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態勢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態勢，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sesdominatingtraitsofmacro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intheyear2004andthefirstseasonof2005.Then,itplaysimportanceonthestrengtheningonthemarketincreasebydeepeningreformation.Lastly,itdemonstrateshowtoregulationeconomybythegovernmentfromthreeaspects.

關鍵詞：宏觀經濟調控市場銷售經濟結構

Keywords:Macroeconomicregulationmarketingeconomicstructure

1.引言

中國經濟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續2003年擴張趨勢而加速增長。在國內需求主導的經濟擴張過程中，經常項目余額逆周期運動而凈出口需求大幅度減少。同時，針對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信貸規模過快增長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運輸瓶頸制約加劇問題，一系列緊縮性宏觀調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臺。從第二季度起，中國經濟景氣開始收縮而逐步轉折下行。不過，2004年中國經濟保持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將CPI指數上漲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時實現了9%以上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在2004年實際GDP水平已經接近潛在GDP水平的基礎上，使2005年實際GDP增長速度進一步接近潛在GDP增長速度，促進潛在供給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主要有以下特征：

1).經濟走勢前高后低。一季度經濟增長偏快，投資增長過猛，部分行業投資過熱。之后，中央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出臺了控制貸款、縮減財政支出、暫停建設用地審批、清理投資項目和開發區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下半年經濟逐步回落、趨穩。

2).進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全年進出口總額達1154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5.7%。其中，出口5934億美元，增長35.4%；進口5614億美元，增長36%。貿易順差32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65億美元，貿易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進口增幅回落。

3).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趨于穩定。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70073億元，比上年增長25.8%，增速比上年回落1.9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19.1%。其中，城鎮投資增長27.6%，增速比上年低1.5個百分點。從走勢看，年初城鎮投資過快的增長勢頭在上半年已經明顯回落。6月底的累計增長速度已降至略高于30%的水平，下半年投資增速基本趨于穩定。

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上升。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53950億元，比上年增長13.3%，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10.2%，增速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其中，城市消費品零售額35573億元，增長14.7%；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18377億元，增長10.7%。分行業看，批發零售業零售總額44840億元，增長12.5%；餐飲業零售額7486億元，增長21.6%；其他行業零售額1624億元，增長1.5%。

5).物價水平溫和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上漲3.9%，商品零售價格上漲2.8%，兩者漲幅分別比上年提高2.7和2.9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1.4%，是1996年以來漲幅最高的一年。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6.1%，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5.6%，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13.1%。從走勢看，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的峰值出現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則快速走低。

總體來看，2004年中國經濟依然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各項經濟指標均反映了經濟運行的較高水平。在宏觀政策的調控下，經濟運行中一些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體制性因素影響，宏觀調控的成果還需要進一步鞏固，特別是在開放條件下，經濟運行的外部影響在加大。

3.2005年第一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2005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了較快增速，國內生產總值達31355億元，同比增長9.5%，比去年同期低0.3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逐步向理性區間回落，工業生產和出口均保持強勁增長，消費增長加快，物價上漲呈現明顯的結構性特征，經濟運行態勢基本良好。

1).國內市場銷售較旺

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5112億元，同比增長13.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9%，比去年同期加快2.7個百分點。其中，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090億元，增長14.7%；縣及縣以下5022億元，增長11.7%。分行業看，批發零售貿易業12616億元，增長13.6%；餐飲業2063億元，增長17.2%。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升級是帶動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因素。

2).固定資產投資增幅繼續回落

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0998億元，同比增長22.8%，比去年同期回落20.2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9037億元，增長25.3%；農村固定資產投資1962億元，增長12.7%。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房地產開發投資2324億元，增長26.7%。分行業看，農業、能源、交通等行業投資得到加強，水泥、冶金等行業投資繼續得到抑制。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134億美元，同比增長9.5%，增幅較上年同期高2個百分點。

3).出口保持快速增長

一季度全國進出口額為2952億美元，同比增長23.1%，增幅回落15.1個百分點。其中進口1393.1億美元，增長12.2%，增幅較去年全年回落23.8個百分點；出口1558.9億美元，增長34.9%，增幅較去年全年回落0.5個百分點。累計外貿順差165.8億美元，主要是進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國內投資需求增勢減弱。出口增幅雖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這種格局意味著出口增長依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同時也意味著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加劇。

