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條例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治理條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2月28日上午，浙江省綜治辦組織召開《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視頻培訓會，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省綜治委副主任朱晨作講話，省綜治辦專職副主任謝小云作專題解讀。健跳鎮綜治辦根據上級要求，組織辦公室全體人員及網格員收看視頻直播。

新修訂的《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經浙江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五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條例》的正式實施將我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條例》對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信息化的職責分別進行了明確，比如規定省政府應依托省電子政務網建立全省統一的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業務信息采集、交換、共享、加工、研判等工作，保障信息安全，并及時向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提供相關信息數據資料。同時，各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和有關部門也應推進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深度融合，加強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系統的建設和聯網應用，提高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智能化水平。

作為基層網格員，我們更關注《條例》中對于網格化管理工作的規定，其中第二章第九條明文規定：縣（市、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根據地域面積、人口分布、產業布局、社會發展等因素，制定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明確相應標準、程序和管理措施。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應當按照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在村（社區）劃分網格、配備網格管理人員。網格管理人員協助做好網格管理區域內的基礎信息收集、社會治安巡防、安全隱患排查、矛盾糾紛化解、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等工作。

《條例》的出臺全面激發了網格員的工作熱情，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們將不斷提高個人的理論知識水平、開拓工作視眼，使個人的工作能力水平有所提高，注重農村基礎管理工作，引導和鼓勵村民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來。

篇2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但與此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日益突出，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越來越高，迫切要求繼續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完善充分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確保所有人公平發展。

關鍵詞 利益調節；制度體制；公平正義

【基金項目】2014 年河北省委講師團系統科研課題（201406）。

【作者簡介】戈鐘慶，石家莊市社會科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現代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物質財富有了大幅度增長，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但是，伴隨著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社會轉型步伐加快和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中國也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分配不公等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日益突出，并成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渴望和要求越來越迫切。

正確認識當前收入差距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均貧富是不可能的，因為人的能力不同，占有的生產要素不同，除勞動報酬以外，其他生產要素如資本、技術、管理等也要參與分配，分配形式呈多元化，因此，收入之間存在差距是一種客觀現象，我們必須承認這種現實。但同時我們應認識到，收入差距應在社會普遍認可和接受的范圍內，并且這種差距應具有其合理性。合理的收入差距，可以增強人們的經濟發展意識和致富積極性，激勵大家主動創業，促進社會發展進步。相反，如果這種差距是因為權錢交易、非法經營、鉆政策空子、分配不公、行業壟斷等不正當途徑造成的，那么這種收入差距會破壞社會公平正義，長期下去會扭曲人們的價值觀，因貧富差距而形成的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就會產生對立和敵視，如當前存在的“仇富”“仇官”現象，由此而滋生出許多新的社會矛盾和新的社會問題，甚至引發社會危機。所以，既要允許收入差距的存在，又不能無限擴大，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同時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努力構建人格獨立、機會平等、權利行使、話語權表達等與擁有財富多少無關的體制機制，只有這樣，不同階層之間、富人與窮人之間才能彼此認同、彼此尊重，彼此之間的心理落差、仇視情緒才會消除，大家才會和諧相處。

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念。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應建立新的財富倫理觀，更新傳統的財富觀念，轉變致富思路。首先，生財有道。要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和創造獲取財富，在獲取財富的同時要對社會對他人做出貢獻。“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強調的是追求財富要通過正當合法手段獲得，不得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其次，要合理使用財富。財富的獲得是個人能力與社會條件有機結合的結果，財富的獲得離不開社會，那么財富的使用也應當以回饋社會為歸宿。因此，要努力做到富貴不能，戒除貪圖享樂的思想，不要做物的奴隸，要做物的主人，學會科學合理地支配自己擁有的財富，更好地服務于社會，造福于他人，為生活困難的人提供更多的幫助，而不是炫富、擺闊、張揚、無度奢侈等。再次，樹立義利統一的財富倫理觀。要發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精神。提倡共富理念，既要自己致富，又要體現出社會責任，積極主動幫扶他人致富。只有共富社會才會和諧、才會穩定。財富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惟一標準。擁有財富的多少不是成功的惟一標志，也不是幸福的惟一標準。財富并不能反映一切，我們必須反對拜金主義和金錢萬能論。

