒體的格局。

四、手機媒體：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紐帶

作為新媒體的手機，可以看作是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相結合的產物。與此同時，手機媒體又不斷的作用于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使兩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手機媒體不僅強化了人際傳播功能，又重新定義了并細化了大眾傳播，在兼有兩者優勢的同時，又突破了兩者的局限。毫無疑問，手機媒體的出現和不斷發展，拓寬了傳播的寬度和廣度。

手機媒體憑借其高度的便攜性、廣泛的交互性、豐富的受眾資源、更快的傳播速度和多媒體化等特征，成為了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重要紐帶，并將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融為一體。3G技術已經得到廣泛的應用，以往傳播的限制條件如時間、空間等，越來越弱化。從個體角度來說，手機作為人體神經中樞系統延伸，不斷擴大了個人信息的傳遞和交互；從大眾角度出發，手機媒體已經化為群體傳播的延伸，多樣復雜的傳播交互模式，使得信息傳播速度更快，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實時對講等功能的實現，使手機媒體已經成為最方便有效的媒體。4G技術已經開啟，新技術的普及將會給手機媒體注入新的能量，手機媒體用戶將繼續呈指數方式裂變增長，手機媒體作為連接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紐帶，重新定義了傳播學的概念，手機媒體將開啟傳播的新紀元。

參考文獻：

[1]匡文波.手機媒體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5.

[2]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商務印書館，2000.004.

[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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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是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也就是概念的內容。關于“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上文也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進行了推論。在基本了解了“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的概念和定義后，進一步挖掘它們的內涵尤其是“舞臺主持”的內涵將有利于深入認識“舞臺主持”及“舞臺主持人”，有利于開展更進一步的研究。

（一）“舞臺主持”的外在形態是群體傳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人是以群體的形式活動的，這是人的社會性的體現。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體之中，“舞臺主持”正是由個體組成了群體才具備了傳播的條件和場所。所謂群體，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歸屬感、存在著互動關系的復數個人的集合體[4]。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個群體的產生要依托于個體的數量。第二，這個群體的凝聚力主要來自于共同目標和歸屬感。第三，群體成員之間是有互動關系的。西方的傳播學理論把傳播的形態分為體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幾大類。群體傳播主要是指群體內部或外部的信息傳播活動。這里談到的群體傳播就和“舞臺主持”很相似。因為“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舞臺主持”中的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等一起構建起了一個臨時性的群體。我們以“晚會主持”為例來做進一步的解釋。首先，晚會的舉行一般都是在禮堂等特殊場合，在這個場合里有這樣一個獨特的群體的存在，他們是由臨時的集合行為所產生的聚集的人群，這樣的人群被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朋稱之為“烏合之眾”。晚會里的“烏合之眾”就是指在晚會現場的“觀眾和主持人”這一群體。其次，絕大部分的晚會都被稱之為“主題晚會”，所以晚會的舉行帶著鮮明的主題、目的和意義，參與到晚會當中的觀眾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些的。主持人早已獲悉了晚會的主題，因此明確了晚會的傳播目的；觀眾也是在清楚了晚會的主題和意義后才到達晚會的現場。因此，晚會的主題和意義使得主持人與觀眾擁有了共同的目標和關心事項，使得晚會擁有了凝聚力。第三，晚會的過程中的群體分工使得晚會有了主持人，燈光、音響、攝影師和觀眾等成員，在晚會的過程中群體與成員、成員與成員之間的互動可以在主持人與觀眾的話語互動、游戲互動等過程中體現出來。由此可見，一臺晚會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還產生了顯著的凝聚力和互動性，所以“晚會主持”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舞臺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幫助我們認清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從外在形態來看，“舞臺主持”和群體傳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是組織傳播“舞臺主持”

