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主要文化成就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古希臘的主要文化成就，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古羅馬；希臘；建筑；雕刻

古羅馬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6世紀，古羅馬帝國在經歷了六百多年的不斷發展與擴張后，終于成為了強盛的偉大帝國。它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希臘本土，而遺憾的是它的藝術比起他政治上的成就要暗淡許多。正如古羅馬著名詩人賀拉斯所言：“被俘的希臘反使蠻族主人成為俘虜，她把藝術帶給了粗野不文明的拉丁姆。”

由于古羅馬藝術主要承襲了希臘藝術的風格，所以美術史常常把古希臘、羅馬藝術并稱。但它同時也受意大利土著文化伊達拉里亞文化的影響，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創造。古羅馬藝術和希臘藝術的不同點又在于：古希臘藝術追求的是理想的，簡樸的，強調共性的藝術表現，給人以典雅精致的感覺。而古羅馬藝術講究的是實用主義，享樂的，強調個性的藝術表達，給人以宏偉壯麗的氣息。古羅馬和希臘對于藝術表現的共同特點是追求一種和諧的理想美。它的突出成就集中體現在人像（包括神像）雕刻，特別是人體雕刻上。古羅馬的雕刻，其成就集中體現在肖像雕刻上，其特點是既寫實而又個性化。與古希臘相比，羅馬藝術更傾向于實用主義、在內容上追求享樂與世俗，形式上追求宏偉壯麗，人物表現強調個性，與古希臘追求”和諧”不同，古羅馬總的美學思想追求是：”崇高”。它的美術成就主要表現在建筑、雕刻、繪畫上。與希臘文化的開天辟地不同,羅馬文化不是文明的奠基人,但它卻不愧為一個偉大的文化建設者,它把希臘文化的輝煌以及由希臘文化發展出的理性回歸到質樸,這點當然與羅馬的發展歷程是分不開的。

首先，在建筑藝術方面，羅馬人發明了由天然的火山灰、砂石和石灰構成的混凝土，在券拱結構的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羅馬人將券拱結構與希臘的柱式藝術進行了創新式的結合，在對希臘建筑繼承與批判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的發展了自己的建筑風格。將古羅馬更為華麗的藝術風格顯現在了建筑物上。

其次，在雕刻藝術方面，公元前6世紀以后的幾百年中，古希臘科學、文學、藝術的名家輩出成就輝煌。當時，一些統治者除致力于內部的政治穩固和對外的武力擴張外，還十分開明的提倡發展美術和文藝，所以雕塑藝術是這個時期燦爛的文化成果的一個重要方面，且希臘雕刻的題材大部分取自于對神話的膜拜或是對體育競技的贊揚。求實的羅馬人不像希臘人那樣敬神，那樣神重于人，而是更重視自己在藝術中的地位。當羅馬的統治者、貴族認識到通過肖像的傳播可以炫耀個人的權威，制造個人崇拜的時候，他們變把肖像的雕刻變成了歌功頌德的一種最佳表現手段了,這是羅馬肖像雕塑發達的不可忽視的因素。所以我們常會覺得古羅馬雕刻藝術帶有貴族氣息，而希臘雕刻的題材大部分取自神話或體育競技。雖然古羅馬雕刻很大程度上是在繼承了希臘雕刻遺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在肖像雕刻方面卻有獨特的貢獻，這與羅馬人崇拜祖先遺容的傳統風俗是分不開的。羅馬人和希臘人一樣虔誠的崇拜神明，不同的是，古羅馬信仰多神教，相信祖先的靈魂常降臨家庭享受祭祀，并保佑家庭成員。有地位的貴族家庭中總設置房間保存祖先的遺容。這遺容是從死者面部翻制的蠟模面具，或是根據面具制作的雕像。這種肖像酷似真人，沒有藝術的創造性，不過它卻奠定了羅馬肖像特別注重人物面部細節刻畫的特點。所以，羅馬雕刻藝術帶有貴族氣息，人物雕像大多以貴族、帝王為主。缺乏希臘雕刻中那種豐富的想象力，對力量和動態美的刻劃，人物大多陷于凝神沉思中。人物形象雖不及希臘生動、秀麗、而更多嚴竣、矜持的神情，但強調真實和個性。古羅馬雕塑對西方的雕塑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是西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現實主義在雕塑藝術中的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古羅馬藝術和希臘藝術的形成和發展都與它們社會歷史、民族特點和自然條件密切扣關。雖然羅馬和希臘都是奴隸制國家，又都是半島國家，但發達的航海技術和自由貿易的形成促使希臘社會發展成為不同于后來古羅馬的和諧世界，使得希臘人的那種“外向型擴張”的浪漫主義氣質得以被當時的藝術家表現的淋漓盡致。而羅馬人主要依靠農業為生，在同自然的斗爭中培養了對客觀事物冷靜思考和求實精神，所以務實是羅馬人的風格，這就決定了羅馬人的藝術觀是求實、寫實，缺乏幻想和想像力。羅馬人對于藝術實用性的看重，對于創造性的輕視，使它始終缺少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高精度的模仿希臘藝術，無意中也使的希臘藝術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所以，我們常說古羅馬藝術是希臘藝術的直接繼承和發展。除了對希臘文化的傳承之外，羅馬也同時接受吸收了埃及、伊特魯斯肯、以及西亞文化等多種民族風格。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種族繁多的帝國中，其視覺藝術風格的復雜多樣可見一斑，絕非風格單純一致的埃及藝術或階段分期鮮明的希臘藝術所能比擬。古羅馬藝術與希臘藝術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礎，古羅馬藝術對希臘藝術的直接繼承和發展，使得它們共同成為西方文明的搖籃。

參考文獻：

[1]彼得·阿克羅伊德 (Peter Ackroyd)、冷杉、楊立新.古代羅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01出版

篇2

[關鍵詞] 古希臘羅馬神話　價值　西方藝術

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傳說宛如天真爛漫的孩童，其中有著豐富的想象、鮮活的直覺和幼稚的思維；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傳說又如歷經滄桑的智叟，其中飽含著對普遍人性及人類命運的追問和探索。進入現代，神話被重新審視，其精神內涵重新進入觀者的內心，神話的現代價值被挖掘。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傳說成為各個時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后人對這些素材的每一次創造性使用，都為古老的神話和傳說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散發出絢爛多彩、永不褪色的光芒，體現出永恒的精神價值。

一、西方藝術的源泉

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傳說是西方藝術的源頭之一，是西方文化史上一個偉大的成就。謝林把神話看成是藝術的必要條件和原始材料，它是藝術作品得以生長的土壤，“神話即是世界，而且可以說，即是土壤，惟有植根于此，藝術作品始可吐葩爭艷、繁茂興盛。”后世藝術家根據許多被古代希臘人神化了的英雄傳說和史實演繹出驚心動魄的史詩與悲劇，創作出具有永恒魅力的造型藝術珍品。直到今天，歐美的戲劇、詩歌、雕塑、繪畫等等文化活動都在滔滔不絕流傳于世的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汲取新的營養，成為文藝再創造的重要源泉。

