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法律法規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企業的法律法規，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供電企業發展過程中，應當注重法律法規體系建設與實施，這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同時，還要不斷健全企業法律風險防范與管控制度，確保管理閉環無死角，利用各種新的普法方式和方法，全面推進企業電力立法和行政執法，切實維護企業利益，以免因法律法規存在漏洞而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關鍵詞：

供電企業；法律法規；企業發展；重要性；研究

供電企業業法律法規對企業發展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要求供電企業必須按照生產風險及可能存在的問題，加強法律法規管理體系建設，全面落實管理措施，加強安全管理，堅決避免因安全生產事故發生而造成的法律責任或者重大安全責任事故，全面推進供電企業法律法規風險防控。本文以佛山供電公司為例，就如何在企業發展過程中重視和應用法律法規，談一下自己的觀點和認識。

一、法律法規對供電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分析

法律法規在國內供電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覷，應當給予高度的重視，并且將其作為保護企業的重要工具，同時這也是供電企業得以穩定、快速發展的關鍵。

1.法律法規可以使供電企業內外部環境得以強化。通過建立健全和實施法律法規，可以有效強化供電企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條件，而且是實現依法治企的基礎和保障。在遵循國家法律法規的基礎上，供電企業結合自身的內部條件和要求，不斷提高市場競爭力。如今南方電網正在向國際一流水平邁進，供電企業在對方交流和發展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風險和問題，此時應當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所以法律法規對供電企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對于強化供電企業內外環境具有顯著的作用。

2.客觀環境條件決定了供電企業必須用法律法規來保護自己。實踐中可以看到，隨著電力監察部門的工作強度不斷增大、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供電企業工作和管理難度也在加大，并且對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過程中，供電企業也面臨著很多的風險和問題，比如合同糾紛、電網建設、觸電傷亡以及勞動爭議等。在應當上述問題時，供電企業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并且用法律法規來保護自己。同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由于國內電力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還比較滯后，因此在遇到問題時難以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久而久之，也就對法律工作不夠重視。然而，作為供電企業的管理人員，應當從根本上看問題，深刻認知企業管理與依法治企之間的密切關聯性，這既是供電企業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全面推進供電企業科學發展的有效途徑。總之，客觀環境條件決定了供電企業必須用法律法規來保護自己，而強化供電企業管理以及依法治企，對企業和社會發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供電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法律風險防范與控制策略

供電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過程中，因違法法律法規而造成不利后果的風險問題和影響因素非常普遍。供電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支柱性行業，壟斷特點及內外環境條件，要求我們必須對法律風險進行嚴格的防范與管控，這是確保供電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1.加強電網建設和運行管理。電網建設過程中的法律風險問題，是供電企業發展過程的一大桎梏，其中主要涉及到變電站建設、輸配電線路以及征地拆遷和各種影響等問題。近年來，國內電力資源供需矛盾日漸凸顯，電網建設步伐不斷加快的同時，考慮和有效處理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法律風險問題，刻不容緩。在電網建設和運行管理過程中，應當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比如，佛山供電局呼吁廣大市民，積極共建共享良好的供用電環境。新快報訊：記者近日從佛山市供電局獲悉，今年1至9月，佛山供電局通過營銷稽查、效能監察等多種方式，共查獲竊電84宗，追回電費違約金約1005萬元。為了營造氛圍和鼓勵市民自覺用電和相互監督，供電局還鼓勵市民舉報竊電線索，并按追回竊電金額的5%至20%給予獎勵，最高獎勵可達50萬元。

