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研究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古典文學研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知人論世”;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獻辨偽

一、“知人論世”的提出與發展

孟子的“知人論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地位可謂舉足輕重。關于“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來源，有文章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而卿大夫們在引《詩》的時候經常斷章取義，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語，而忽視了詩句在整首詩中的意義。孟子認為這種截取詩句表達思想并不是對詩文本義的正確詮釋，歪曲了原意，正是對這種行為風氣的不滿，他提出了知人論世的觀點。”以這種說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論世”說是為了矯正曲解文義的錯誤行為，達到正確理解詩文的目的，但是仔細探源“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出處，我們發現這種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論世”的提出并不是為了找出一個文學批評的準則。我們且以此說法的出處《孟子•萬章下》為證:“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譯成現今通行的說法，這段話的意思是鄉里的優秀人物就和鄉里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國家的優秀人物就和國家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就和同樣是天下聞名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覺得不夠，便可上溯古代的優秀人物與之交朋友。但吟詠他們的詩，誦讀他們的書，卻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么人，這樣可以嗎?因此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并了解其人，這是與古人做朋友。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孟子在這里認為，不同層次的人交友范圍不同，層次高的人更需要溝通古人與古人做朋友，但與古人做朋友，只讀其詩書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們的生存環境，這樣才能讀懂古人的詩書與其進行心靈的溝通，繼而成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論世”的本來意圖是闡釋尚友的方法，“頌其詩，讀其書”只是一種手段，由“知人論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話同時也客觀提示了一種對詩書的讀解方法，并且后一種的意義為后世之人不斷闡釋發展，它的影響已遠遠超過了本意。

“知人”與“論世”是兩個相互獨立卻又聯系的概念。“論世”是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須“論世”。所謂“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經歷、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論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處時代，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因素對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還有了解激發作者產生創作欲望的臨時動因等等。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會有自己一定的動機。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會因為作者情感體驗、生活體驗、生活環境和時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藝術風格方面，不同的藝術道路，不同的審美風格和不同的個性心理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正如魯迅先生曾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樣才較為確鑿。”［3］如果要論文，最好是能夠在通篇考慮的基礎上顧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跡、處世為人，更要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狀態，兼顧了作者的“全人”和“社會狀態”兩個方面再談論文，才更為全面和確鑿。魯迅先生的觀點實則就是肯定了“知人論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論世”這一認知方法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對歷代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與文學思想的發展、演進過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說的古典文學史(包括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文學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對歷代關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思想的研究的發展、演進過程的研究，這就是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4］但學者開始對某項文學現象分析研究時時，不管是分屬文學史還是文學學術史研究都要以具體的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和媒介，如果沒有實體的創作，研究就無從附著，空談而已。自司馬遷的《史記》創造了為作家寫傳記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經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知人論世作為一種認知方法同樣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兩者擁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們將“知人論世”的方法運用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論世”在古典文學鑒賞方面

文學是社會的產物，時代在變化發展，文學創作也在跟著變化發展。我們今天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種文化現象彰顯的不僅僅是各個朝代文學創作的代表成就，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文學創作與時代的關系，文學發展與歷史演變的關系。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中的記載“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代的變遷，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變都會影響文學的興衰，作家的情感體驗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相應地變化，繼而這種變化會反映在文學創作中，造成的文學現象就是文學隨時代變遷而變遷。所以說，文學是時代的鏡子，能夠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論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讀文學作品時有助于更準確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龜雖壽》，對詩中“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這一句的解釋涉及到“天”這個字的含義。究竟“天”是解釋為自然還是天命呢?這對把握詩詞的主旨非常關鍵，二者雖然均可解釋得通，但闡釋出來的意思卻截然相反。理解這個問題就需要“知人論世”。通過查閱記載曹操生平事跡的史料文獻，我們發現曹操是一位樸素的唯物主義論者，可見他是不會相信天意、天命這些東西的。如此可見，“天”在這里應該解釋為“自然的”，這樣我們在解讀這首詩歌的時候就不會曲解詩歌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了。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更明確作者的感情傾向。在中國詩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時代環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他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隱晦地將情感暗含詩中，令讀者好像墜入了云霧中，不知該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感情。但是經過知人論世這一環節之后，了解了詩人的生平遭遇及寫作的時代背景，就能撥開云霧，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傾向。比如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整首詩中并沒有出現明顯表現情感的字眼，也并沒有提出想通過張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題目又為何是贈張丞相呢?我們若能“知人論世”，對孟浩然的生平有個簡單的了解，就會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卻一直無官可做的焦急，這樣作者通過詩中“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表達的急切之情就不難理解了。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在閱讀詩詞時有助于明曉其寫作方法，把握主題。有的作品意旨深遠，作者往往會采用多種手法含蓄地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讓人難以理解其真實意義，此時就需要我們“知人論世”來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詩》“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通篇用比興的手法以豆自喻，實則是表現詩人自身處境的艱難，沉郁憤激的感情。我們若能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斷出作者運用比興的緣由并且揭開它的本體，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層含義。