不僅僅是“晚會主持”，它還包含了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從外在形態上判斷它屬于群體傳播就認定它只是群體傳播。其實，“舞臺主持”有著更豐富的內涵。上文以“晚會主持”為例解釋了“舞臺主持”是基于群體的，因此外在形態為群體傳播。其實這里所說的晚會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題晚會。越是主題鮮明的專題晚會，主持人與受眾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會發生變化，晚會現場由主持人、受眾、工作人員構建起來的這個群體就越像是一個組織。關于組織的定義，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是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為實現某個共同目標而協同行動的集合體。組織的任何活動都伴隨著信息傳播，以至于我們很難說出一種與傳播無關的組織活動。如果把“舞臺主持”涉及的會議、宴會、儀式、慶典等場合的主持也作為研究對象，那么很明顯的，“舞臺主持”更像是組織傳播。組織傳播是常見的傳播形態之一，指的是組織所從事的信息活動。組織傳播包括組織內傳播和組織外傳播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是組織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組織內傳播擁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兩種途徑，而組織外傳播則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據“舞臺主持”的定義我們可以得知：會議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之一，同時它也是組織內傳播的渠道之一；晚會、宴會、儀式也都是“舞臺主持”的平臺，但它們同時也屬于組織外傳播的公關宣傳。由此可見，“舞臺主持”在組織傳播里發揮的作用要比在群體傳播里顯得高規格、高層次，所以“舞臺主持”的內在本質其實更偏向于組織傳播。

（三）“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是大眾傳播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大眾傳播的時代。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大眾傳播是人們獲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傳者可使用的最具影響力的傳播方式。“舞臺主持”的發展趨向毫無疑問的要走向大眾傳播，這是傳者與受眾的選擇，更是時代與媒介環境的選擇。當下的傳媒領域快速發展，具有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介無處不在，滲透在我們的周圍。當大眾傳播媒介強勢介入，會使得“舞臺主持”的傳播形態發生變化。例如：一臺晚會究竟是群體傳播還是組織傳播，主要取決于“主持人與受眾”這個群體的性質；一旦這個群體的性質明顯出現了組織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組織傳播。同樣，一臺晚會究竟是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還是大眾傳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眾傳播媒介輔助傳播。如果使用了，參與的受眾更多了，傳播的輻射面更廣了，影響力更大了，那么它就應該是大眾傳播。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分要素，那就是受眾的身份不同。在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視野下的“舞臺主持”，其受眾的身份是可以預知、判斷的；但是進入大眾傳播領域的“舞臺主持”的受眾，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檔電視節目的傳播一樣，你永遠不知道是誰在看著這檔電視節目。我們還是可以以“晚會”為例進行說明。一臺學校里舉行的晚會，一般情況下是屬于組織傳播（或群體傳播），可是如果它被電視臺現場直播或轉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眾傳播。因為直播或轉播的晚會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更多的受眾，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度，提升了影響力。同時，主持人面對的受眾由“有形”轉為“無形”，不再是單純的和晚會現場“可視可感”的受眾進行交流，還得兼顧其他的以大眾傳播媒介收聽收看的受眾的交流。特別要提及的是，這種交流是單向的，是無法同步接收到受眾的反饋的，這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大特點。其實無論是晚會還是會議、宴會、和儀式，所有的參與者都已不滿足于小團體成員之間的傳播，大家都希望“舞臺主持”更有影響力，尤其是在傳播依舊具有“強效果論”的當代社會。像各種會、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臺主持”的新形式，它們出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應該引起我們的觀察和思考。

二、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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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分解切割的、機械的技術，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長，現在它正在發生內爆（imploding）。在機械時代，我們的身體在空間范圍內延伸了。今天，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發展，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抹去了我們星球上的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我們正在迅速接近人類延伸的最后一個階段——技術上模擬意識的階段。……人的任何一種延伸，無論是皮膚的、手的還是腳的延伸，都影響整個心理的和社會的復合體。

——馬歇爾．麥克盧漢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正在變成一個彈丸之地。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簡言之，大眾傳播的日益發展已經使地球進入到了一個“村落化”時代。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調整來自世界的每一處角落和每一個個體。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大眾文化。