2.加強供電企業法律法規建設，做好用電檢查工作。供電企業應當盡快建立針對性的法律風險評估與預防體現，按照法定程序辦事。同時，還要對供用電全過程進行嚴格管控，做好細節方面的工作。比如，竊電行為會破壞供用電公平性，甚至會引發人身傷亡，進而帶來一系列的法律風險問題。據佛山供電局營銷稽查中心業務人員陳述，從目前接觸的竊電案例來看，竊電形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而且竊電技術手段更加的科技化、先進化。隨著竊電數額的不斷增大，不僅給我們供電企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還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規則。同時，有些竊電者還刻意鉆法律的空子，想方設法的逃避法律懲罰。比如，有些不法分子以“電力節能公司”為旗號到處竊電。從實踐來看，他們糾集社會閑散人員，以幫助節能或優惠用電為名，通過竊電非法牟利。這批具有一定專業能力的不法分子利用各種方式向企業、居民推銷竊電方法，采取每次收費或根據每月的竊電量分成。據悉，私拉亂接極易引發火災，燒壞設備，導致停電，甚至引發人身傷亡事故，影響社會穩定，同時，也已經觸犯了相關法律法規，甚至觸犯刑法。對此，筆者建議建立在線實時監控建立反竊機制。佛山供電局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據營銷稽查中心相關業務人員說，隨著科學的進步，竊電手段多種多樣，給防竊電工作帶來較大的難度。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佛山供電局逐個突破技術難點，逐步形成系統科學的反竊電機制；同時，還要積極探索計量自動化系統對專變用電客戶異常用電的快速核查方法，通過對計量自動化系統的報警信息、運行數據、月線損、實時線損、月電量、任一時段電量等數據進行分析，從而對竊電客戶及方式進行鎖定和判斷。今年，佛山供電局還完成佛山五區六期411人的用電營銷人員的竊電查處技能提升培訓，結合該局營銷計量效能監察工作的開展，全面提升新形勢下用電營銷工作人員的反竊電水平。

3.建立法律風險問題預警管理機制，充分發揮社會公眾的作用。供電企業內部的法律顧問，應當做好法律風險問題管理工作。以社會發展形勢為基礎，密切關注供電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相關政策，剖析法律風險，全面開展重點法律風險預警工作。同時，還要加強與公安部門的協作，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作用。佛山供電局與公安部門聯合行動，狠狠打擊竊電和破壞電力設施的犯罪行為。在警企聯合查處下，去年共查獲竊電行為112宗，追回電量約1138萬千瓦時，追補電費842萬元，追回電費違約金516萬元。今年1月5日，佛山供電局與市公安局簽訂了《反竊電聯合工作機制協議書》，標志著警企雙方反竊電聯合工作機制的正式建立，這在全省尚屬首次。今年1至9月，佛山查獲竊電84宗，其中通過效能監察查獲竊電36宗，追回電費及違約金145萬元。今年3月11日，佛山供電局與佛山市公安局聯合出擊，在禪城南莊破獲佛山首例利用高科技手段竊電案件，初步估算竊電價值達到300萬元左右。其竊電方式是通過在計量端子盒加裝分流電阻及遙控裝置，控制計量電流的大小從而達到竊電目的，可謂十分隱蔽，目前竊電嫌疑人已被刑拘。

三、結語

總而言之，法律法規對于供電企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供電企業應當不斷加強基礎管理，降低法律風險，探討法律法規工作機制和有效防范。同時還要確保供電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合法性，只有這樣才能降低風險，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楊春桃.低碳視閾下我國電力法律制度的重構[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4（07）.

[2]程棟.我國電力行業壟斷的法律規制研究[J]華東理工大學，2011（11）.

[3]高丹.淺談電力法律的風險管理對策[J]中國外資，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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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法律法規；管理能力

一、前言

隨著經濟、文化以及科學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也在不斷推進。在知識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影響和帶動下，企業法律法規的管理工作無論是在管理方式還是在管理理念上，都被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企業法律法規管理工作能力的高低有時能夠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企業開設經營的整體運作是否能夠有序進行。如何才能更好地加強企業法律法規的管理能力，就成為了相關工作人員的重點研究內容。

二、我國企業法律法規管理工作的發展現狀

法律法規的建設和管理工作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各大中小型企業繁瑣的管理工作中較為主要的管理環節。一個企業法律法規相關事物內容管理水平的高低有時能夠直接影響甚至決定這個企業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占有一席之地、獲得長足穩定的發展。我國是依法治國的法制社會，對法律法規相關事務進行管理也是我國各大中小型企業嚴格遵循國家依法治國基本理念的象征。經過多年以來不斷的借鑒學習和實踐探索，石油勘探企業在法律法規相關事務內容的管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由于我國相關工作以及技術人員對企業法律法規相關事務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研究經歷的時間較短、經驗尚淺，在管理工作實際開展的過程之中，不可避免的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和弊端現象。管理機構的配套設置不夠健全、相關工作人員的工作能力和個人素質有待提升以及管理工作協調方面的局限性等，都是我國石油勘探企業法律法規管理工作開展過程中最為常見和突出的矛盾現象。