(二)“知人論世”在古典文獻學方面

文獻學是研究文獻與文獻工作的諸多方面的一門學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類、編目、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編纂、校點、翻譯和流通等各項內容。在古典文獻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實踐方法是考據，考據通過對文獻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斷考證對象的真偽是非、謄清其相互關系及發展脈絡以發現或解決問題。可以說考據在文獻工作中的地位極其重要，清代的樸學、乾嘉學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們又不能過分夸大考據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實上古典文獻整理工作的開展也實非考據一種方法就能完成。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開放的、多元的學科，就應該打破研究方法的單一格局，拓展多種方法，融合現代學術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國古典文獻時如果能把考據的實證科學方法和文學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結合，研究或許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們且以《二十四詩品》的辨偽為例。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首次提交《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兩位先生認為《二十四詩品》不是唐代司空圖所作的第一個證據可以說就是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提出的，“《詩品》與司空圖生平思想、論詩雜著及文風取向的比較是顯而易見的悖向。”司空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但《詩品》卻是以道家思想為主旨，書中可以很輕易看出作者對道家學說的由衷贊許和自覺認同;從文風取向上來講，司空圖認為作詩要達到圓融之境，作者應該深思極慮，但《二十四詩品》卻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傾向于人為雕鏤;從審美取向來說，司空圖在它的論世雜著中更稱許“澄澹精致”的詩風，尤其對那些沉郁遒舉的詩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詩品》卻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詩風。從這幾個方面來看，二者的確是大相徑庭，讓人不由懷疑《詩品》的作者是否確為唐代的司空圖。陳尚君、汪涌豪兩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詩品》作者之偽說正是對司空圖“知其人”的結果，可見“知人論世”對于古典文獻辨偽中觀點的“破”與“立”十分重要。

總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是一門開放的、多元的學科，我們應該突破單一的研究方式，嘗試多種方法和風格的實踐，但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貶低“知人論世”這一研究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學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據之功，也應重視人文方法的價值，既要提倡嚴謹的學風，又要鼓勵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與詩性、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這樣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研究才能長盛不衰。

［參考文獻］

［1］王菲．知人論世在初中古典詩詞教學中的運用［D］．河北師范大學，2011(6)．

［2］(南宋)朱熹．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9．

［3］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36．

［4］郭英德，謝思煒，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3．

［5］(梁)劉勰，著;郭晉稀，注譯．文心雕龍［M］．長沙:岳麓書社，2004:420．

［6］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8．

［7］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8］張長青，編著．中國古典詩詞名篇文化鑒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17．

篇2

郭英德教授的思辨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歷史的總結,二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行為的思考,三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理論的探索｡這三個層面的思辨,體現出郭英德教授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學術品格的關注｡他精辟地指出:“古典文學研究的目的有三個層次:客觀認知､審美闡釋､評價思辨｡”“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以時間而言,具有歷史性､當代性和永恒性｡以空間而言,具有社會性､學術性和個人性｡”文學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以文學文本結構的演變為載體的人類審美心理和精神狀態演變｡古典文學研究當更多地做意義闡釋,提供意義,惟有如此,才能介入當代文化｡

郭英德教授論析古典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和文學史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是對研究主體的思考和質疑｡他提出明清小說史的寫作當“懸置名著”,是對學人因襲舊有的研究模式的反思和批評｡種種令人不能滿意的研究現象､研究行為,究其源,無不與意義的缺失､模糊有關｡因此,《建構與反思》一書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目的意義的解說與倡導,便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性｡

郭英德教授對諸多人們習用的研究慣例進行了深層的追問｡如關于作家的仕宦經歷,郭英德教授指出:“問題不在于作家的仕宦經歷能否研究,而是在于作家的仕宦經歷如何進入文學研究的領域,我們必須從政治與文學的雙向互動關系中,深入考察作家的仕宦經歷,不僅僅考察作家做了什么,還要考察他怎么做和為什么這么做｡”類似的精警追問在書中俯拾即是｡在這一步步的追問與解答中,郭英德教授引領著我們走向更加宏闊的學術世界｡