抓好制度建設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提供重要保障。制度具有根本性、長期性和穩定性的特點，對規范和調整人們的行為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把公平正義的內容轉化為制度設計，引導和規范人們的行為，合理調整不同階層的利益關系，對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具有巨大促進作用。制度制定必須體現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要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生存和平等發展的權利。加快建立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調整財政收支結構，把更多財政資金投向公共服務領域，不斷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不同階層群眾公平分享改革成果。

完善利益調節機制，構建公平正義的社會保障體制。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正確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環節。在訴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必須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確保不同群體的利益得到保障。教育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根據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綜合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以及說服教育、民主協商等方法，及時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建立相應的利益調節機制。當前應重點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尤其對教育、醫療、就業等群眾關心的突出問題，應加大投入著力解決。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運用稅收手段調節過高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在政策上要向低收入群體、弱勢群體傾斜，從根本上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篇3

人，作為社會主體，人與人的不可分離的群體屬性，就決定了秩序對于人類的意義，沒有秩序就沒有真正的共同生活。法作為一種具有外在強制性的行為規則，就是為了維護人類的公共秩序狀態而產生的。法的秩序價值的實現，是指法有效地調整社會秩序，實現法所預定的秩序目標，并使依法建立的秩序得以維持、鞏固和發展。而對社會利益的調整，則是法實現秩序價值的一種重要方式。說到利益的調整，我們先回顧一下王海打假案。

二、王海“打假”背后的故事

1998年9月，一位叫王海的打假英雄將天津某華聯商廈告上法庭，案情大致如下：王海在華聯商場購買了40個電話臺燈，該電話臺燈的電話部分無入網證，燈具部分有四項不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故要求華聯商廈向其賠禮道歉，并雙倍返還購燈價款，電話臺燈由法院予以收繳。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在1998年3月25日，王海曾將購買過的電話臺燈經他人在國家電光源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檢測，檢測結果不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后于9月，王海購買了相同款電話臺燈40個并于當日持國家電光源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檢測報告，要求華聯商廈雙倍賠償其經濟損失。華聯商廈方面提出王海購買臺燈后十分鐘就手持檢驗報告索賠，購買行為不以生活消費為目的，不屬于消費者，只同意退還貨款，不同意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行雙倍賠償。一審法院及二審法院均認為，華聯商廈作為商品銷售者，應依產品質量法的有關規定承擔產品質量責任，向王海退還貨款。而王海在其得知有關部門對電話臺燈的檢測結果后大量購買，隨后要求華聯商廈雙倍賠償損失的行為，不能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賠償，對王海的訴求不予支持。

至此，王海敗訴了。由此引發出的一些問題卻值得我們思考。

三、調整利益以實現維護秩序

有一種利益理論認為，行為者服從利益而非法律。若行為者權衡服從法律與不服從法律的利弊后，發現服從更有利，便會守法；發現不服從更有利，違法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我們用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王海積極打假的行為和商家售價的行為。利益決定著法的形成和發展。法律對社會的控制離不開對利益的調整，而法律對利益的調整機制主要又是通過將利益要求轉化為一定權利，并把它們及相對的義務歸諸法律主體，同時還要通過維護權利和強制義務的補救方法―懲罰、賠償和制止等來實現。

要想制止制假售假商家的違法行為，就要加強他們守法的利益，也就是變相地加大對他們違法的懲罰。從這一觀點出發，對于懲罰性賠償這一方法，應該能用就用，不光要賠，還要多賠。以美國法律為例，他們主張保全私權利，維護公共秩序而采取嚴格懲罰性賠償的方法。雖說對某些商家造成較大損失，但從公共利益的保護層面看，是很值得借鑒的。

王海的敗訴核心因素是對“消費者”這一概念的定義。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個人和單位。《消保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根據前面所提的利益理論，基于行為者對利益的服從，我認為，消保法里關于“消費者”的定義應該擴大解釋為：消費者是指為滿足生活消費，辦公或者其他正當的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個人和單位。在原先定義中，消費者人群限制為為生活消費需要，這樣定義未免太局限。即便不為生活消費所用，而是用作辦公、生產或是其他正當的目的，也不應當排除在消費者行列之外。如果能做此定義，擴大消費者的范圍，一方面能加大對商品買受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制假售假商家賠償范圍，加大了違法成本和承擔處罰的風險，對不法商家的威懾力加大，這對于制止他們的違法行為會有很好的作用。從這一點出發，可以有效地提高對交易秩序的維護。