三、加強企業法律法規管理能力的有效措施

1.法律法規工作的開展立足石油勘探業務與基層在職員工

石油勘探企業法律法規相關事務的管理工作與律師事務所以及各種類型法律機構在開設經營過程中涉及到的法律事務的管理有很大的不同。通過提供適當的法律意見和建議最大限度的保障企業日常生產、銷售以及經營活動的有序開展是一個企業、尤其是石油勘探企業對法律法規相關事務內容進行監督和管理的最終工作目標。

因此，企業內部負責法律法規相關事務內容管理工作的工作人T如果想要更好地提升和加強石油勘探企業法律法規管理的工作能力，就要將相應法律法規工作的開展最大限度的立足于企業自身業務經營與發展的實際情況之上。與此同時，以石油勘探企業工作于基層前線的在職員工作為法律法規管理工作的主體針對對象。必要時，負責法律法規管理工作的相關工作人員還可以對企業在職員工進行不定期的法律事務培訓，為提升企業法律法規管理工作開展的效率和質量提供強有力的前提保障。

2.建立健全符合石油勘探企業運作特點的法律事務管理機構

除了準確掌握石油勘探企業法律法規工作開展的立足點之外，企業內部負責法律法規管理工作的相關工作人員如果想要更加直接有效的加強石油勘探企業法律法規管理的工作能力，就必須建立健全能夠全方位符合石油勘探企業運作和發展特點的法律法規相關事務管理工作的核心機構。法律事務管理機構經營規模較小、在企業內部發揮的作用以及占據的發展地位較為低下等，是在當今社會發展進程之中石油勘探企業法律事務管理機構建設和運營過程中最顯著和突出的問題和弊端現象。個別的石油勘探企業甚至目前為止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事務管理機構，與其相對應的法律法規事務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以及管理水平的高低可想而知。

相關工作人員可以在石油勘探企業內部，根據具體法律法規事務管理工作涉及到的法律事務難易程度的不同，為相應的法律事務管理機構設立不同的管理層次。各個管理層次之間法律事務管理機構的協調運作將最大限度的實現和保障石油勘探企業法律法規事務管理水平的顯著提升。

3.保障法律事務管理工作的高層次、全方位發展

最后，石油勘探企業負責法律法規事務管理工作的相關工作人員如果想要更好地提升企業自身法律法規相關事務的管理能力，就必須全面保障石油勘探企業法律法規相關事務的管理工作朝高層次、全方位的方向發展。

企業內部法律法規工作管理工作的展開要以最終實現石油勘探企業又好又快發展為最終工作管理目標，嚴格遵循相關法律條款的規定。將企業法律法規相關事務的管理工作變成能夠有效幫助石油勘探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作出正確發展決策的輔助工具，并為企業日常生產經營中的一系列活動提供相應的法律意見。只有相關工作人員以事實為最終依據、以法律為管理的準繩來開展自身的管理工作，才能最終實現法律事務管理工作的全方位發展。

四、結論

企業法律法規的管理是在企業整個管理和運作眾多工作內容之中較為關鍵和主要的環節。加強企業法律法規管理工作的工作能力，是在當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以及社會整體發展進程不斷推進的帶動和影響下產生的發展趨勢。只有企業負責法律法規建設與管理工作的相關工作人員能夠真正認識到提升法律法規管理能力的重要性，才能全面貫徹落實正確的管理理念，最終實現管理工作的有序開展。

參考文獻：

[1]徐祖華. 加強企業法制建設的幾點思考[J]. 中國商貿，2013，08：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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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聯企業 避稅 法律規制

雖然關聯企業在世界經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我國，它還是一種新型的企業形式。由于我國關聯企業出現時間較晚，各項法律法規關于關聯企業避稅行為并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法律規制，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對于關聯企業的避稅行為起到了促進作用。本文就關聯企業的避稅問題，結合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制對我國關聯企業避稅問題及法律規制進行探析。

1.關聯企業及避稅行為概述

1.1關聯企業

在我國的法律中，關聯企業最早出現于我國的稅法中，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關聯企業是指在在資金、經營、購銷等方面，存在著直接或者間接的擁有或者控制關系、直接或者間接地同為第三者所擁有或者控制、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關聯的關系的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除此之外，我國在新《公司法》、《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規程》及《企業會計準則第36號—關聯方披露（2006）》中對企業的關聯關系、關聯法人、關聯自然人等相關法律概念進行了界定。