郭英德教授對學術品格的建構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理論品格､現代品格和主體性品格｡郭英德教授指出:學術研究的理論品格是內蘊于具體研究對象的認知､闡釋和評價之中的,理論的出發點應是歷史上存在的具體文學現象｡研究者當沉潛于文學史料,將其思考上升到理論高度｡他提倡“走向具體”､“小題大做”和“實事求是”｡這一提法,針對20年古典文學研究中的種種非理論､準理論和偽理論等不良現象而發,對提高學術理論品位無疑是一劑良藥｡

篇3

一、尋根討源，理脈清晰

陳旭霞這部《元曲與民俗》，在著作過程中參考了200多部中國歷史、元史與民俗、元代文學及其研究的各種著述，包括馬可·波羅、道森、阿布·賽義德等外國來華者的見聞性著作。這樣就形成了對元代歷史文化和元曲所有研究成果的一次再研究和全面的繼承，形成了一次立體的古典文學與民俗學研究的交叉融匯與集成。也可以說陳旭霞進行了一次馬拉松式的文學尋根，同時也進行了一次民俗文化的尋根，是用“另一只眼睛”，即民俗學視角和方法進行了一次深入詳細的學術巡禮。作者以其豐富的學識和資料占有，以其學術提煉和概括能力，對元曲中的民俗文化進行了沿波討源式的探索，讓我們感到每一種民俗事象的論述都頭緒明了，脈絡清晰。

在前言中，作者開宗明義，引用鄭振鐸關于元曲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論述，肯定古今元曲研究的重大社會歷史意義，認為“在一幅幅流溢著濃濃的極具動感的農耕文化的風俗畫中，在一曲曲流動著極具悠揚的市城村野小唱中，不僅再現了元代人民的許多原生態的生活場景和人生百態，記錄了大量民間風情、市井情趣、閭巷習俗、社會掌故，補充了《元史》的缺筆……”；認為詩化的元雜劇與散曲對社會生活與風尚乃至文化心理做了“原汁原味”而有趣的描摹，藝術地再現了當時民俗文化“生產場域”的具體形態，以及各民族在風土民情上的“相互影響、相互融合”。作者總體性地對元曲與社會現實生活的關系進行了簡要的概括，并且要解密元代民俗的“廬山真面目”，力求找到法國丹納所說的“藝術品的最后解釋”和“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作者也正是這樣做的。從宏觀到微觀，從大格局到纖細處，以其邏輯性解析引導著我們在元曲文化淵藪中進行開掘和觀賞。比如在第一章“元曲里的飲食”中，作者切入于“塌了酒樓，焚了茶肆”，追述元代初期蒙古人鐵蹄踏遍中原造成的空前浩劫，但它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大元帝國，實現了各民族之間的空前大融合、交通大發展和史無前例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催生了元曲并使中國文學出現了由雅而俗、雅俗交融的大轉折，進而闡述元代飲食上的多種繼承與創新。蒙古人豪爽喜飲的習俗與當時雜劇、散曲中的有關表現，以及各種宴會、飲食的風習變遷。作者在分門別類研究元代面肉蔬果、酒俗、茶俗等食俗過程中，都一一進行了有關食品食俗的歷史追述。比如饅頭的來歷，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又敘述三國時諸葛亮在蜀地禁止用人頭祭江神而推廣面蒸的饅頭，從此四川一帶的人頭祭變成了相似于人頭的面食祭，由于“蠻”與“饅”諧音，也就漸漸叫成了饅頭。這是一種大大提高了當時文明程度的祭祀和面食用途改革。還論述了煮制面食包括重羅面、細索面、饸饹、餛飩、餃子等食品在元曲中多姿多彩的表現。

在第二章“元曲里的服飾”中，作者又從中國服飾史的角度追記古人穿戴御寒而又審美的漫長歷程，然后進行元代服飾與它們在元曲中的反映，突出了蒙古族、漢族等民族服飾的不同特征。并且引用俄國作家果戈里關于服裝“具有民族的精神”，要“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觀察它”的觀點，進而論述元代勞動人民重視服飾的實用性和創造美，體現他們的勞動美和心靈美。還條分析縷地論證了元代服飾的傳承性、融合性、多元性、抑女性和禮儀性，認為這是如馬克思所說的“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反映了元代人民的審美精神和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原型心理。各小節從服裝質料、形制到發型與裝飾、佩飾等逐一進行論述。這是從廣到深又見微知著而順理成章。