4)．工業產出水平穩定增長

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增加值14415億元，同比增長16.2%，增幅較上年同期低1.5個百分點，比去年全年低0.5個百分點。其中，重工業增長16.3%；輕工業增長16.0%。分產品看，發電量、原煤、鋼材分別增長13.0%、9.1%和22.4%，微型電子計算機、移動電話機、傳真機分別增長57.5%、23.9%和34.1%。汽車生產增長1.6%，其中轎車下降2.8%。

5).物價水平仍在可接受區間

一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升2.8%，漲幅與上年同期持平，較去年全年回落了1.1個百分點。其中，城市上漲2.5%，農村上漲3.5%。分類別看，食品價格上漲6.1%，居住價格上漲5.6%，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價格上漲2.6%，其它類商品價格基本維持穩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上漲1.6%，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1.8%，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5.6%，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0.1%。

6).金融運行基本平穩

3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為26.5萬億元，同比增長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5.1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0.6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為9.5萬億元，同比增長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0.2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3.7個百分點。市場現金流通量(MO)為2.1萬億元，同比增長10.1%。3月末，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為19.8萬億元，同比增長13%；存款余額為26.9萬億元，增長15.6%。

以上情況表明，2005年第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延續了上年的良好態勢，投資、消費、外貿出口和外商投資均保持了較快增長，為全年經濟增長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但是也要看到，經濟運行中的不穩定因素依然沒有完全消除，宏觀調控成果有待進一步鞏固。特別要注意克服經濟運行中的體制“瓶頸”，應通過深化改革加強市場自主性增長的基礎。

首先，由于經濟結構中的深層矛盾，龐大工業產能一方面使70%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資增長和國際市場來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關鍵生產要素瓶頸的存在，難以支撐持續的投資高增長，而依靠國際市場則必然受到全球資源供給和需求狀況的雙重制約。

其次，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受國際市場資源類產品供求關系緊張和價格上漲影響，輸入性通脹對國內經濟運行的影響日益增大。在國內消費市場趨于飽和的情況下，上游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要么轉化為工業庫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產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經濟增長吸收勞動力的能力相對較低，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就業壓力始終存在，加上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國內消費難以實現大幅增長。要保證宏觀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圍內小幅波動，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觀調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觀調控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正確把握調控方向，選擇調控目標十分重要。

4.如何調控

在調控方向上，是繼續抑制經濟過熱，防止反彈；還是反向操作，防止經濟的加速下行；或是穩定現行政策，觀察發展動態；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斷。如何調控，取決于我們的調控目標，也就是說，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調控結果。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權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內需和外需；三是總量與結構。盡管這三組關系并不是完全對立的，但確實要有所取舍。

第一個方面的權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標。

年初確定今年的增長目標是8％，可以有把握地說，沒有極特殊的事件發生，實現這一目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允許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處？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從當前的情況看，如果僅僅是工業增長和工業投資放緩使GDP增速適度回落，對于防止今后幾年的能力過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說，略微降低一點當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兩年保持相對高一些的增速。從持續穩定發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當然，當前增速的回落應有一個底限，我認為中央確定的既定目標就是這個底限。另外，在消費增速相對平穩的條件下，有可能影響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個是房地產市場的急劇收縮。所以，在權衡短期目標和中長期增長目標時，關鍵是要把握好對這兩個部門的調控力度，以保持國民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個方面的權衡是內需和外需。

從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一直保持雙順差。10年來，貿易順差累計約3000億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資大體上每年在400億－600億美元之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今年上半年，貿易順差396億美元，考慮到去年同期近80億美元的逆差，僅凈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約3800億元人民幣。這樣的結果對增長、就業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這樣的出口實績是因為我國產業和產品的總體競爭力提高的結果，是在各種經濟參數比較合理的條件下取得的結果，應該說不足為慮。問題是我國的生態、環境的成本在很多情況下沒有計入，資源的價格偏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等社會成本也沒計入，這就使出口高速增長的負面影響增大。一是貿易摩擦增多；二是資源配置惡化與資源環境的壓力加大；三是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外匯占款增加，貨幣政策的操作難度加大；四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造成資本被動對外輸出，從總體上看不符合國家的長期利益。因此，無論是維護當前的宏觀經濟穩定，還是促進經濟的中長期發展，都有必要對內需與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加以評估。綜合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對戰略與政策調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適度調整政策，改變粗放型出口擴張戰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質量和效益。同時，提高消費率，切實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力，減少對外部需求的過高依賴和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負面影響。