1.2避稅行為

在《中國稅務百科全書》中，對避稅行為界定為：“避稅是指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在納稅前采取各種合乎法律規定的方法，有意減輕或解除稅收負擔的行為。”各國關于避稅行為的意見主要有兩點，一種認為企業的避稅行為是合法行為，是企業根據法律上的漏洞減少應繳稅額，這種行為本身并沒有侵犯法律；另一種觀點認為避稅是違法行為，是一種濫用私權規避法律上的義務。

本文中，筆者認為避稅行為是一種違法行為，是企業針對法律上的漏洞以合法形式掩蓋其本身非法的目的。企業避稅行為無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2.關聯企業避稅的主要形式

關聯企業的避稅形式主要以轉讓定價避稅為主，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避稅形式，但是數量較少。

2.1轉讓定價避稅

轉讓定價避稅是關聯企業中最常見的避稅形式，它是指關聯企業為了躲避按市場價格交易所承擔的稅收負擔，實行某種類似于經濟組織或集團內部結算價格的方式轉讓產品、服務或權利，達到轉讓利潤，從而減輕納稅負擔的避稅方法。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公司組織形式和結構發生變化，轉讓定價避稅行為成為一種主要避稅方式。轉讓定價的特點就是幾個關聯企業為了均攤利潤或轉移利潤，違反市場買賣規則和市場價格，利用明顯不合理的價格進行商品交易，而是幾個關聯企業根據彼此間的協議進行產品、服務或權利的轉讓，但是轉讓的價格明顯與市場價值不相符，一般或高或低于市場交易價，以此種行為達到逃避繳稅的目的。

2.2其他方式避稅

關聯企業通過關聯交易避稅的其它形式還有組織形式避稅、信托方式避稅、租賃方式避稅、價格折讓避稅、行業控制避稅等。這些避稅行為一般應用比較少，因此，在本文中關聯企業的避稅行為主要是指轉讓定價行為。

3.關聯企業避稅的法律規制

目前，我國并沒有專門針對關聯企業避稅行為的法律，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對規范關聯企業的行為起到了一定規范作用，除此之外，國家稅務局的《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收管理實施辦法）}（國稅發（1992）237號）、《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規程》（國稅發[1998]59號，國稅發[2004]143號修訂）等行政法規，財政部的《企業會計準則第36號—關聯方披露（2006）》、《關聯方之間出售資產等有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等專門法規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關聯企業的避稅行為給予了法律上的處理意見。但是，總體來看，我國關于關聯企業避稅問題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大多只限于專業法中，如稅法、會計法等，鑒于專業法的特征，這些法律中對于關聯企業的避稅行為必然無法形成系統性的法律規制，只能對關聯企業的避稅行為形成較為分散的法律表述。長此以往，這種不健全的法律法規制度必然會被很多關聯企業鉆空子，造成國家稅收方面的損失。

針對我國關聯企業避稅的主要行為轉讓定價，我國通過《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和《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規程》對該行為進行相應的規范，并提出了一些處理意見。對于轉讓定價的行為，我國法律的規范及處理意見主要從五個方面入手：納稅人與關聯企業的業務作價方式、融資利息、勞務費用、財產收益和所得、無形資產轉讓等。通過對這五個方面的法律規制對轉讓定價行為進行規范。同時，依據《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規程》，我國第一次確認了“預約定價制”形式，允許企業在向相關部門提出該企業與關聯企業交易轉讓定價原則和計算方法后，在得到相關部分確認后，可以以該交易額進行納稅或確定合理的銷售利潤率。

4.結論

在我國，關聯企業的避稅行為主要以轉讓定價為主，這種避稅行為嚴重侵害了國家的利益和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鑒于此，我國應該將各個專業法中關于關聯企業避稅行為的法律條款進行整合，形成一個完善的、系統的關聯企業管理法，規范關聯企業行為，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柳經緯.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法律問題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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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反壟斷法問題也已經成為社會的熱點，國家發改委反壟斷頻頻出“重拳”，在對韓國三星等企業開出高額罰單后，又將“利劍”對準茅臺、五糧液高端白酒巨頭，以整頓高端白酒企業中的價格壟斷問題，如企業采取的限價令。本文通過高端白酒企業價格壟斷的危害、我國法律規制的現狀和不足等內容進行分析，從而完善對高端酒業價格壟斷的整頓的措施，希望這些建議能為我國的反壟斷工作盡微薄之力。