二、穿越大元，豐富多彩

雖然這部《元曲與民俗》只寫了四章，突出了元代的飲食、服飾、節俗和游藝，卻又是囊括了元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當時元人物質生產、衣食住行、人生禮儀和各種精神的民俗事象，顯示了元曲作品與漢賦、唐詩、宋詞相比，其具有罕見的民俗文化包容量。在節俗中，作者從一年的元日開始，若報花名一般地展現立春、元宵節、龍頭節、射日節、上巳節、清明節、端午節、夏至日、觀蓮節，到下半年的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臘八節、祭灶王和除夕日的各種節俗在元曲里的藝術表達，做了全程的描摹與論述，讓我們看到元人全年性的節日文化生態。作者又從各節的祭祀、飲食、服飾、游樂等方面進行交叉性論證，形成了全方位的元代節俗的活的視頻。我們猶如穿越到七百年前的大元社會中，與元朝先民一同享受昔日的節日快樂。正因為如此，作者在對元曲的民俗文化巡展中，揭示了元曲的可貴與不朽。

在每一章里，作者也都通過元曲作品的引述和分析，突出了元代習俗與元曲創作的人民性、民族性、世俗性和草根性，體現了關漢卿他們的創作貼近時代、貼近現實、貼近百姓，具有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

三、激情闡述，詩意表達

陳旭霞是腹有詩書氣自華。她面對的又是詩意盎然的元曲，又與元人作品氣質相合、心理同頻共振，也便激情滿懷，寫起來自然若行云流水一般，氣勢順暢，得心應手。例如關于服飾中的帕巾，作者這樣寫道：“在元代社會風俗中，帕巾既有實用價值，又具有豐富的文化意味”，“其原因，除了繼承漢地固有習俗之外，還可能與草原游牧生活舊俗有關”。“據《析津志》載，每年冬月‘宰相于至日，親率百辟恭賀，上位根前遞手帕、隨貢方物’。元曲中關于手帕的記載主要反映了元代社會生活中以下實際和象征性的用途……”下面引用分析王舉之小令[仙呂·一半兒]《手帕》：“藕絲纖膩織春愁，粉線輕盈惹暮秋，銀葉拭殘香臉羞”和喬吉小令《手帕呈賈伯堅》的“對裁湘水穀波紋，挪皺梨花雪片云”，以說明元代的帕巾是服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者還陳述了元人的包頭，在引述馬致遠雜劇、張可久小令等作品中的有關描寫，證實了包頭既實用、必備，又可以充作“愛的使者”。

作者一直向我們進行著詩意的描述與論說。比如在第四章“元曲里的游藝”中，關于當時游戲、旅游的習俗便這樣寫道：“行走在元曲描寫的出游路上，那‘曉來雨過山橫秀’的山景，那‘一江煙水照晴嵐’的水景，那‘百十里街衢整齊，萬家樓閣參差’的街景，那‘琪樹暖青山鷓鴣’的生態景觀，那‘凝翠靄亭臺樓閣’的建筑景觀，都令元代人‘信步閑行走’，更令我們凝眸細賞。”又言“沿著元曲行旅的路線逶迤走去，撲面而來的是活潑清新、自然閑適的氣息”，接著評價盧摯小令《寒食新野道中》是“用清麗的筆法、溫和的色彩，表現出曲中人陶然忘機的情懷”，還引用小令中“柳濛煙梨雪參差，犬吠柴荊，燕語茅茨……”贊美這是“一幀沒有任何雕飾的水彩畫”。

篇4

關鍵詞：小學語文；古典詩詞；特點分析

古典詩詞是語文學習的重點，也是作為我國歷史悠久的寶貴文化遺產，其博大精深必須在小學語文教學中深入并強化，所以本文將從幾個方面來探討小學語文古典詩詞教學的特點。

一、小學語文教材古典詩詞在題材選篇上的特點分析

當前，小學語文教材的古典詩詞學習中，人教版本不同于蘇教版，主要選篇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通過這些經典的古典詩詞進行誦讀，并對詩詞中作者所飽含的各種思想情感進行揣摩和體會，尤其是詩詞側重選擇唐宋年間所興盛的詩詞，其作品大多膾炙人口，且詩詞讀起來容易理解，更適合小學階段的學生學習。另外，在所選的詩詞風格上，包含了豐富多樣的形式，包含了悠久歷史文化的精髓，并同時展現時展變化的典范，從難易方面加以控制，讓學生能夠從中感受和體會到詩詞的情感和價值。