第三個方面的權衡是總量與結構。

一般說來，在總量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調整結構比較難；在供大于求的條件下，結構調整的內在動力就會增加。從2002年底這輪增長進入上升通道后，結構性矛盾就日漸突出，主要表現是煤電油運等瓶頸制約增大，采掘業、資源型產業與原材料工業和制造業的矛盾加劇。今年1－5月，鐵礦石原礦量、生鐵、粗鋼、鋼材、鋁材、焦炭、紗、布、硫酸、燒堿等產品以遠高于工業增加值的增速增長；而載波通訊設備、光通訊設備、程控交換機、移動通訊機站、電工儀器儀表、大氣污染防治設備等產品都呈負增長。這表明，結構性矛盾還在加劇。很顯然，在總量高速擴張的情況下，結構調整的收效不會太大，而且這種結構的扭曲從長遠看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長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總結

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保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需要為結構調整提供適宜的總量環境，需要在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上下大力氣。當然，總量是影響結構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調整結構還必須深化改革，理順經濟參數，校正經濟主體的行為。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3.汪祥春.宏觀調控與價格機制[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篇2

關鍵字：宏觀經濟；離婚率；影響；非參數統計方法

一、引言

近幾年來，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大變革以及經濟全球化下的經濟大發展,使得以婚姻為紐帶聯接起來的家庭關系承受越來越大的沖擊。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可避免的社會貧富分化和社會分層所帶來的生活壓力嚴重制約了純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現代人對婚姻生活品質期望提高，許多人在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之后又重新著眼于較高的精神追求，開始不滿現實的"湊合婚姻"而提出離婚。離婚率逐年上升，給婚姻家庭生活蒙上一層陰影。

二、離婚問題研究現狀

在國內，由于數據的缺失以及影響離婚率的因素不好量化，目前關于離婚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還主要停留在文字敘述階段，很少進行實證分析。進行實證分析的學者中大多數只就GDP對離婚率的影響進行一元回歸，說明了經濟的發展對離婚率有負面影響，方法比較單一；而另一些學者雖然盡量細分了經濟的各個方面，但由于中國數據缺乏的問題只能采取截面數據進行研究，因此不能反映離婚狀況的逐年趨勢與經濟發展趨勢的關聯性。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收集及處理

通過《中國統計年鑒》查詢2001-2008年各省的離婚對數、期末人口數，并計算年平均人口數=（期初人口數+期末人口數）÷2；粗離婚率 =當年離婚對數÷年平均人口數；平均離婚率 為2001-2008年各省的離婚率的算術平均數。

（二）分析

從橫截面來看，將我國31個省按經濟區域劃分[1]， 東部地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11個省市；中部地帶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帶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等12個省、自治區。其中經濟發展程度由高到低為：東部>中部>西部。按照隨機原則，在東部抽取8個省，分別為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中部抽取7個省，分別為：山西、吉林、安徽、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西部抽取8個省，分別為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廣西。通過非參數統計分析[2]的kruskal-wallis檢驗方法，對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省級之間離婚水平的是否存在差別進行檢驗，原假設為東部、中部、西部的離婚率無差異，備擇假設為東部、中部、西部的離婚率存在差異，采用的數據為2001-2008年各省平均粗離婚率，以此消除偶然誤差。

通過minitab軟件，得出Kruskal-Wallis 檢驗結果，已對結調正的H值為4.65，P值為0.098。在10%的顯著水平下，P中部>西部，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

從時間序列來看，用非參數統計的Page檢驗方法來檢驗，在2002至2008期間，隨著經濟不斷飆升，全國各省平均離婚率的的發展趨勢是否也呈上升趨勢。原假設為離婚率呈不變的趨勢，備擇假設為離婚率呈上漲趨勢。算出數據集的秩 ，得出Person相關系數為0.8，Page檢驗的P值遠遠趨近于0，小于0.05，可見拒絕原假設，認為各省平均離婚率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上漲。