關鍵詞：價格壟斷；縱向限制轉售價格；法律規制

一、高端白酒企業價格壟斷危害

（一）高端白酒企業價格壟斷的危害

如我們所知，具有壟斷性的行業所從事的一般與絕大多數人息息相關的公共事業例如電力、郵政、自來水、鐵路等等，由于這些行業滲透關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它們的服務價格的高低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成本，無一例外，高端白酒行業實施價格壟斷其危害是不容小覷的。

首先，會損害經銷商的利益。這主要是針對縱向限定轉售價格的行為，茅臺、五糧液等高端白酒采用最低售價的“保價”行動，強制與經銷商的定協議，約定經銷商的出售價格必須不低于指定的價格，如果低于指定的價格，生產商將終止發貨，并由經銷商承擔違約責任，這樣的強制性干涉會損害經銷商的利益，使得在競爭時受到相當大的束縛。

其次，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面臨損失。對于白酒的消費者來說，茅臺、五糧液已經成為高端白酒的標志，茅臺甚至被奉為國酒。因此價格壟斷行為的出現給消費者帶來了損失，一是價格方面的損失，消費者在購買相同數量的商品時，要被迫接受更高的價格，這部分的損失是因為壟斷者限制產量，提高價格而造成的。二是在購買數量方面的損失，消費者不能以同一價格買到足夠數量的商品，這部分的損失源于壟斷者限制了產量，因為限制產量等于限制消費者的選擇權，就茅臺、五糧液高端白酒行業的“保價”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由于囤積居奇的炒作、“三公”消費、送禮文化的推波助瀾，價格上漲的趨勢和“保價”的積極行動使消費者的消費成本增加，顯然不利于消費者。

二、我國對高端白酒企業價格壟斷的法律規制

（一）我國現階段規制的狀況與缺陷

經過30年的價格改革，我國基本形成以市場調節價為主，政府指導價為輔的價格機制，政府從價格決策者轉變為價格宏觀規制主體，但是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價格體制改革并不徹底和完善，價格違法問題也較嚴重，價格規制的相關法律發展不很順利。

1、理論層面

目前我國反價格壟斷立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分散存在于《反壟斷法》、《價格法》、部委行政立法，地方政府行政規章中，立法的競合和沖突現象易出現。我國《反壟斷法》中規定對于兩類特殊行業，即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依法實施價格監督。這其中包括酒類行業。對高端白酒的價格壟斷的法律除《反壟斷法》外還有《反價格壟斷規定》、《反價格壟斷行政執法程序規定》。以《反價格壟斷規定》為例，過于概念化，如“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以不公平低價購買商品”中“不公平”概念過于模糊，地區間經濟差異使其很難界定。另外，對現實的復雜性考慮不多，可操作性不是很強。同時，價格壟斷行為本身具有多變性、復雜性和隱蔽性，我國反價格壟斷相關法律法規無法很有效地規制當前的日益復雜的價格壟斷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法經營者在立法出臺的初期不會思考怎樣自覺守法，而更多是處心積慮使價格壟斷行為變得更加隱蔽，鉆反壟斷立法的空子。

2、實踐層面

反壟斷法剛剛實施各方面經驗還不足，取證更為困難，如茅臺、五糧液的違法行為，如果不是經銷商的揭發，那么不會容易發現的。雖然《反壟斷法》第14條規定了縱向壟斷，但在實施的《反價格壟斷規定》和《反價格壟斷行政執法程序規定》中，對縱向壟斷并未進一步細化。這使得在實際的價格壟斷案件的立案調查及審判上帶來技術上的不便，在執法上無法形成統一尺度，不免出現“是否應反”、“輕反重反”和“一事多罰”的問題。另一方面，執法部門之間權力的重疊也是存在問題的，被批評為“并不是一個法律式的，而更多是行政或政治的執行方式”。[7]所以可以看出我國反壟斷法的實施困境，不僅在于立法條文上的不明晰，而且源自立法和法律實施過程中人們對經濟治理方式沒有達成制度和價值上的共識，所以對其進行進一步的完善是很有價值的。