究竟大眾傳播是如何誘發了文化體系從結構到形態的種種嬗變呢？而人類又如何來評價和界定這些變化呢？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將來之間會存在什么樣的文化路徑呢？我們可以找到并通過最佳的設定路徑以達到我們所希求的目標嗎？

概念認定及論證準備

在展開對大眾傳播與大眾文化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其中主要的概念進行一定的認定和說明。

〔大眾〕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這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語詞，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這里“大眾”（mass）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點有：（1）規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異質性（3）匿名性（4）無組織性（5）流動性（6）同構型。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大眾是一個傳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諸如“公眾”、“群眾”等的政治概念。

〔大眾傳播〕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亞階段對“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ao）有著不同的定義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針對本文的論證范圍和論證體制，援引如下定義——“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大眾文化〕基于以上對“大眾”的界定，我試圖把握“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這個概念，但是很無奈。因為“文化”這個概念實在令人無從著手，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所以我只能在一個武斷的人為設定的平臺上加以一定的說明。雷蒙．威廉士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本文著重討論的領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種關于“文化”的用法而設定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大眾傳播工廠的神話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人類進入電子時代之前，尤其是在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在人類傳播活動中是主導媒介，對人類傳播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較時間性媒介更為顯著（我并不否認時間性媒介在整個傳播史上的主體意義和影響力）。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為人類實現海上遠航創造了條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正是在指南針的指引下在曾經遙不可及的海外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殖民地和貿易市場，使世界成為一體，打破了人類千百年來不同大陸不同人群的相對隔絕狀態。這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人類的活動范圍，提高了人類的活動能力，由此人類社會舊有的結構體系被打破，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構成也相應地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革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斷興起、上升；并且，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開始海外市場的占領之后，報紙成為了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報紙只是一種影響人群較窄、影響力較小的媒介。報紙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在文化領域也開始不斷醞釀和引發革命，對于這種革命我們可以在文學、藝術、教育等領域找到很充分的證據。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這在火車、輪船和飛機出現以后表現得異常明顯，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無線電技術和各種電子媒介得以飛速發展。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人類的文化復合肌體在信息量不斷增大、信息傳播日益迅疾、傳播內容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調整和嬗變。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并且爆炸的當量不斷增大，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大眾傳播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癲狂的時代。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大眾傳播時代到來之前西方人從讀書識字的技術中獲取了采取行動而不必立即作出反應的能力，機械時代反應和行動是割裂的、延遲的；但是機械時代消退之后，大眾傳播時代中人類生活在一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里，人們用電子時代之前的陳舊的、支離破碎的時間和空間模式來思考問題顯然已經不能完全適應這個新的技術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經過超過3000年的專業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體的技術性延伸中經過3000年日益加重的專業化和異化之后，世界戲劇性地逆向變化并收縮變小。在某種意義上，電子使地球縮小成為了一個村落。人類已經并且還在以電的速度發生某種內爆，在這種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論中，人們總是狹隘地將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對于當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種形態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娛樂以及大眾傳播的一般行為），其實，大眾傳播對于知識領域的調整則更為隱蔽而意義深遠。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尤其是在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到來之后，這種調整更加顯著。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言是傳播體系中最為復雜而關鍵的問題），如音位學與語言學理論、交流問題與控制論、現代代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語言翻譯問題與機器語言兼容性研究、存儲問題與數據庫、通信學與“智能”終端的建立、悖論學等等。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的影響來自與知識的一個主要功能——傳遞。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曾經指出：“信息機器的增多正在影響并將繼續影響知識的傳播，就像早先人類交通方式（運輸）的發展和后來音像流通方式（傳媒）的發展曾經做的一樣。”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