源自奧維德短篇故事集《變形記》中菲洛米拉變成夜鶯的故事多次出現在西方文學作品中，如濟慈的《夜鶯頌》科勒律治的《夜鶯》馬修阿諾德的《菲洛米拉》，史文朋的《伊蒂拉絲》等。雅典公主普羅克妮遠嫁北方國家色雷斯，國王特柔斯應妻子要求回雅典將妹妹菲洛米拉接來團聚，歸途中愛上菲洛米拉。示愛遭拒后，特柔斯將她并割去了她的舌頭。最終菲洛米拉在神靈的幫助下化為夜鶯。菲洛米拉被特柔斯割舌而復仇的故事最早出現在索福克勒斯的劇作《特柔斯》中。現代派詩人艾略特在《荒原》也用到夜鶯的形象“那兒有夜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歌聲充滿了荒漠，她還在啼叫，世界如今還在追逐，唧格，唧格’叫給臟耳朵聽。”英國劇作家韋滕貝克重新創作改編為話劇《夜鶯之愛》，受到世界各地觀眾的喜愛，中國兒藝也上演過該劇。

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被稱為現代派小說巨著，它的結構藍圖就是奧德修斯的故事。喬伊斯不僅將奧德修斯的拉丁名直接用作小說的名字，在結構上也與之完全吻合。奧德修斯第一部分寫奧德修斯之子臺勒馬克斯尋找多年未歸的父親，第二部分寫奧德修斯的顛沛流離：第三部分寫合家團圓。這恰是尤利西斯的布局，小說講的是三個都柏林人的在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里的活動。三個人一個叫布羅姆，一個是他的妻子莫莉，一個是年輕人斯蒂芬。全書以斯蒂芬外出為始，繼以布羅姆趕路尋妻，最后以二人同莫莉會面為結束。不僅如此，小說中的很多場景也是史詩中場景的變異，如小說中的土耳其浴室是食蓮島的變異，史詩中的陰曹地府轉換為都柏林郊區的土墓，而心地狹窄的種族主義者“公民”與布羅姆的沖突簡直就是奧德修斯與獨眼世俗斗智斗勇的現代翻版。由此可見，尤利西斯就是以古代神話為原型，尋求遠古世界與現代世界的契合。

古代希臘羅馬神話不僅為西方文藝作品提供了取之不盡的題材來源，而且也豐富了西方各語言，因為文學、藝術作品極大地促進了語言中反映神話的成分出現，另一方面，神話中的諸神、人物和事件很多己泛化成單詞留在了語言的詞匯中，成為后人寫作或交際中常常引用的詞語。許多英語習語也來源于古希臘羅馬神話，不了解這些習語的文化內涵就很難正確解釋詞義。古希臘神話英雄赫刺克勒斯讀書時遇見享樂女神(PIeasure)和善德女神(virtue)，前者向他許諾舒適和歡樂后者向他許諾創造和成功。赫刺克勒斯選擇了后者，這便是習語HercuIes’choice(赫刺克勒斯的選擇)的由來，現指“放棄享樂，主動吃苦而得到的回報”。在“享樂”和“美德”兩種幸福中如何選擇也已成為人類共同的命題。

古希臘羅馬神話歷來是藝術家創作的源泉。文藝復興以來，許多繪畫大師以古希臘羅馬神話為主題的創作已成為傳世的不朽之作，如安東尼奧?波拉約洛的油畫《阿波羅與達芙妮》就描繪了達芙妮為躲避阿波羅的追求，變成月桂樹的情景。在彼德?保羅-魯本斯的名畫《帕里斯的裁判》中，帕里斯要把金蘋果送給維納斯、朱諾和密涅瓦三位女神中最美的一個。英國威廉?埃蒂的《海洛與勒安德耳》描繪了勒安德耳與阿佛洛狄武的祭司海洛之間的動人愛情故事：勒安德耳在暴風雨中淹死，海洛悲痛欲絕，從塔上跳下，臨死前兩人掙扎著擁抱。

除繪畫作品以外，雕塑和雕刻藝術中也融入了神話。在英美國家涌現出了大量以神話為創作題材的作品。以壁畫為例：畫在杯子、盤子、瓶子上的古人繪畫很多以神話人物為主題，如海倫、阿加門農、亞馬遜人、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奧德修斯等等。這些作品豐富了英美人的生活。

古希臘羅馬神話是西方音樂藝術創作的豐富土壤。在古希臘羅馬神話中音樂是極富魅力的，阿波羅不僅是太陽神，也主管音樂。半神半人的底比斯國王安菲翁用琴聲的魔力修筑了底比斯城堡。繆斯是分別掌管文藝和科學的九位女神的統稱，而“音樂”一詞還是由繆斯演化來的，足見在古希臘羅馬人眼中，音樂是與人類追求真和美的活動密切相關的。以神話故事或其中的神為主題、背景的音樂作品數不勝數。俄耳甫斯和歐律狄刻的故事是音樂家們所喜愛的主題。他們的愛情故事體現出古希臘羅馬神話的人性特征，所以被西方音樂家近百次地譜寫成歌劇。

隱喻是古希臘羅馬神話成為西方藝術源泉的媒介。現代語言學認為隱喻是一種認知手段，是人類思維的一種方式。神話是原始時期人類使用隱喻式思維的結果。從人類學和人類藝術產生的本原的角度看，隱喻思維在藝術中的表現尤為顯著，而意象則是隱喻藝術思維的核心。古希臘羅馬神話豐富的意象組成意象群，形成象征，進而成為西方各種門類藝術取之不竭的源泉。

二、西方精神的隱喻

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傳說還是民族精神乃至整個西方精神的隱喻。在西方精神中，古希臘精神乃其歷史的重要淵源和起點，它作為西方古代精神的主體而代表著西方精神發展史上的第一塊里程碑。西方精神之庫中的自然精神、浪漫精神、自由精神、神秘精神、理性精神、科學精神和思辨精神等，都可以在古希臘精神中找到其雛形和根源。恩格斯說“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古希臘精神幾乎完整地出現在古希臘神話和傳說里。

西方人對自由和個人價值的追求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整個一部古希臘羅馬神話，除少數神祗和傳說如普羅米修斯 及其故事外，行為的動機都不是為了民族集體利益，而是滿足個人對生命價值的追求：或為愛情、或為王位、或為財產、或為復仇：他們的“冒險”，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健美、勇敢、技藝和智慧，是為了得到權力、利益、愛情和榮譽。阿喀琉斯正是這種民族精神的最充分的代表。阿喀琉斯曾被預言，若在家中終老一生可得幸福長壽，若上戰場則會建立不朽英名卻必夭亡于戰場。面對榮譽與生命，阿喀琉斯毫不猶豫披上戰袍奔赴戰場。當希臘聯軍統帥阿伽門農強奪阿喀琉斯的女奴時，他憤而拔劍，在女神雅典娜的勸說下才退讓一步，沒有讓阿伽門農血流五步，但他卻拒不出戰，任希臘大軍節節敗退，只有在好友戰死，阿伽門農親自上門道歉后他才重新披掛上陣。他那豐厚熱烈的情感、無敵無畏的戰斗精神、捍衛個人尊嚴的意識，特別是明知戰場上等待他的是死神也決不肯消極躲避的人生價值觀念都是典型希臘式的。

古希臘羅馬神話里有關“金蘋果”的爭奪則是另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傳說，這里的“金蘋果”代表著古希臘人對、財欲、物欲、權力欲、個人榮譽等等生活欲望的追逐，他們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往往是全力以赴，猶如飛蛾撲火一般拼命，即便自己死掉或招致災難也在所不惜，而由此帶來的紛爭與殺戮便具有了一種盲目的性質。聯想到國際時事，有些西方國家的國家政策或許與此文化傳統有關。