三、我國對其進行法律規制的完善措施

（一）法制建設方面

首先需要法律的綜合規制，單靠某一部門法如《反壟斷法》是不夠的，單一的法律對價格壟斷的規制是薄弱的，需要其他部門法的配合，目前，我國出臺的還有《反價格壟斷規定》、《反價格壟斷行政執法程序規定》等。但是這些法規規定或多或少存在著不足，對于不斷變化的復雜的實踐情況，需要形成一整套的法律和法規體系，形成比較系統完備的價格規制法律體系。同時實踐又推進立法不斷豐富，適時進行修改，以提高正面效應，保持經濟穩定運行和社會的穩定發展。總體而言需要法律的綜合規制。

（二）經濟體制方面

還需要進行綜合治理，做到標本兼治，所以根本上說繼續深化體制改革，打破既有利益分配格局，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將反壟斷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上，把市場機制作為主導經濟運行的最基本機制，因為它是主導經濟運行的“平臺”。所以要政企分開，行政權力充當宏觀調控的角色，避免過多涉入市場自由競爭的領域，保證市場機制有一個良好運作的前提條件。

（三）文化體制方面

積極培育競爭文化，我國特定的市場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我國的反壟斷法的責任不僅是維護競爭，還需要創造一種競爭文化，即全社會形成一種維護競爭機制，尊重競爭規則的共識和氛圍，競爭文化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政府職能定位應從全能型轉變為服務型，少而精準地管理。

其次，對于企業自身來說，在經濟活動中要堅持平等、公平、合法、合理等原則，增加自身對市場競爭機制的認知能力，對于高端白酒行業應不斷革新營銷政策，如將發展重點移至中端白酒，調整渠道。

再次，消費者的觀念也要不斷進步，增強消費者對競爭文化的認識，學習反壟斷的相關政策法規和競爭文化。實踐中，在我國反壟斷法制定實施以來，一些執法和司法案件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與討論，這也證明了人們對于反壟斷、競爭等詞語的進一步了解。

（四）健全聽證制度

健全聽證代表的遴選機制，強化價格信息的公開性，完善價格聽證制度。通過聽證代表、聽證程序等方面制度的修改健全來規制價格壟斷違法問題。

（五）加強輿論監督

通過新聞報道、期刊雜志、網絡等媒體來宣傳普及相關的法律知識，嚴厲打擊不法商家的價格壟斷行為，以監督保證市場運營的透明和安全。（作者單位：河北大學）

參考文獻：

[1] 新浪財經，http：//.cn/chanjing/gsnews/，2013年2月

[2] 張勇. 《反價格壟斷法理釋義》.載中國學術，2012年秋季號

[3] 漆多俊.《反壟斷立法問題研究》.《法學評論》，1997年，第4期：第55頁

[4] 呂炳斌. 《美國商品流通流域反價格壟斷的法律規制研究》. 《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5] 鄧峰. 《傳導、杠桿與中國反壟斷法的定位―以可口可樂并購匯源反壟斷法審查案為例》. 《中國法學》，2011年，第1期

[6] 楊紫@.《經濟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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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正規金融；中小企業融資；法律規范

文章編號：1003-4625(2012)02-0062-04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志碼：A

非正規金融，是相對于正規金融而言的，在我國主要是指非金融機構的自然人，企業以及其他經濟主體之間以貨幣資金為標的的價值轉移及本息支付。有調查表明，全國中小企業約有1／3的融資來自非正規金融途徑，主要表現為親戚朋友等個人之間的借貸、企業之間的借貸、私募籌集資金等，而建立相關的法律引導監管體系也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中小企業融資中非正規金融的現有法律規范

目前中小企業融資中非正規金融活動的存在尚未有專門的、統一的立法，相關的法律規范主要分散在各個法律、司法解釋、行政法規和規章中，詳見表1。

二、中小企業融資中非正規金融現有法律規范的問題

(一)有關中小企業與個人之間借貸的法律沖突

我國現代經濟生活依然保留著農業經濟時代的“熟人社會”的特征，人與人之間通過血緣、工作單位、居住地等方式成為“熟人”并彼此信任，這種道德層面上的信任為中小企業通過非正規途徑融資奠定了基礎，當中小企業特別是其中的家族企業資金不足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親戚朋友及其“熟人”融資，同時，中國的文化傳統使得民眾普遍有節儉和儲蓄的習慣，而近年來物價不斷上漲的現實使得銀行儲蓄不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手中的資金進行投資，首要的選擇便是身邊熟人的介紹或是自身熟悉的中小企業所提供的投資渠道。因此在民間，中小企業與個人之間的借貸便成為了一件“你情我愿、互惠互利”的“好事情”。