四 、結論

綜上所述，宏觀經濟與離婚率正相關，也就是說宏觀經濟對離婚率有負面影響。隨著經濟的騰飛和社會的轉型,使人們的生活質量、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城市化進程、經濟的發達、居民消費水平,使社會和家庭聚合力大為弱化,因此離婚率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并不奇怪。而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更大的一個變化是女性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逐漸提升，許多職業女性的工資高過了其丈夫，可能也會令雙方關系緊張，加之工作時間的增加相對縮短了夫妻雙方溝通的時間，這也可能使婚姻觸礁。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于婚姻質量、感情需求和愛情期望也有所上升，以前覺得能湊合的，現在就不能容忍了，也是導致離婚率上升較快的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1] 周紅.中學地理教學[M].2003

篇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篇4

世界經濟發展總體趨勢：全球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速低于預期。

世界經濟保持溫和低速“平庸”增長態勢，呈現出明顯分化的特征，增速明顯低于預期。新興市場風險已經增大；先進經濟體低于預期的通脹水平給經濟活動帶來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已經重新浮現。

2014 年前三季度， 美國GDP環比折年率-2.1%、4.6% 和3.9% ；日本GDP 環比折年率6.0%、-7.1%和-1.6%， 歐元區GDP 環比增長0.2%、0.1% 和0.2%。2014 年一、二季度俄羅斯經濟增長0.9%、0.8%、0.7%，印度增長4.6% 和5.7%，南非GDP 增長1.7% 和1%， 巴西GDP 增長1.9% 和-0.9%。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點：近年來，我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顯著提高，連續十個季度在7% ～ 8%之間運行。同時，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結構調整陣痛期的“三期疊加”階段。

2014 年前三季度的GDP 增長7.4%，同比放緩0.3 個百分點；1 ～ 9 月，城鎮新增就業1 082 萬人，增加16萬人；CPI 溫和上漲2.1%，PPI 下降1.6%，連續31 個月下跌。

總書記5 月在河南考察時提出“新常態”，7 月再次強調。此次APEC 會正式定義新常態：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新常態帶來的新機遇：首先，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第二，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于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第三，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第四，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經濟增長動力依然不足、結構性就業矛盾、生態環境惡化、食品藥品質量堪憂、糧食安全難度加大、社會治安狀況不佳。具體表現：一是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周期，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二是產能過剩的局面尚未改變；三是地方性債務負擔增加，財政收支壓力較大；四是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金融風險加大；五是企業產成品庫存增長過快，面臨去庫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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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展望；綜述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5）05-0039-06

在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背景下，宏觀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我國2014年全年GDP增長率在7.4%，略低于7.5%的經濟增長目標，延續了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下滑趨勢，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的拉動效應略顯疲態，經濟增長正處于一個換擋換動力的調整時期。一是經濟增速連續跌破下限。進入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跌破7.5%的年初政府工作目標，第3、4季度則繼續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的區間，全年經濟增速創24年新低。二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盡顯疲態。近些年我國出口保持低位增長的態勢下，2014年2月出口出現了-18%下滑，之后繼續維持低位震蕩，全年進出口增長2.3%，其中出口增長4.9%，進口下降0.6%；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30%已經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購置款的房地產投資2014年11月份以來已經進入負增長，消費雖然取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拉動力，但是消費需求也保持著一個逐年下滑的態勢，201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回落到10.9%。三是物價水平持續走低。2014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目前已連續4個月運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別為1.4%、1.5%，創下近年來的新低。四是經濟發展預期有所惡化。2014年7月份以來，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從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經靠近經濟強弱的分界點50%。經濟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的指數從3月份就一路下滑，從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①宏觀經濟在2014年增速回落的過程中同時表現出一些可喜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一是需求結構出現新變化，消費拉動力增強；投資結構改善，民間投資開始發力。二是第三產業占比超過第二產業，經濟呈現服務化態勢；經濟增長的就業吸納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長、高就業”格局初現。三是中小企業快速發展，新興產業加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城鄉關系更趨協調。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與挑戰，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結構調整陣痛顯現，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多，部分經濟風險顯現。”