三、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傳說也是后世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古希臘羅馬神話中許多千古流傳的故事既富有情趣又極其深刻，許多故事都寓意頗豐、發人深省，包孕著不朽的現代性內涵，通過濃縮成生動的比喻和成語，廣泛融入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譬如斯芬克司之謎、俄狄浦斯情結、不和的金蘋果、阿喀琉斯的腳踵、潘多拉的盒子、赫拉克勒斯選擇人生道路、西緒福斯受罰從地獄永遠向陡峭的山崖上推石頭、從大地母親獲取無窮力量的安泰俄斯的故事等等。

古希臘神話認為，人類的不幸是由天災與人禍造成。所謂天災是指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人類后，天神之父宙斯為了懲罰人類，派美女潘多拉帶禮品盒子下到人間，打開盒子從中放出各種災禍，使數不清的形形的悲慘充滿大地，唯獨把“希望”關閉在盒子里面。所謂“人禍”則是指人類的各種。潘多拉所以降災人間，也是因為人類被她的美色所惑而接納了她。所以實在是“萬惡之源”：但另一方面，人活著就要追求各種情感和欲望的滿足，所以它又是“萬樂之源”。幸福與罪惡、快樂與災禍就這樣相伴相隨，古希臘神話深刻揭示了人的欲望冒險帶給人們的悲劇性與喜劇性的人生體驗。

美少年那喀索斯只鐘愛自己而蔑視周圍的一切，愛神阿佛洛狄特為懲罰他，使他愛戀自己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作為一種隱喻這則神話表現了對自我中心主義的批判。由此可見，古希臘神話本身既是民族的，又包含著普遍的人性內容，民族的特性展現得越充分，它所顯示的人性內容也越發深刻。因此，古希臘神話不僅構成希臘藝術的土壤，為世界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母題，以致于后來的許多文學經典都在不同時代、不同條件下講述著古希臘講述過的一些故事，而且古希臘羅馬神話關注普遍人性的內容仍然活躍在我們今天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篇3

關鍵詞：民居民俗文化等級思想地域庭院

0引言

民居，血緣家族的居住環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緣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觀念的差異，導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自然環境多種多樣，社會經濟環境亦不盡相同。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這種傳統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環境的烙印，生動地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國外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同樣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國，“民居”一詞最早來自《周禮》，原文是“辯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視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對于皇居而言的，統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達官貴人的府第園宅。

民居是世界傳統建筑的寶貴遺產，與人類的生活、生產息息相關，設計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決定了它自然純樸，設計靈活、經濟實用，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風格及強烈的民間審美特色等特點。它的誕生與發展，是與自然地理、氣候、地形地貌、資源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習俗等復雜多變的綜合因素密切相關的。

1民俗對民居文化的影響

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時代和地域中不斷形成、擴大和演變，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服務。也是國家、民族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民間傳承的世界，并與民居有著緊密的聯系。廣義的講，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國我國民俗的產生有著深厚的物質基礎。遠古時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話、宗教、巫術及圖騰崇拜的等民間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術以及陰陽、五行、八卦等理論后，逐漸形成的民間風水理論和營造方法。在民間的建造學全過程中，也體現了這種文化的影響。如破土動工要“擇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請四鄰同來祈愿，還要祭公雞“以除鬼之氣”。民居內還常設有“跳板”、“石敢當”、“照妖鏡”等專門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羅河兩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環境的影響，在阻斷了與外界聯系的同時也獲得了天然的屏障和豐富的資源，這樣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創世說、歷法和占星術等。相比較古埃及的神話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對自身安全保衛和私密的考慮。

古希臘愛琴海孕育了古希臘燦爛的文明，古希臘人在文學、戲劇、雕塑、建筑、哲學等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人們將全部的建筑熱情傾注在神廟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動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興建的重要原因。現存的建筑物遺址，如神廟、劇場、競技場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臘人的藝術趣味。雖然對一般的居民住宅沒有加以重視，但追求實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貫的，表現出了古希臘人的天性。

古羅馬古羅馬人廣泛吸收四鄰各族優秀文化成果，特別是古代希臘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礎上，根據本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需要，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羅馬時期也得到了較大的飛躍。對家神的崇拜和對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現出來。

相比較古希臘時期，古羅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護外，人們還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經濟狀況，對住宅內部不同作用的房間進行個性化的裝飾。

2等級思想對民居文化的影響

中國中華民族號稱禮樂之邦，是與禮樂秩序的長期教化分不開的。“禮的本質是上下尊卑的倫理秩序，而樂的精神則是調和各種等級類別之間的關系”儒家的理論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強調規范人的觀念行為，包括與日常行為密切相關的民宅環境格局。禮樂文化正是適應這種社會政治的儒家理論的精華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體現這種關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樣也較為注重主次、長幼和軸線的等級思想。而對外封閉，對內開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較符合古代埃及人們的心理和生活習慣，基本上成為住宅設計的一種通用形式。

古希臘古希臘的民居中對等級制度的體現相對較少（奴隸和奴隸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紀中葉，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規劃，目的是為給每個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條件。在以后擴建的其他街坊中，每個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積和房屋。

古羅馬古羅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囂和擁擠。多數擁有別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設計中設有中軸線和庭院，結構緊湊。多層式的公寓是為解決人口劇增，住房緊缺而創造的，為大多數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臘的影響，民居中的等級制度體現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財富掛鉤。

3地域對民居文化的影響

中國民居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人們常以最廉價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觀的思維方法和最簡單的施工過程滿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濕潤，邊足以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當時人們對所居的理解。民居內的空間、結構、部件，大多源于實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羅河三角洲較為干旱炎熱，人們在屋頂上設立納涼露臺，利用屋頂高差開窗通風，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順其自然的優秀創造，并對西方炎熱干旱地區的住宅有深遠的影響。

古希臘希臘屬地中海氣候，夏季炎熱干燥，高溫少雨；冬季溫和濕潤。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內常設有噴泉、水池、雕像，載有花木等。房間內常有壁畫和彩色鑲嵌，環境舒適宜人。

古羅馬同屬地中海氣候的羅馬,四季鮮明，天氣溫暖。當地建筑材料多為磚和混凝土。受氣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羅馬拱結構技術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民居類型較多，如別墅、府第、多層公寓等。

4中西方傳統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現——以庭院為例

中國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軸線旁再分處次軸線，成為多組院落的并列組合。

以北京四合院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圍成的院子為基本單位，數個大小形狀不同的院子組合起來，成為一座住宅。一般為三進院，進門為一小天井，正對門樓設一影壁，上書吉祥文字，穿過隔墻上的門洞，才到軸線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對外不開窗，較為封閉。因此滿足了封建社會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的禮治要求，也給使用者創造了一個舒適安靜的居住環境。

西方住宅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間，常常圍繞庭院增建層樓，以增加使用面積。在古埃及，入門穿過過道便是一個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實際上是家庭活動的中心，而對外封閉，對內開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較符合古代埃及人們的心理和生活習慣。古希臘的庭院多被營造成“園”的形態，多采用內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設置水池。開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園”的特征使得古希臘庭院更具有農業文明的特色。古羅馬將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漸融合，形成了類似兩進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較封閉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臘的庭院。

我國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縮小，是群體建筑和農業文明的產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響。這點和希臘的庭院有著相似的地方，但希臘的庭院更強調“園”的特征，以及“與自然頻繁接觸”的哲學觀念。古希臘的民居中更體現了理智、規整、。而古羅馬的中庭則是單體建筑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帶有明顯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羅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讓人感到一種年輕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較少，而更多的是則更體現出一種寧靜和質樸。