但在法律的層面上顯然并非如此。國務院1998年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和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的《整頓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中，都把是否“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作為判斷金融活動是否合法的重要標準，如果單一的以這一標準來判斷，絕大部分中小企業與個人間的借貸都未經批準，都是非法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對中小企業而言，向個人而不是銀行借貸重要原因恰恰是因為非正規金融的手續簡單甚至完全無需審批，這一規定明顯不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

2007年《物權法》實施后，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的這一規定也與《物權法》的相關規定相沖突。《物權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所有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第六十五條規定：“私人合法的儲蓄、投資及其收益受法律保護。”根據《物權法》的這兩條規定，財產所有權人可以依法對自己的財產行使所有權，那么財產所有權人將自己擁有的財產投入到中小企業中并獲取利息的行為，實質上就是行使財產所有權的行為，只要不違反國家有關利率、平等自愿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均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護。按照我國法律效力層級的劃分，《物權法》是上位法，行政法規、規章是下位法，這種上下位法之間的沖突，使得行業監管和司法審判對企業與個人之間的借貸問題觀點往往不一致，不利于法律監管和引導。

(二)有關中小企業間借貸的法律沖突

由于中小企業融資難，關聯企業或者有良好合作關系的企業之間，常常會互相借款，用于短期周轉，但對其是否合法沒有明確的、統一的規定，現有法律規范也存在著沖突。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的《貸款通則》第六十一條規定：“各級行政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供銷合作社等合作經濟組織、農村合作基金會和其他基金會，不得經營存貸款等金融業務。企業之間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最高人民法院l990年的《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四、關于聯營合同中的保底條款：……(二)企業法人、事業法人作為聯營一方向聯營體投資，但不參加共同經營，也不承擔聯營的風險責任，不論盈虧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潤的，明為聯營，實為借貸，違反了有關金融法規，應當確認合同無效。”從上述兩個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對企業間借貸是明令禁止的。

但1999年《合同法》出臺后，上述規定就與《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相沖突。《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形成的借貸關系，應認定為無效。”根據上述兩條規定，企業依法可以成為借款合同的主體，企業之間所簽訂的借款合同，只要不存在《合同法》所規定的無效合同或被撤銷合同情況，并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條有關合同形式規定的要求，就應當受到《合同法》的保護。這種法律規范之間的沖突給中小企業的利益保護帶來了障礙，也無形當中增加了司法的成本。

(三)引導、監管機制面臨的困境

根據1998年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的相關規定：民間融資的監管主體是中國人民銀行。而2003年12月出臺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將監管權限賦予了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銀監會。這實質上確立了一種以行政管理為主、以刑罰懲罰為輔的管理模式，時至今日，這種管理模式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困境：第一，銀監會如何掌握中小企業通過非正規途徑融資的情況?非正規途徑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利弊是什么?哪些非正規金融活動是要重點打擊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得不到梳理，也就無法得出制定相關法律制度的第一手資料；第二，我國沒有專門的、統一的監管制度和準入制度，通過哪些法律制度來引導和制約非正規金融?哪些非正規金融機構可以在監管下從事活動?這些問題都沒有辦法回答。這兩個方面的困境帶來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對非正規金融更傾向于打壓和管制，忽視了非正規金融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有利之處；另一方面把刑罰懲罰作為“最初的”而不是“最后的”防線，“出了事才去管”，對非正規金融中的非法行為沒有有效的預防。

(四)對利率的限制過嚴帶來更大的風險和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3倍。”而2001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于高利貸認定標準問題的函》中規定：“借貸利率高于法律允許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3倍的為高利借貸行為”。由上述規定可見，按照我國目前法律規定，利率超過同期貸款利

率的3倍即為高利貸，而超過4倍即為非法所得，超出的部分不受法律保護。以2011年為例：銀行五年以上貸款年利率為7.05％，以此為基數，年利率超過28.2％的即為非法，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護。