然而，王海在購買商品時既非用作生活消費所需，又不是其他正當合理的用途，目的僅是獲賠收益，所以王海并不應當被認作是消費者。表面上看，他是在依照消保法維護權益，但這種以索賠獲利為目的伸張法律正義卻并非真正的正義。法院對其知假買假，鉆法律空子的認定不是沒有道理。單從行為上，不可否認其正義性，但他的動機與目的卻超出了維護秩序、捍衛法律權威的界限，更多的延伸向了謀取利益，而這種利益的謀取，卻是不正當的，非正義的，即使其打假行為本身是一種維護公共利益的手段。

誠然，充斥于交易市場的制假售假，不僅侵犯了消費者的私人利益，也擾亂了市場秩序這個公共利益。對這個公共利益的任何侵害都是對消費者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威脅。所以，面對這樣的問題，必須采取積極措施處理。具體的方法有：第一，擴大消費者定義范圍，從一般的生活消費擴展到包含其他正當消費需要，以此保護真正應予保護的群體。第二，加大懲罰力度，以巨額賠償威懾制假售假者。也讓違法商家由于忌憚過大的處罰風險而收斂行為。第三，國家行使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能。例如在王海案中，應該在退還王海貨款以后，對商家采取沒收不合格產品，并處以較大數額罰款的措施。這樣一來，既懲處了制假造假的不法商家，維護了公共利益與市場秩序，又能夠維護權利主張的正當正義性。

篇4

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大量的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為了了解畢業生的社會適應能力，掌握畢業生的上崗情況，進一步提高畢業生就業的可持續發展，為今后的就業工作提供依據。本人對無錫職業技術學院機械技術學院2013屆畢業生的綜合能力和初次就業崗位進行了跟蹤調查。調查采用抽樣問卷形式，分畢業生自我評價和用人單位評議兩個方面。現將本次調查情況分析如下。

1 畢業生綜合能力

1.1 就業現狀

對于初次就業的學生，最關心的問題是所學專業是否與市場需求接軌，在調查中，認為所學專業符合市場需求的，占65%，還有34%的同學認為基本符合市場需求。表明畢業生對所學專業的認同，對就業狀況持樂觀態度。

對畢業生最關心的薪酬問題，根據調查，70%以上的學生初次就業的月收入在1800～2500之間。而在前期的畢業生就業預期的調查中，占85.15%的畢業生將起薪（實習工資）定在2000以上。

畢業生初次就業后工作基本穩定。在調查中，67%的學生工作后沒有更換過單位，24%的學生更換過一至二次單位。這一方面反映了學生和單位的相互認可、相互適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校與企業間的長期合作。

1.2 人際關系

在畢業生就業中，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團隊協作能力是非常重視的，因為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安心工作、發揮能力的基礎。

根據調查統計，59%以上的畢業生是通過學校提供的招聘機會落實單位的；另外，個人自薦和親朋同學介紹的也分別占18%和16%。這表明學生具有一定的自我推銷能力和融洽的人際關系。工作后，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難題、困惑時，選擇向單位同事、老師交流的分別為50%、22%；向家人、同學訴說的也分別占35%、34%。在認為自己能適應工作主要依靠廣泛的人際關系的為39%。說明學生也認為人際關系在工作中的作用。

從調查結果看，由學校到單位，畢業生都面臨一個適應期，但大部分學生都能選擇適當的方式交流，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難題、困惑時愿意向單位同事、領導和同學進行溝通，這也有利于及時化解矛盾，解決問題。

1.3 工作能力

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是學生較快適應社會，獲得單位認可，融入企業團隊的保證。

根據調查，在認為自己能適應工作主要依靠專業技能和管理能力的為72%，選擇吃苦耐勞和鉆研精神的為73%。在認為自己在工作中受單位的重視程度方面，78.6%的學生認為比較重視。在對學校所學專業知識在工作中的運用情況中，67%的學生認為運用較多，但還不夠，需要進一步學習。另外，有58%的學生認為通過學校培養，專業知識和技能扎實，有助于較快適應工作。

2 用人單位的評價

高職教育的性質決定了畢業生的就業是面向生產和服務一線，因而高職類畢業生的就業具有面向基層、專業對口的特點。而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認可是畢業生就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在調查中，單位對畢業生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掌握和熟練程度方面，評價為強的占到74.5%；在上崗過程中的適應能力方面，評價為強的為78.6%；所在單位和部門對畢業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評價為優的占到80.4%。說明用人單位對我院畢業生的總體認可。