5小結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類對定居生活的需要。作為居住空間，無論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間的內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這種私密和內向程度是有差別的。中國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閉的。這種封閉性，尤以北方民居為典型。這一方面是因為北方天寒、多風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樣四周院墻不設一窗，僅東南隅辟一門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國正統的儒家觀念、內斂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緣家庭觀念一般比中國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親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輩也不是父輩的附庸，家庭成員之間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與個性的自由。所以，這表現在建筑門類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內斂、封閉而強調外向開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設圍墻，要求明亮，通敞。當然，中國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個家庭活動的場所，并非那種密不透氣的封閉。中國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種“無庭不成居”的境界。新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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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基督教；拜占庭；羅斯；文化

［中圖分類號］B979.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06)04-0070-03

［收稿日期］2006-05-10

［基金項目］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博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2004BS009）

［作者簡介］楊翠紅（1971-），女，黑龍江同江人，歷史學博士，吉林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俄國史。

“羅斯洗禮”是基輔羅斯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拜占庭基督教傳入對羅斯社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以往文章多關注基督教對羅斯政治、經濟的積極影響，本文擬就基督教對羅斯文化的積極影響進行考察。

一、拜占庭文化相對于羅斯文化是先進的文化

基督教的傳入為何能對羅斯文化產生積極的影響？原因在于宗教的傳入必將帶來產生此宗教的主體文化。拜占庭文化相對于羅斯文化具有先進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文化來源的廣泛性。東羅馬帝國遷都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帶來了古羅馬文明：拜占庭完全是按古羅馬城的模式建造的；遷移來的羅馬遺老遺少以講拉丁語為榮；原來羅馬城的文人學者云集新都，從事羅馬語言、法律的教學和整理古代圖書文獻的工作；查士丁尼時代編撰的《查士丁尼法典》是《羅馬法》的繼承和發展，等等。拜占庭在公元前7世紀曾是古希臘的殖民地，古希臘遺風依稀可見，拜占廷帝國以希臘語為主要交流工具，帝國政府十分重視翻譯、整理古希臘文獻工作。拜占庭帝國靠近西亞和北非，易受到東方文明的影響，阿拉伯人曾多次侵擾拜占庭帝國，客觀上促進了兩國的文化交流。拜占庭帝國還是溝通亞歐的“金橋”，來自各地的商人和貨物匯集于此，有利于拜占庭與各種文化進行交流，兼容并蓄、博采眾長，使得拜占庭文化博大精深，處于當時文明國家的前列。相比之下，古羅斯文化主要來源于各部落原始文化的融合，文化組成因素單一，文化也相對落后。

(二)社會制度和宗教的進步性。拜占庭帝國通過推廣隸農制、發展工商業和國際貿易、完善法律體系等措施，確立了以皇帝為首的中央集權制度。后經查士丁尼、瓦西里二世等帝王的改革，中央集權制度日臻完善。而古羅斯處于從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原始社會殘余依然存在，如諾夫哥羅德的“衛徹”制度等，嚴重威脅王權的加強和封建國家的鞏固，封建制度亟待完善。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赦令》，確定基督教為國教。拜占庭基督教是崇拜上帝的一神教，具有完備的教義、經典、禮儀及等級森嚴的教階制度。基督教“在思想上神化羅馬皇帝和奴隸制度，從理論上論證基督教與羅馬帝國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動上，不斷向羅馬皇帝寫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國政府。”［1］(P34)拜占庭基督教宣揚君權神授，皇帝作為國家首腦，是“上帝選民”，是神在人間的代表和教會的最高領導，擁有極大的權力。羅斯多神教與拜占庭基督教相比，已不適應羅斯新型封建國家的發展，也不利于羅斯各部落文化的統一和融合。先進的文化必將以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宗教為依托，因為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宗教可以為先進的文化提供物質保障和精神源泉。

(三)文化成就斐然。拜占庭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宗教，產生了先進的文化。普羅可比的《戰記》、《建筑》、《秘史》是卓越的史學名著，不僅內容豐富、視野廣闊，而且行文樸實流暢。狄奧多爾?普洛德羅姆是天才詩人，他用口語寫詩，在語言和作詩方面擺脫了僵化的古代形式。杰出的數學家有研究圓錐曲線的色倫、把數學研究與天文觀測結合起來的德翁、研究力學的利奧。著名醫師奧雷巴西編纂了一部醫學百科全書［2］(P98)。早在7世紀末，拜占庭人就掌握了制造所謂“希臘火”(用硝石和石油混合而成的燃燒物)的秘密［2］(P292)。建造于6世紀的圣索非亞教堂則是建筑方面的杰出代表。此外，還有尼西亞圣母升天教堂和君士坦丁堡圣尼古拉教堂技藝精湛的鑲嵌畫和濕壁畫，等等。相比之下，古羅斯文化表現為較為單薄的口頭文學創作――壯士歌、神話、傳說，木制建筑――多神教神廟、堡壘等。

二、拜占庭文化具有在羅斯傳播的有利條件

(一)兩國統治階級倡導和推廣基督教

拜占廷統治者向羅斯積極推廣基督教，羅斯統治者主張引進拜占庭基督教。拜占庭皇帝曾派傳教士到羅斯游說，勸說羅斯大公信仰基督教［3］。9世紀60年代基輔王公阿斯科里德和基爾在進攻君士坦丁堡后接受基督教，10世紀中葉基輔女大公奧麗加皈依基督教。公元988年，弗拉基米爾大公接受拜占庭基督教為國教，并在基輔和諾夫哥羅德等地積極推行基督教。雅羅斯拉夫大公積極致力于教會的鞏固和發展。

(二)拜占庭文化與羅斯文化具有親緣性也為拜占庭文化的輸出奠定了有利條件。一方面，兩國地理位置鄰近。從基輔沿第聶伯河順流而下，渡過黑海即可到達拜占庭。兩國自然狀況、氣候等方面具有諸多相似性，拜占庭文化對于羅斯人民來說具有親和力。另一方面，兩面貿易往來歷史悠久。地域毗鄰為兩國的貿易往來提供了便利條件，“從瓦良格到希臘之路”是溝通兩國的商貿之路。拜占庭的布匹、絲織物等商品及其文化早已為羅斯人所熟知，羅斯統治階級更是對高度發達的拜占庭文化傾慕已久。因此，拜占庭文化相對于西歐文化更容易被羅斯人民所接受，這也是羅斯統治階級愿意接受拜占庭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據亨廷頓的文化傳播規律［4］，文明總是由高處向低處傳播，拜占庭文明傳向文化落后的羅斯是大勢所趨。“野蠻必將被文明所征服”，拜占庭文明征服了羅斯的野蠻。在社會生產力不發達、人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況下，推行先進宗教是傳播文明的最好形式。拜店庭文明為羅斯社會注入了生機和活力，羅斯廣泛吸納拜占庭文明的營養，創造了基輔羅斯輝煌燦爛的文化。

三、拜占庭基督教傳入對羅斯文化具有積極影響的表現

(一)文字。隨著基督教的傳入，羅斯迫切需要傳播宗教學說，羅斯本國文字的完善和普及成為當務之急。應摩拉維亞王公的要求，拜占庭皇帝派出兩名先知――基里爾、美多德來到斯拉夫人地區傳教。基里爾在希臘字母的基礎上，創立了一套符合南斯拉夫語和東斯拉夫語發音體系的字母。這套字母取代了其他部落字母，并得到廣泛傳播，它促進了羅斯文字的統一。這套字母具有極強的生命力，一直沿用到18世紀初俄國文字改革為止。