但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借貸利率要遠遠高于這一規定，同樣以2011年為例：2011年6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水平為24.4％，對于一些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來說，“六分利”(年利率72％)、“八分利”(年利率96％)、“一毛利”(年利率120％)也很常見，江蘇浙江部分地區甚至達到過月息30％。這些數字表明，放貸方對于利潤的預期值已經大大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標準，由于超出的部分不受法律保護，對放貸方來說無疑是一種風險，因此，其會竭盡所能將這種風險轉嫁到借款人身上，例如將“高利息”事先從借貸本金中扣除，或者將“本息合計后的數字”寫在借據上，這就使得借款方的風險增加；甚至可能出現一些連帶性的負面影響，例如甲、乙、丙原本都有資本放貸，甲、乙期望的利率為40％，而丙期望的利率為60％，由于40％的利率超過了現有法律的規定，而降低利率甲、乙又覺得與所承擔的風險不符，因此甲、乙決定放棄放貸，那么作為唯一放貸方的丙，面對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會毫不猶豫地要求60％甚至更高的利率……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會使得本來已經不堪重負的中小企業雪上加霜，甚至會使得資本更多的流向那些善于規避法律的主體，增加法律執行的成本。

(五)家族企業的特點給定罪量刑帶來的阻礙

我國的中小企業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家族企業或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經營，“夫妻店”、“父子廠”比比皆是，很多中小企業的經營活動和企業主的個人活動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這給集資詐騙罪的定罪量刑帶來了一定的阻礙。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的規定，集資詐騙罪的首要構成要件就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11月了《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一)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的……”對于家族企業通過非正規途徑募集到的資金，究竟是用于生產經營活動還是個人活動，往往在司法實踐中難以界定，以轟動全國的“吳英案”為例：吳英以募集來的資金購買了法拉利在內的大量高級轎車，公訴方認為吳英此舉是為了個人的享受，符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要件，而吳英的辯護律師則辯稱，吳英所購買的這些轎車是給本色集團下的婚慶公司做業務時使用的，是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的，這種爭議成為吳英是否構成集資詐騙罪的焦點。由此可見，如何區分家族企業或個人獨資企業中企業主的個人行為和生產經營行為需要進一步的確定標準。

三、中小企業融資中非正規金融法律規范的完善

(一)細化《中小企業促進法》的相關規定，鼓勵中小企業利用民間資本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和各省的實施辦法包含很多彈性、原則性條款，而且已經實施了近十年，在目前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情況下，首先應進一步細化中小企業融資的相關規定，例如允許中小企業間的相互借貸，以實現資本的有效流轉；特別是對其中的非正規金融活動制定詳細的法律規定，鼓勵中小企業利用合法的非正規途徑融資，有效的利用民間資本實現自身發展。

(二)盡快出臺專項性法律法規，有針對性的解決現有法律規范中的問題

我國應盡快出臺《放貸人條例》、《高利貸法》、《民間金融管理法》、《中小企業融資法》等專門性的法律法規，并針對現有法律規范中的問題，汲取經過實踐檢驗行之有效的經驗，參考中國香港《放債人條例》、南非的《高利貸豁免法》等內容，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規定：

1.建立專門性的監管機構

根據中國香港《放債人條例》的相關規定：香港設立有專門的放債人注冊處對民間放債行為進行監管；放債人注冊處處長由公職人員擔任，主要負責放債人資格的審查、管理和牌照的發放；放債人在提出申請是除提交必要的資料外，還要經過警務處處長的調查。我國法律可以參考其規定，由中國人民銀行設立專門的非正規金融監管機構，在各省和各市設立二級、三級非正規金融監管機構，建立統一的監管系統。

2.建立監管制度和配套措施

第一，實行準入制度。非正規金融主體想要從事相關活動，必須經過申請、審查和登記。各級非正規金融管理機構在進行審查時，可以充分利用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和公安機關的聯網系統，對申請人的信息特別是信用記錄進行審查，以保證那些遵紀守法、信用度高的放貸人能夠從事非正規金融活動。

第二，實行培訓制度。在各級非正規金融監管機構下設專門的“培訓拓展處”，為獲得審批的非正規金融主體提供人員培訓和能力建設支持，拓寬其融資渠道，實現規模經營。

第三，實現信息支持制度。逐步建立“中小企業信息庫”，對中小企業通過非正規金融融資的對象、資金用途等信息進行登記。一方面為獲得審批的非正規金融主體開展活動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實現非正規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的信息對接，協調各地區非正規金融主體間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另一方面，為司法部門打擊非正規金融活動中的犯罪行為提供證據支持，特別有利于集資詐騙罪等需要確定資金去向的罪名的定罪量刑。

3.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多層次的利率形成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