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的各個學派以及其它領域的學者都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廣泛而又卓有建樹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理論。無論是為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熱情謳歌，還是大聲怒斥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這些理論都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眾文化的歡歌和悲曲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W．林格斯就把電視與原子能、宇宙空間技術的發明并稱為“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大事件”，并認為電視是震撼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之一。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為了傳播學和文化學的重要領域，這其中不乏一些尖銳而偏激的理論學說，但是這些建構在西方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基礎上的思維成果無疑都為我們思考現代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參照。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現在我們還能夠在一個邊遠的山村看到一臺收音機或者電視帶給一個村莊的巨大影響力。首先人們通過一種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工具獲取了異常豐富的信息，這些信息內容涉及與這個山村相隔幾萬甚至幾十萬公里的地方，這種信息的介入無疑給山村原有的生活處境帶來了一種催化劑。人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可以用于實現變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變地維系舊有的生活體制。新的觀念和想象在大眾傳播的渠道中萌動起來并借助傳播的信道開始行動。我們認為，行動的先決條件就是選擇，而大眾傳播的介入正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時代充滿熱情甚至開始癲狂起來的時候，開始有人站出來說話了，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這些學派和理論相比主流的經驗學派來說更加具有破壞力，同時也更為復雜。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理論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西方社會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不斷加劇，這種獨占現象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控制下的文化生產和流通，而大眾傳播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既有促進現存不平等關系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又有推動人們接受不平等、安居較低社會地位的“從屬性”價值體系，還有不滿足于階級支配現狀、號召社會變革的“激進的”價值體系。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的“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訊息作出多種多樣的理解。S．霍爾認為，受眾對媒介訊息有三種解讀形態，一是同向解讀或“優先式解讀”，即按照媒介賦予意義來理解訊息；二是妥協性解讀，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義、部分基于自己的社會背景來理解訊息；三是反向解讀或“對抗式解讀”，即對媒介提示的訊息意義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爾認為，大眾傳媒的符號化和受眾的符號解讀過程，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種從屬性文化之間支配、妥協和反抗的關系，體現了“意義空間中的階級斗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業”，為了“消除一種誤會，即防止人們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不斷地改變享樂的活動和裝潢，但這種許諾并沒有得到實際的兌現，僅僅是讓顧客畫餅充饑而已”。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而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處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發自心靈的音樂可以是充當推銷術的音樂。”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在這個文化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正在成為這個文化的基礎的權力結構造成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為傳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獨的迷惘的存在，并且這種存在正在和藝術一同消亡，因為靈魂在異化過程中不斷地迷失。

中國當下大眾媒介與文化批判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表現出了很強的生存和發展能力。在傳播領域，中國近20年來的發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應該說，西方的大眾傳播實踐和大眾文化現象對于中國當下的傳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鑒和反思意義的。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相比西方來得要快，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因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我們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類的媒介形象并產生了一些過激的體制外的反社會行為。此外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可以說，如何建構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文化體系對于中國的傳播機制和其他功能部門都是一個很棘手但迫切的問題。 霸權話語的狂亂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主權和文化主權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對于文化與傳播的思考中，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國學者J．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主體的媒介帝國主義進行了整理和分析，盡管他的學說帶著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色彩，但是他對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利用強大的具有全球活動能力的傳播體系推銷美國式的大眾文化這一事實也是承認的。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在這樣的話語霸權嚴重干預著發展中國家和弱勢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況下，我們在思考，跨文化傳播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在強勢的高度壟斷的發達傳播體制的掠奪性的擴張下，發展中國家防守的最后底線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護和發展自己的文化，維護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權？壟斷的“傳媒寡頭”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蕩，你抬頭就能看見他的臉，怎么辦？

這是一個很無奈的問題嗎？也許，我們能做些什么的。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結語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作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的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什么呢？觀望當然是不夠的。

參考文獻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　著

2《社會水泥——論大眾文化》

陳學明、吳松、遠東

著

3《傳播學概論》

〔美〕威爾伯．施拉姆　著

4《傳播學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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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帝國主義》

〔英〕J．湯林森　著

6《世紀晚鐘》

高小康　著

7《科學的歷程》

吳國盛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