(二)教育。羅斯的基督教化為文字的普及，即識字提供了強大動力。從弗拉基米爾時起，拜占庭、保加利亞等地的教會文化人、翻譯家來到羅斯。智者雅羅斯拉夫和他的兒子統治時期，翻譯了大量希臘和保加利亞的宗教、世俗書籍，并翻譯了部分拜占庭歷史文獻、基督圣徒的傳記。

羅斯第一批識字人、記錄員、翻譯產生于弗拉基米爾一世和智者雅羅斯拉夫時期的教會和后期修道院開辦的學校。神職人員之所以熱衷于教育事業，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神職人員具有強烈的宗教熱忱，迫切需要通過教育青年一代的方式，傳播上帝的福音，擴大宗教的影響范圍，另一方面，教會和修道院具備從事教育活動的良好條件。教會和修道院是當時社會的文化、知識中心，修道士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人。同時，教會和修道院具有辦學建校的場所和經濟基礎。因此，羅斯修道院興辦的教育事業得以迅猛發展。

(三)文學。古羅斯人早期文學主要是照抄從保加利亞傳入的宗教書籍，后來發展到翻譯由拜占庭傳入的希臘文宗教書籍，這些書籍主要是福音書、圣詩集、教會贊歌、布道訓誡文集等，但也有一些古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哲學的內容。這些書籍使古羅斯人開闊了視野，了解到拜占庭和古希臘、羅馬的先進文化因素，豐富了文學作品的內容，拓展了文學語言。如文學名著《伊戈爾遠征記》的創作與英雄贊美詩這種文學形式密切相關。在基督教傳入羅斯后，羅斯出現了一批流芳百世的著作， 11世紀上半葉成書的《鮑里斯和格列勃傳》，雖然是對圣徒鮑里斯和格列勃生平事跡的敘述，同時也包括對生活細節的描寫，對羅斯文學傳記體裁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11世紀30―40年代由都主教伊拉里昂所著的《論教規和神恩》增添了羅斯現實社會的內容，雖然是一部教會布道書，但充滿民族自豪感，是一部愛國主義作品，在古羅斯文學中占據重要地位。

在雅羅斯拉夫時期，基輔附近的佩徹拉修道院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往年紀事》就是由此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爾在12世紀初撰寫、匯編而成。該書真實而生動地記述了羅斯的產生，保留了大量古羅斯的珍貴史料，在文學、史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建筑和藝術。基督教被確立為羅斯國教后，一批拜占庭建筑師和工匠來到羅斯，羅斯建筑工匠在原有建筑技術的基礎上，吸收拜占庭建筑技術的經驗，按照希臘基督教堂的形式建造自己的教堂：由四根柱子組成的正方形為基礎，在圓頂的上面加上直角的支架形成建筑的十字。一批石結構教堂在羅斯應運而生，如基輔的圣母教堂(又稱什一教堂)，建于989―996年；救世主教堂，建于1031―1036年；基輔圣索菲亞教堂，建于1037―1054年。石結構代替木結構是羅斯建筑史上的一大飛躍，這使教堂經受住了戰火的侵襲，得以保存下來。

古羅斯人的繪畫歷史源遠流長，皈依基督教為繪畫增添了新的內容。繪畫成為基督教堂重要的裝飾部分。繪畫的主要形式是圣像畫、鑲嵌畫和水彩壁畫等。古羅斯繪畫家繼承了中世紀拜占庭圣像繪畫的傳統，并在羅斯傳統藝術的基礎上經過系統的、創造性的加工，形成了有羅斯特色的圣像畫藝術。在莫斯科、彼得堡、諾夫哥羅德保存下來的羅斯圣像畫中可以看到羅斯人的繪畫技藝。11世紀嚴格禁欲主義形式的拜占庭圣像在羅斯畫家的筆下變為生活中的人的肖像，雖然羅斯圣像具有圣像規定的所有特征。這時著名的繪畫家是佩徹拉修道院的修道士阿里姆比。

羅斯工匠繼承和發展拜占庭造型藝術，拜占庭和羅斯工匠共同創作、完成了基輔索菲亞大教堂的鑲嵌和濕壁畫群。索菲亞大教堂的鑲嵌畫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使徒保羅的形象刻畫得比較生動，表現出人物的心理狀態，衣服的褶皺繪制得非常自然，具有古希臘、羅馬繪畫的特征。在基輔其他教堂也有保存得非常好的圣像、壁畫、鑲嵌畫。著名的米哈伊洛夫修道院的鑲嵌畫中的使徒形象失去了拜占庭的嚴厲，他們變得更溫和、圓潤。

由此可見，羅斯確立拜占庭基督教為國教為拜占庭的先進文化進入羅斯開啟了方便之門：先知的傳教促進了羅斯文字的完善；基督教的傳播推動了教育的發展；宗教典籍的引入豐富了文學形式；教堂的修建使得大批拜占庭建筑師和工匠來到羅斯，促使羅斯建筑和藝術飛速發展。

［參考文獻］

［1］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蘇聯科學院.世界通史（第3卷上冊）［M］.北京：三聯書店，1961.

篇5

關鍵詞：中世紀大學；理性；哲學；宗教； 緣起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6）06-0004-07

理性（rationality， reason）一~最早起源于希臘詞語“邏各斯”（logos），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被定義為：哲學中進行邏輯推理的能力和過程，嚴格地說理性是與感性、知覺、情感和欲望相對的能力[1]。A.N.懷特海認為，教育與科學是理性的兩大功能。他認為正是源于對理性的追求才產生了教育和科學，大學作為教育的頂級建筑擁有教育性和學術性的雙重特性，這也就決定了“理性”是一所優秀大學不可或缺的素養。作為大學的起源，中世紀大學上承歐洲傳統文化下啟世界近代文明，對于世界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從教育發展歷史上看，歷史上任何一種新的高等教育機構的產生往往就是人類探尋高深學問即理性繁榮的活動結果[2]。中世紀大學誕生伊始就以追求普遍知識為目的，將理性作為精神支柱，那么中世紀大學以普遍知識為目的的理性追求最初緣于何處？又如何和合而成？恩格斯認為在古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之中，幾乎可以發現以后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3]。中世紀大學“理性”的最初胚胎和萌芽也正是源于古希臘哲學中的理性追求，而從古希臘哲學理性到中世紀大學理性經歷了三個承接性非常強的階段。

一、古希臘哲學理性：人類精神的普遍解釋

《荷馬史詩》開啟了古希臘精神，它既展現了古希臘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也體現出了他們的理智和智慧，而古希臘精神由激情向理性的轉折則需要推至蘇格拉底。古典時期的到來使得雅典成為了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哲學在這個具有良好公民傳統的民主社會中發生了本質上的轉變。