未來幾年是新常態統領中國經濟工作的關鍵年份，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年份，未來幾年將面臨經濟增長速度、增長動力、經濟結構、發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轉型切換。但是轉型切換的過程充滿風險，一方面是中國經濟之前的經濟發展方式力量在逐漸弱化，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新的常態的經濟驅動力還沒有強大起來，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貿易政策變動等不確定的外部環境增強，總體看，未來中國宏觀經濟將面臨三大風險和六大挑戰。

一、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三大風險

一是發展速度換檔的風險。改革開放以來，在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城鎮化紅利的推動下，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1978～2007年均增長率高達9.8%，2008年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瞬間急速下滑，從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年均經濟增速低1個百分點。順應經濟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長速度換檔期”的判斷。增長速度換檔切換是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內在反應，但是在切換的過程中也存在換檔的風險，這一階段經濟增長容易陷入停滯，近期我國增長速度連續跌破7.5%的下限，出現繼續探底的趨勢，預計未來幾年我國經濟增速會進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區間波動，這一風險值得警惕。

二是發展動力置換的風險。從舊的發展方式向新常態過渡，一個重要內容是經濟發展動力的轉換，但轉換過程如果發生動力斷檔，那將會給經濟造成斷崖式下跌的風險。當前依靠要素投入為核心的增長動力在弱化，新的創新驅動的動力機制還沒有培育起來；依賴投資、進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在減弱，新的以消費為主的推動力還在上升；舊的支柱產業在衰退，新的戰略性產業雖然蓬勃發展但其主導性、牽引力還沒有充分發揮；舊的經濟增長點在多年發揮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小荷才露尖尖角。發展動力一旦青黃不接，經濟可能出現失速風險。

三是發展體制轉軌的風險。不可否認，過去多年來，在趕超型的經濟模式中國政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動經濟增長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這種政府主導型的發展中，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投資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系統，配之以開放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共同推動了我國經濟迅速趕超。我國也很早就意識到這套體制的缺陷，開始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但由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過度依賴高投資和進出口的問題更加突出，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經濟增長方式。但在經濟“新常態”要求下，發展驅動力要從投資、出口轉移到創新上來，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經濟體制轉型勢在必行。體制轉軌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程度差異較大，從而加劇了整個宏觀經濟形勢的波動程度，這種體制轉軌對宏觀經濟產生的波動很可能使經濟發展出現斷層，從而影響發展速度，而未來幾年恰恰是這樣一個關鍵時點。

二、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六大挑戰

一是宏觀調控效用遞減。2014年我國面對經濟持續下滑，通過微刺激來穩定經濟增長，避免了大水漫灌。但是連續刺激也出現了一定的問題，那就是邊際刺激效應遞減。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統計，近幾年貸款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幣貸款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經濟增速提高0.73個百分點；2008到2014年，人民幣貸款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經濟增速提高0.47個百分點。基于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我們通過計算社會融資對資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會融資貢獻的資本形成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元，2014年進一步下降為1.68元。這意味著通過增加社會融資來擴大投資的邊際成本在增加，隨著增量資產產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資的GDP貢獻率在下降。這些都增加了我國經濟刺激的難度。

二是金融“融而不通”帶來的融資約束。金融是實體經濟發展的血脈，血脈如果不通，實體經濟也很難有好的表現。近年來金融領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結構異化、脫實入虛、企業融資成本高企等現象，對我國經濟發展不利。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金融總量增速下滑。貨幣增速連續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長12.2%，低于中國人民銀行年初13%的目標。M1的增長速度更低，2014年僅增長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經擴大到9個百分點，意味著貨幣流動性下降，表明人們消費信心降低，投資信心趨弱。貸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6.46萬億元，比上年下降4.8%。貨幣發揮作用具有時滯，2014年連續出現的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低增長將會制約我國的經濟發展。第二，貨幣流通速度降低。從M2與GDP之比來測算，2002～2008年貨幣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09年以來則連續下降，2014年已經下降到0.52，這意味著未來創造同樣的GDP需要更多的貨幣來實現。第三，融資成本高居不下。根據統計，2014年我國貸款基準利率為6%，在11月22日貸款基準利率才下調至5.6%，遠遠高于美國的3.25%、歐元區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國的0.5%，高于全球主要經濟體。根據調研，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資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第四，貨幣金融資源配置出現嚴重問題，突出表現在金融與工業經濟的背離，中小企業融資難與大企業融資便利，國有企業融資便利與非國有企業融資難。我們一直在鼓勵金融資源更多向中小企業與創新型企業配置，但是目前金融體制下金融資源卻更多向大型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領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債券市場上，國有企業和城投平臺發行債券合計占比高達87.63%，而民營企業僅占5.47%。金融體系存在的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的，將對我國經濟發展形成較強的融資約束。