二、小學語文教材古典詩詞在詩詞內容上的特點分析

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在較高年級則開始出現非常多的經典詩詞內容，包括白樸的《天凈沙》《詩經?采薇》節選等，這些詩詞的編排選擇讓學生能夠產生好奇和對當時時代的了解，詞曲也逐步引導學生學習到詩歌節奏的把握，并通過詩詞中的哲理培養小學生在為人處事中具備的品德和情感，通過詩詞讓學生領略當時作者所具有的思想情懷和對生活的態度，但在這一點上，小學生在理解感悟過程中還有一定難度，因此在這些詩詞中，更加注重的是讓學生對這些古典詩詞進行記誦并飽含思想感情地進行學習。

三、小學語文教材古典詩詞在漢字生詞數量上的特點

篇5

一、古典散文教學中的教學原則

1.引導性原則

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角色與地位發生的了轉換，學生成了課堂上真正的主人，而教師也轉變角色成了課堂上的引導者，因此在進行高中語文古典散文教學中教師要秉持引導性原則，對學生進行適當、正確的引導。在進行《始得西山宴游記》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通過文章的內容來引導學生逐漸發現柳宗元在人生在所經歷的曲折經歷，在政治生涯中所遭遇的不幸，柳宗元通過經歷這些事情獲得了人生難得的寶貴財富，從而鑄就了其文學上的輝煌。教師在此時，可以就相同類型的古典散文進行對比例如《永州八記》，以及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等。作者都是通過作品來表達自己所遭遇的不幸，體現自己所飽含的情懷。可以看出，在高中古典散文的教學中不可以忽略教師的引導作用，教師的引導可以讓學生更加深刻理解作品的含義，從而進行縱向或橫向對比[1]。

2.過程性原則

在高中語文的課堂上教師要注重與學生的互動，讓學生能夠在課堂上充分的發散思維進行思考，培養學生的質疑能力，不能用固定的思維來框住學生。在課堂上教師可以與學生共同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而不是簡單地進行死板的灌輸式教育。在討論過程中要尊重學生的不同觀點，不能夠就教學結論來作為評判學生是否正確位移標準。基于過程性原則下，學生要用勇于懷疑的精神來學習古典散文。例如在進行《濫竽充數》的教學過程中，通常情況下教學結論是，沒有真材實料的人混在專家里面想要蒙混過關，想要渾水摸魚。但是在實際教學中并不是每一個學生都只能獲得這一結論。有的學生認為，齊宣王作為一國之君，為其奏樂的樂師隊伍竟然可以混入假的樂師，說明齊國在法制與管理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在演奏過程中南郭先生拙劣的演奏方式竟然沒有被他人拆穿，可以看出齊國的治國與管理之道問題嚴重。這些想法都是教材中沒有涉及的，但確實也是豐富多彩，立意正確的[2]。

3.整體性原則

古典散文教學需要具有一定的系統性概念，不單單要注意作品中詞匯、語法與古代文化所構成的體系，同時還要關注認知、閱讀所建立的主體體系。例如，有部分教師在進行《六國論》的教學過程中，雖然將作品中的字詞、句式等語法都細致講解，但是學教師一問到，六國是哪六個國家，有的學生竟然無法回答。在沒有歷史文化的情況下，文言文成了一種沒有靈魂的語言工具。古典散文教學僅僅成了用文言文堆砌起來的死板作品，沒有了靈魂。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也僅僅只是枯燥的學習字詞等含義，不愿意與深刻體會作品中的切實含義，難以獲得學習的興趣。因此教師在教學中不僅要就詞匯的用法與含義進行講解，同時還要貫穿作品所在的歷史背景，將歷史作為教學的線索，讓學生能夠在掌握基礎語文知識的情況下存儲知識，從而更加深刻的理解與記憶[3]。

二、設立古典散文情境教學

在古典散文的教學過程中設立教學情境，能夠讓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在形象的清潔中來領悟作品的深刻含義。設立教學情境的方式多種多樣，例如有通過圖片或照片的多媒體手段來設立情境，通過角色扮演來設立情境，通過有感情的朗讀來設立情境。例如在《陳情表》的教學中，教師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來設立情境。選擇學生扮演厘米的角色，想象李密在寫陳情表時的心情與肢體語言，讓學生深刻體會陳情表中的含義。這種角色扮演能夠讓學生在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過程中建立情感交流，讓學生對作品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對角色有新的體會。

高中語文中古典散文是十分重要的學習內容，在其教學過程中教學要注重引導性、過程性與整體性原則，可以采用構建教學情境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讓學生對古典散文充滿興趣，積極地開展古典散文的學習。

參考文獻：

[1]武莉.高中語文古典散文中的儒家思想教學淺探[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06）：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