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家們思考的主要問題是“世界是什么構成的、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而蘇格拉底卻不認為那是最重要的。他認為哲學應該致力于尋求普遍，應該擺脫感覺的干擾運用理性和智慧來獲得真理的觀照。“蘇格拉底試圖從自然哲學及其對物質的關注上升到真正的哲學，即探究萬物的目的或終極原因的哲學。這是巨大的一步，一旦這一步跨出之后，我們就從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躍入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世界。蘇格拉底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代表了這個過渡”[4]。他認為哲學尋求的這種普遍是通過“靈魂本身對事物本身進行沉思”從而“抵達真實的存在”，而通過這一途徑則可以得到“純粹的知識”[5]。他實現了哲學的倫理學轉向，在他的倫理哲學體系中，“真和善、知識和道德”是一致的，知識就是道德。對于雅典人而言，道德主要源于生活和常識，蘇格拉底的出現改變了這一情況，他將道德變成一種具有普遍原則的知識，這種知識源于理性的思考，而正是因為理性的思考使得這一普遍原則得以實現。對于蘇格拉底而言，這種普遍道德的權威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之上的，而理性的權威則需要他來全新塑造。這一塑造過程要求蘇格拉底必須將所有道德評判標準立于理性的基礎之上并用之進行檢驗，但是這樣的行為卻觸犯了雅典的傳統。蘇格拉底不僅希望用理性的道德來代替習慣的道德，他還試圖用理性去發現和接近神的智慧。在這一過程中他并未站在神的對立面而是用人的理性去追求神所擁有的智慧。然而，他的這一行為卻使雅典人感到了理性對希臘宗教的威脅，而這些最終導致了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在蘇格拉底的申辯中，他試圖向雅典人說明靈魂的重要性，告訴雅典人靈魂才是理性的、道德的自我。為了證明理性的重要他不惜在審判中對抗法庭的意志并最終為理性獻身。蘇格拉底追求的理性精神的權威未能被當時的雅典所接納，蘇格拉底之死是民主與法律的合謀更是理性缺失的結果。

如果說蘇格拉底繪制的是一幅框架，那么柏拉圖則將這這幅框架繪制成了一張藍圖。蘇格拉底之死對柏拉圖的觸動尤其之大，他憎恨非理性的民主和法律，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踐蘇格拉底尋求普遍的理想。蘇格拉底提出的“美自身”和“正義自身”是理念論的最初形式（盡管多數人認為畢達哥拉斯對數學的研究才是理念論的源頭，但是蘇格拉底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柏拉圖發展了蘇格拉底的理性倫理思想，他將其深化為“美的理念”和“正義的理念”并最終構建了理念論這一體系。他將世界分為現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認為前者是變幻不定的、不真實的，而后者則是永恒的、真實的。在柏拉圖的理論體系中，理念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本來就客觀存在于人類的靈魂中，人們對理念的認識依靠的是回憶。柏拉圖有一個形象的“馬車之喻”。他認為人類的靈魂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個部分組成，理性是馬車夫、欲望是劣馬、激情是溫馴的馬，通過理性的駕馭才可以達到“美”和“正義”的理念，從而發現靈魂中的永恒的真實的世界[6]。為了更好地讓人“回憶”理念，柏拉圖在阿加德米學園（Academy）的教學中尤其重視對理性的訓練，他強調“反思”和“沉思”的重要性，力圖通過培養人理性的能力從而使人實現對理念的認識。弗蘭克?梯利在《西方哲學史》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柏拉圖認為知識起源于理性而不是感性，他的理想就是要培養理性，靈魂不死的一面。”

柏拉圖只是將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亞里士多德不僅做到了理性的至高無上還將理性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中將靈魂分為理性和非理性的兩部分：非理性部分是“營養的靈魂”和“感覺的靈魂”；理性部分是理性的靈魂。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有理性并通過理性來領導欲望，如果人失去理性任由欲望控制則降低為動物。他提出“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論斷將古希臘哲學的理性推上了巔峰。亞里士多德不再將理念和物質世界相分割開，他認為我們能夠感受到的現象世界是可靠的，我們通過對現象的理解和分析，以經驗為基礎加以理性的思考才可以上升至普遍科學。亞里士多德指出：存在著一種研究作為存在的存在，以及自身而言依存于他們的東西的科學[7]。亞里士多德的世界本源觀點正是由科學上升至哲學，在這一體系中具體科學成為了通向哲學的途徑，哲學以具體存在為基礎，這也成就了希臘哲學的主題――本體論，亞里士多德稱其為“形而上學”。對現象世界價值的承認使得具體的科學研究和哲學聯系起來，科學開始變得有了更高的價值，這樣的價值不單是直接對物質世界的改造而是與蘇格拉底所追求的“普遍”、柏拉圖宣揚的“理念”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相關聯起來。現象世界不再是柏拉圖所說的變幻不定、不真實的世界，而是真實的、有意義和價值的世界，通過對現象世界的研究可以達到理念的世界。至此，亞里士多德賦予現象世界的價值使得理性得以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理性藍圖的基A上完成了古希臘哲學理性的科學建構。

蘇格拉底將哲學從天上帶回人間，肯定了人靈魂的理性價值，理性成為普遍的論證原則；柏拉圖在理念世界中將“理性”定義為靈魂的駕馭者，“理性”成為與靈魂一樣不死的存在；亞里士多德在他們的基礎上將“理性”拓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所構建的科學理性和哲學理性將“理性”推至巔峰。哲學理性就是古希臘精神從關注自然關注物到轉向人本身。人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人，人是有理性的，人與世界是互通的，是互生互長的。這些進步無疑是偉大的。然而，無論是三者中的任何一個，他們的理性思想都只停留在個人層面。個人理性時代對理性的意義、內涵及存在價值的詮釋主要依靠的是個人的理解，對理性思想的傳播和使用也是依靠個人的力量，“什么是理性、理性價值如何、怎樣對待理性”等一系列的問題缺乏統一的標準。這些不同的標準使得理性的傳播和接受效率變得十分低下，要提高這些缺陷則需要將理性從個人上升到組織，直到奧古斯丁理性才由個人意志上升到組織意志。

二、古羅馬宗教理性：哲學理性對信仰的結合與服從

民主制度為理性提供了土壤卻無法延續其自身的統治。公元前299年羅馬開始入侵巴爾干半島，公元前30年最后一個希臘化國家托勒密王朝的滅亡宣告了希臘的終結，理性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其地位變得岌岌可危。羅馬打破了希臘政治也打破了希臘的宗教，新的宗教想要在這片被理性光照土地上得到傳播還需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在這里“理性”和信仰相結合了，“理性”找到了新的生存環境而信仰則找到了新的論證方法。美國當代哲學家J?K?費布爾曼認為，“斐洛是調和希臘哲學和希伯來圣經及理性主義和啟示運動的頂峰。為了這一目的他選擇了希臘哲學中最偉大的柏拉圖，他這一做法為后世的神學家們樹立了典范。普羅提諾首先遵循斐洛，調和柏拉圖和希臘宗教；接著是奧古斯丁，調和柏拉圖和基督教”[8]。