三是房地產行業新常態化后的低增長。房地產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剛性收入約束和庫存銷售雙重壓力，導致房地產投資很難出現20%以上的高增長，受市場力量的自身調節，未來房地產行業投資增速進入低速增長區間，行業競爭倒逼市場出清，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市場力量主導的自我調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積50.49億平米，商品住宅待售面積5.72億平米，兩者合計56.21億平米，而過去5年年均商品房銷售面積9.8億平米，即使未來沒有新開工建設，消化這56億平米的供應就需要6年左右的時間，隨著保障房建設加快，住房登記制度實施、房產稅等將擠出部分存量房，這都增加了潛在供應。從需求面看，我國人口拐點正在出現，20～49歲的購房人口總量2015年將達到高峰，隨后進入下降通道，城鎮化速度也有所減緩，2014年城鎮化率已經放緩到1.04%，國內民眾對房產的投資性需求將減弱。房地產開發企業對地產的投資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間，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年均增長速度高達25%，其中住宅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19%。2014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1～11月同比增長11.9%）、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增速（1～11月同比下降14.5%）、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增速（1～11月同步下降8.2%）、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本年到位資金增速（1～11月同比增長0.6%）以及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94.3）等指標全面回落，預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速度還將進一步回落，房地產投資將從超高速增長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長區間，房地產行業高強度、大面積、高速度的市場規模擴張歷史將結束，瘋漲、泡沫、暴利的投資時代要逐步回到理性、常態、均衡的狀態，適度、中低速、可持續發展將成為房地產行業的新常態，房地產市場周期性調整顯現，樓市價格將進入下行通道，其低水平增長可能對我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四是全球價格下行通道中的通縮將給經濟造成不良影響。從國際上看，現在主要經濟體基本處于低通脹環境，有些經濟體正在滑向通縮。美國2014年12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創下3年來最大跌幅，歐元區PPI已經從2013年7月持續17個月負增長，11月CPI下滑至0.3%。而在原油價格不斷下跌的情況下，歐元區通脹仍然有繼續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價雖然在安倍經濟學的推動下走出通縮，但目前仍然處在一個較低的通脹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調消費稅的影響，其CPI僅有0.7%。全球低通脹環境通過國際貿易影響到中國的價格水平。從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來看，近期國際油價大幅下跌，連帶銅、鋁、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對于大宗原材料嚴重依賴進口的中國來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門的通縮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價格下跌將傳導到下游消費品領域。以下幾個因素會對價格走勢形成負面影響，增加通縮風險。一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帶來的輸入性通縮風險，2014年下半年以來石油價格暴跌將通過中上游部門向下游部門傳導，這種傳導效應將在2015年上半年出現；二是PPI連續負增長傳導到消費品價格領域導致CPI繼續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幣兌美元價格穩定導致人民幣貿易指數持續上升，貨幣升值帶來輸入性價格下跌風險。在我國債務規模持續擴大的背景下，通縮將使債務人處于一個更加艱難的環境，要防止生產和價格、通縮和債務的惡性循環。

五是就業出現階段性萎縮。充分就業是各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也把就業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下限聯系起來，提出穩增長是為了保就業。近幾年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持續下滑，但是就業展現出很好的態勢，從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業人數都在1 000萬人以上，但有數據表明就業市場上的崗位需求實際上是在下降的。從2012年以來，各年度第3季度的招聘人數在持續下降，2012年為461萬，2013年448萬，2014年為420萬。2014年度相對招聘指數（報告期需求人數/往年同期需求人數的平均值×100）為101，處于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特別是2012年以來持續下降，說明當前人力資源市場用工需求增長趨勢在減弱。由于制造業升級和工業4.0等的沖擊，未來制造業可能會轉移出大量的就業人口，這部分人口可能會對我國就業形成巨大的壓力。這意味著未來我國將從原來第二、第三產業共同吸納第一產業對外轉移就業人口轉變為第三產業單獨吸納第一、第二產業對外轉移就業人口，壓力之大值得關注。