3 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培養方面的問題和不足

通過對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的調查，總體上畢業生的社會適應能力獲得了學生和用人單位的認可，學校的教育培養對畢業生的人際交往和專業知識、技能的掌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仍有一些問題和不足和需要提高的方面，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在調查中，相當部分畢業生對初次走上工作崗位還有一些困惑，表現出不太適應，建議在校期間能增加人際交往、溝通交流方面的活動。

（2）雖然畢業生對在校期間所學專業知識和技能在工作中的運用情況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有畢業生反映，在校期間因班級學生人數多，上實訓課時每臺設備人數較多，效果不夠好。

（3）畢業生就業后，因工作性質和崗位的不同，對有些課程的要求也不盡相同，有學生建議開設針對畢業班學生的選修課程，如社會學、管理學和文書寫作的課程等。

（4）有用人單位反映部分學生不愿做基礎工作，嫌苦怕累；也有學生為些小事就跳槽，并且不跟單位辦理辭職手續。

4 對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培養的思考

根據以上的調查和存在的不足，為進一步提高畢業生社會適應能力，促進學校的良好發展，今后要在以下幾方面做好工作。

（1）畢業生就業工作是高等學校辦學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學校工作的生命線”。因此，要重視畢業生的就業工作，使畢業生以積極的心態走上工作崗位，發揮作用，建功立業。

（2）深化教學改革，改善課程設置，加強實踐環節，培養具有較強的實踐操作能力及具有良好團隊精神和吃苦精神的復合型人才。

（3）從班級建設著手，增強學生的溝通交流。班級是學生的基層組織，要通過良好的班級建設，形成成員之間的良好關系和大局意識，克服江湖義氣，完善自我。

（4）要加強對學生的誠信教育，信用是一筆無形財富。最終在用人單位受到歡迎的，還是那些誠信度高的學生和信譽好的學校。缺乏誠信的做法，不利于個人的成長進步，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在社會上立足。

（5）通過往屆畢業生的成才事例，讓畢業生了解就業就是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領域，適合社會的需要就是自身努力的方向。

篇5

關鍵詞：知識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相對主義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簡稱SSK)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主張迅速產生了國際性影響。屬于SSK流派的有愛丁堡學派、巴斯學派、巴黎學派等。一般來說，愛丁堡學派是SSK流派中發展最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科學知識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是由自然界決定的，還是由社會決定的?按傳統的看法，自然界對于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實證主義者認為來自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自然科學知識；反映論者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反映。而社會建構論者則否定或貶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在這一構造過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會建構主義確實把對知識社會性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思想淵源、理論來源和社會背景進行探析。

一、SSK產生的思想淵源

知識社會學是隨著社會學的出現而產生的。“知識社會學”這一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來的，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確立于20世紀20年代。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先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赫克曼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也給出這樣的評價：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

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所有人都對把自然科學列入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圍的可能性持有異義，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的長期脫節。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科學知識)，它根本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故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如宗教、意識形態等)，它明顯地受社會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局限性。這被稱為“知識二分法”。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及科學知識便以其效用性、嚴密性、權威性而在人類社會中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甚至是無與倫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學主義者看來，科學幾乎是全能的和有益無害的。正是由于這種科學觀，傳統的社會學家也賦予了科學的特殊的地位，傳統知識社會學不去關注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僅僅限于非純粹知識的研究，如知識社會學研究早期代表、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他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的社會決定”的思想，也從社會角度把思想解釋為一種反映在宗教、合作機構等集體表現之中的集體現象。他認為知識是同社會秩序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需要才從社會聚合的基本原則中產生出構成集體表征結構的精神范疇。但是關于科學知識能否進行社會學研究時，迪爾凱姆認為，有關科學的社會學研究是可能的，但這一研究比對其他的學術活動領域的研究有較為有限的形式。原則上，我們可以說明社會發展如何帶動了科學的出現，我們可以研究科學共同體是否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能夠使科學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見、成見和學術歪曲；我們也可以分析科學專家的少數派觀點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會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們難以對科學知識提供社會學的解釋，因此就其內容而言它是真實科學的，是獨立于社會環境的。

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長期努力的德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受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舍勒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了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