斐洛是第一個嘗試融合理性和信仰的人，被視為希臘化時期猶太教哲學的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神學的先驅。雖然他不是基督徒，但因為他的哲學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臘化，因此他被恩格斯稱為“基督教真正的父親”。作為一個堅定的猶太教徒，斐洛用寓意解經法來維護神創論的權威，他將柏拉圖理念中永恒存在的理念解釋為依賴于神而存在的理念，從而實現了理性和信仰的融通。他將《舊約：創世紀》中人類的創造和天地的創造類比于柏拉圖的可感世界及可知世界，從而實現了哲學和神學的交匯。在斐洛的理論中，邏各斯（logos）等同于柏拉圖的理念，但是柏拉圖認為“理念”是一種客觀存在，斐洛的理論則將“邏各斯”視作上帝用于創造和管理宇宙的工具，它是介于人和上帝之間并依靠上帝的心智而存在。這一改變方式將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轉化成了更為神秘的主觀唯心主義，后來的新柏拉圖主義和早期基督教神學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盡管斐洛將柏拉圖和《圣經》聯系起來難免有少部分會有一些牽強附會，但是從《圣經》中找出與柏拉圖哲學的相關點，再用寓言的方式去解釋，從而使柏拉圖哲學適應《圣經》而為神學辯護，這一方法無疑是成功的。斐洛通過對柏拉圖理念和猶太教“至高神”的改造將哲學和宗教相互融通起來，從而使理性和信仰各取所需，“理性”在宗教的庇護下得以保存，信仰則因為理性得以更好地教化眾生。斐洛開創性地運用“理性”為宗教辯護，從斐洛開始無論是基督教哲學家還是猶太教哲學家，他們思考上帝的時候都遵循了斐洛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斐洛為理性和信仰的融合提供了榜樣和楷模。

公元3世紀，早期羅馬帝國的強盛已經不復存在，帝國內部出現了全面衰退，加上東北歐部落的入侵使整個羅馬帝國岌岌可危。時代的動蕩使得個人更加渺小，希臘時代的理性思想已經無法再觀照到人們的現實生活，哲學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神秘主義的發展方向，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新柏拉圖主義出現了。普羅提諾是這一流派的核心人物，他被譽為一位富有原創性的哲學天才，是晚期希臘思想史唯一能達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水準的哲學家[9]。盡管他說：“這種學說不是新的，從古代起早就公開宣布過了，盡管沒有明確地展開過，我們只希望成為古人的解釋者，并用柏拉圖自己的證據表明，他們和我們有相同的見解”[10]。但是不可否認，普羅提諾的確將柏拉圖的哲學向基督教更推進了一步。

如果說斐洛是嘗試融合理性和信仰，那么普羅提諾就是將理性轉化成了宗教可以接受的形式。普羅提諾宣稱他哲學核心思想流溢說是源于柏拉圖的，三個具有流溢功能的本體為太一、理智和靈魂，三者從高到低依次推進。“太一”是超越一切的存在和思維，具有無上意志、原初性和不變性，是對柏拉圖《巴門尼德》中“一”的深化；“理智”是“太一”的影子，具有“太一”的特性并從“太一”中流溢出來，理智源于柏拉圖的理念論；靈魂是理智的流溢，擁有理性和獨立性并可以跟肉體相結合，擁有“善”并可以永恒地輪回，這是對柏拉圖靈魂理論的發展。在普羅提諾的體系中“太一”將知識投射給了“理智”，“理智”通過靈魂與人相結合，一切智慧都是源于“太一”，而理性的作用則是通過靈魂與肉體的結合去發現“太一”中的智慧。“太一”具有明顯的神秘主義色彩，它無處不在又無處所在，它無所不能又無所能，普羅提諾用這樣的神秘主義來調和柏拉圖和希臘宗教之間的關系使得柏拉圖的理論為神靈的存在留下了空間，這一做法客觀上促進了柏拉圖主義與早期基督教神學的結合。流溢說的三大本體“太一、理智、靈魂”融合了古希臘哲學和東方的神秘主義思想，三大本體暗合了基督教教父哲學中的圣父、圣子、圣靈的“三一”學說。雖然普羅提諾并非基督徒，但是他對柏拉圖主義的詮釋為基督教教父哲學作好了智力方面的準備，無怪乎奧古斯丁說：“普羅提諾等新柏拉圖學派的學說是最接近基督教的，他們只要稍稍改變一些字詞和見解就成了基督徒。”新柏拉圖主義改變了柏拉圖培養理性的理想，最高層面不再是理性和靈魂而是“太一”，充滿了神秘主義的“太一”的存在為上帝留出了位置，理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但是卻出現了適應信仰的可能。

公元313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頒布了米蘭赦令，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成為羅馬國教。在羅馬境內同時還存在著傳統希臘宗教、摩尼教、異教等多種宗教，基督教在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羅馬想獲得更多信徒就需要與希臘文化進一步融合，就在這時奧古斯丁出現了，他通過調和柏拉圖和基督教填補了這一需求。

奧古斯丁出生在一個復雜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地位較高的異教徒，他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奧古斯丁曾多次改變信仰，直到最后皈依基督教。青年時期他對古希臘羅馬的文學有過深入的了解，并擔任過修辭、文學教師。公元387年奧古斯丁接受了安布羅斯的洗禮后正式加入基督教，他通過自己的學識開始了對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的調和，早年豐富的經歷和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在從事這一研究時得心應手。和斐洛和普拉提諾一樣他選擇了柏拉圖作為改造對象，他遵循了斐洛和普拉提諾的方式，在調和過程中接受了柏拉圖的理念論，不過將其變成了主觀唯心主義；將《蒂邁歐篇》和《圣經》的創世說和神創論歸為一類；將普羅提諾的流溢說中的三大本體與三位一體歸為一類。托馬斯?阿奎那在評價奧古斯丁時說：“奧古斯丁浸透了柏拉圖學派的各種學說，不管任何時候，奧古斯丁在他們的學說中，發現了任何與信仰一致的地方，他就采納了它，發現了那些與信仰相反的，他就改正了它”[11]。斐洛將柏拉圖的理念轉化成為神的意志；普羅提諾將柏拉圖對理性的崇拜改造成了對神秘超驗事物“太一”的崇拜；奧古斯丁將二者結合起來，普羅提諾的“太一”在這里轉化成了上帝。希臘哲學之前所追求的理性融入了上帝意志中，上帝成為了宇宙中普遍真理和知識的化身。對普遍真理和知識的追求在奧古斯丁這里轉化成了對上帝的追求，追求理性就是追求上帝，理性不再由個人來詮釋而是由神來掌控，信仰才是獲取知識的前提，理性必須服從于信仰的權威，個人理性轉變為宗教理性。宗教理性就是將理性適時與信仰融通，用理性來解釋宗教，同時宗教也保護了理性，二者在奧古斯丁那里相結合，追求理性就等同于追求上帝，理性開始服從于信仰，自此就意味著宗教理性的正式形成。

上帝成為了理性的化身使得理性開始擁有權威，也使得上帝為更多的人所信仰。雖然理性不再以單獨的最高形式出現，而是成為了驗證上帝權威的工具，但是理性精神卻在希臘終結的危機中得以保留。

三、中世紀大學理性：宗教理解中質疑與自由精神的開啟

公元476年～1453年，缺乏穩定政權的歐洲混亂無比，這一時期史稱中世紀。動蕩年代的人們傾向于向信仰神秘的宗教以求得內心的安寧，經過奧古斯丁改造后的基督教在這個時期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地位，宗教理性成為了教化眾生的工具。公元6世紀左右，修道院開始創辦學校，到9世紀，大多數修道院都辦起了學校，12世紀初期法國修道院學校有72所[12]。在大學崛起之前的歲月，僧侶們一度成為歐洲大地上的教育主宰[13]（P44）。基督教大大拓寬了公共教育事業的區間，盡管教授的知識只是一些粗淺的宗教內容，但是得益于理性與信仰的結合，教士階層成為了當時唯一能夠自覺保持自己理念的教育者。而正因如此，大學誕生的伊始普通教士和宗教改革家們成為了教育的先行者，他們的追求客觀上促進了大學理性的誕生。

自從羅馬文明凋零殆盡之后，教士們幾乎成為唯一占有并需要知識的階層[14]（P16）。公元8世紀，法蘭克國王查理大帝將教會與教育的親密關系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法規規定下來，自他開始教育改革成為了新教會體系構建過程中的重要舉措。后來加洛林王朝規定，帝國內所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都要建立自己的學校來培養年輕的教士。這一規定使得后來的智識革命得以在主教座堂學校中通過宗教渠道傳播，這種理性思想最終成為了大學理性的啟蒙。

公元11世紀歐洲歷史進入了一個拐點：在此之前，是充斥宗教恐怖與升學悲觀色彩的蒙昧時代；而在此之后，則是充滿希望和活力、宗教熱情洋溢的啟蒙時代[14]（P19）。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人們充滿了求知的欲望，帶回來了阿拉伯的文化，同時也帶回來了原初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中世紀神學家們為了論證神創論，將基督教教義和新柏拉圖主義進行了融合，然而這種基于主觀唯心主義的融合必然經受不起邏輯的推理。中世紀后期人們越來越發現亞里士多德是位百科全書式人物，他涉足的大多數領域是柏拉圖所不能企及的，他在邏輯學上的研究也再次為人們所關注，這些關注的回歸使得理性和信仰的融合出現了無法彌補的裂痕。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在沖擊了教父哲學的同時也為經院哲學的出現提供了土壤。

亞里士多德學說的復蘇為經院哲學的產生提供了可能，隨著大翻譯運動的蓬勃開展，希臘科學和哲學經典以及阿拉伯學者的注釋被譯成拉丁文，給歐洲人帶來了新的思想。面對博大精深的異教學術，基督教思想家感到需要重新結合理性與信仰、協調希臘學術與基督教義。11世紀中期經院哲學與奧古斯丁神學的交鋒開始了。在奧古斯丁的神學體系中，信仰才是獲取知識的前提，理性必須服從于信仰的權威；在經院哲學里，理性被賦予了對現有神學教條進行評判和修正的責任。這場交鋒從一開始就出現了一邊倒的情況，“唯名”的確甫一現世便在教會的恐慌之下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同樣難以擺脫的是，其一開始便被判為異端的命運[14]（P31）。這一境況直到阿貝拉爾時代的到來才得以改變，他最終確立了“唯名論”最全面的表達形式，并且開始替代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阿貝拉爾窮盡其一生致力于掃除籠罩在三位一體論上的神秘主義，他主張將一切的事物都用理性來檢驗，他認為教會之所以能被接受不是因為理性服從信仰而是信仰應該符合理性。盡管他仍然兩次被批判為異端，但毫無疑問，阿貝拉爾是當時最杰出的哲學家。他的論斷深刻地影響了接下來的時代，他在巴黎的教學活動極大地促進了巴黎大學的產生和興起。在阿貝拉爾的影響下，全歐洲的學生走向巴黎去學習知識，這一過程持續了一百余年，他將巴黎變成了毋庸置疑的歐洲中心，他向世界貢獻了一所原型大學――巴黎大學和一個偉大的教師工會，這一切的成就皆源于他對理性的追求。至此，我們可以說，大學理性萌芽于巴黎大學。

隨著大學的相繼出現，教會開始關注到了大學的存在。經過了與經院哲學論戰后的教會對自己理性的能力產生了質疑，教會希望通過大學來為自己培養人才，以保障自己的權威。教皇幫助大學擺脫了教會和世俗的地方政權的控制，并核準大學的自由與豁免，同時在某些方面將大學置于羅馬教廷的直接司法管理[15]（P63）。13世紀末期，幾乎所有的大學都獲得了教皇的特許權，這就為大學爭取到了最重要的兩個權利――自由和豁免。自此以后，雖然教會試圖對大學進行控制，但是其行為卻再也無法取得成功。從阿拉伯帶回來的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提供一個新的解釋知識的模式，這一模式建立在自然科學的基礎之上，以本體論和宇宙論為終結。雖然這一學說與基督教教條大相徑庭，教會卻再也無法阻止這一學說進入大學了。海斯汀?拉斯達爾指出：在1235年前后，巴黎大學便解除了有關亞里士多德新學的禁令，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是唯一被禁止閱讀的書籍[13]（P106）。13世紀中葉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在神學家中獲得了承認，阿維森納建立了一個介于奧古斯丁和亞里士多德之間的過渡學說[15]（P74）。這一學說巧妙地避開了對理性服從信仰的指責，并將創世說和知識進行了理性的表述。托馬斯?阿奎那學習了這一方式，他將當時最具時代特色的思想和教會的精神信仰相融合，并構建了一個能妥善安放宗教和科學的框架。他相信宗教應當是理性的，這種理性是為了照耀上帝創造的世界。他的重新解釋并定義了宗教理性，理性不再從屬于信仰而是解釋和定義信仰。時至今日，他的思想仍然有助于解決基督教信仰理性化的問題。隨著大學對教學內容自的不斷擴大，大學理性思維的能力日漸增強，托馬斯?阿奎那學說在教會中主導地位的確立掃除了理性領導大學的最后一絲障礙。在作為巴黎大學當時士人之一的托馬斯?阿奎那占據主導的時代，理性的地位與信仰是平等的，這從他的別具一格的《神學大全》寫作手法可窺一斑。當時的大學可以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很自然地置于理性的保護之下，以求得生存空間。可以說，此時大學理性在巴黎大學誕生了。大學理性喚起大學里的人們對于理性思考方式的關注，開始用理性來解釋和證明信仰，將理性思維方式應用于大學學術研究與教學。自此，沉淀了上千年的理性精神在與大學結合后一發而不可收拾，首先是啟迪了接踵而來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和法國啟蒙運動，然后是影響歷史的科學革命，大學理性以其對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對知識的純粹追求在歷史上閃耀著獨特的光輝。

阿貝拉爾對“唯名論”的解釋沖擊了宗教理性并帶來了巴黎大學的興盛，奧古斯丁神學在與經院哲學論戰中的落敗為大學帶來了自由和豁免權，新亞里士多德主義和托馬斯?阿奎那學說在大學中的興盛幫助大學理性從宗教理性中分化出來。中世紀大學理性啟蒙于經院哲學對傳統宗教理性的質疑，成于新亞里士多德主義和托馬斯?阿奎那對宗教理性的調整，重視自由的理性追求和學術研究構成了中世紀大學的精神內核。大學理性從阿貝拉爾到托馬斯?阿奎那經歷了一個由被動產生到主動進化的過程，最終成為了中世紀閃耀的“光輝”。

結語

美國學者艾倫?布盧姆說過：“大學是一個以理智為基石的國家的神殿，是奉獻給純粹理性的”[16]。大學作為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組織，其存在和發展都離不開大學理性。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不斷深入，隨之而來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促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審視現代大學的使命？我們應該如何發掘現代大學的時代精神？在這個時代，我們應該如何調和大學的保守與超越？這一切的問題都要求我們必須回到大學理性精神的起源去尋找答案。大學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這種變化卻是有跡可循的――運用自由的、理性的思維去尋找和發現真理，否則就不是大學。從古希臘到奧古斯丁，再到中世紀大學，雖然理性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其內核都沒有走出追尋真理的范疇。大學理性雖然直接來源于宗教理性，但是其內核更加接近古希臘所追求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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