六是企業“三座大山”的壓力持續發酵。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企業如果活力不顯，經濟也難有起色。當前國內企業由于產能過剩、成本過高、債務過重的三重壓力。首先，產能過剩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老生常談的問題，也是當前經濟面對的突出矛盾。發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8%，隨著經濟增速逐階下滑，產能利用率預計也會進一步下降。這意味著針對當前需求，2014年我們有20%以上的產能過剩。其次，成本過高則在近幾年一直威脅企業的利潤。2014年1～10月，規模以上企業成本從年初85.18元每百元增加到86.02元每百元，這將意味著大多數企業認為未來6個月的成本與去年同期相比會上升。產能過剩導致企業價格競爭，收入減少；成本過高導致企業支出增加；一增一減之間企業利潤減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資收益率也隨之下降。第三，債務過重也成為當前企業面臨的突出問題。債務過重一方面表現在企業負債水平高，企業債務規模迅速擴大，杠桿率就會快速上升，據統計2012年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為106%， 2013年進一步增至109.6%，這一數值遠高于德國的49%、美國的72%、日本的99%，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和經濟周期密切相關，經濟增速下滑，導致2012～2014年企業的杠桿率再度上升②。債務過重另一方面表現為債務成本高，從調研中發現，由于過高的融資成本，國內有很多民營企業陷入了債務黑洞和債務鏈條，形成了新時期的三角債。

三、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平衡穩增長與調結構

面臨宏觀經濟的三大風險和六大挑戰，筆者對未來我國經濟增長持謹慎態度，穩增長的壓力將更大。同時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之間的關系進一步面臨考驗。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關鍵是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平衡”，筆者認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和難點就在于如何實現穩增長與促改革、調結構之間的平衡，其政策要點在于兩方面：一方面短期內通過穩增長為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打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另一方面長期內圍繞促進發展這一根本推進重大改革，激發企業活力。

（一）服務改革這一主題穩定經濟增長

當前不僅要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穩增長，更要從改革的角度來看待穩增長，穩增長要致力于為重大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當前經濟增長跌破底線的風險越來越大，要采取更加積極的政策防止經濟跌破底線和陷入通縮。

一是實施靈活穩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近些年我國一直秉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從政策操作實踐來看，每年在穩健的總基調下有所差異。我們建議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采用更加靈活穩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除了傳統貨幣政策工具例如降息降準外，加快采用創新型工具，如抵押補充貸款（PSL）、常設借貸便利（SLF）和中期借貸便利（MLF）調節貨幣的流動性。當前市場對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存在以下幾個擔心，一是擔心激起通貨膨脹；二是擔心貨幣繼續流向房地產、地方政府基建等領域，撐大房地產泡沫，增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因此央行采取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可以緩解這兩大擔憂，一是通過短期工具調節市場流動性，有助于改變市場預期和銀行風險偏好。二是2014年12月我國外匯占款減少1 184億元，創7年最大降幅，保持貨幣市場適度寬松，有利于降低短期資金成本高企和資金利率的波動性。總理在達沃斯表示我國未來的貨幣政策不會大水漫灌，建議央行適當增加反周期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常規的貨幣政策仍然有空間的情況下，注重預調、微調，更好的實行定向調控。

二是實施更加積極有力度的財政政策。可以從四個方面展開：首先，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激發企業活力。營業稅改增值稅自2013年在全國推廣以來，2014年鐵路運輸、郵政電信業納入， 2015年，營改增將改革范圍擴大到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等領域，在企業困難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適時啟動結構性減稅，增加受益主體，以降低企業稅負，增加企業利潤，幫助企業渡過困難時期。其次，擴大公共支出，初步構建福利社會基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通過減少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盈余，每增加1%的財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養老，將使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我國政府應實施更加積極、有力度的財政政策，將以公共支出的適度增加促進引導合理消費的制度建設。一是加大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驅動方向的政府性投入；二是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支出，織好社會政策的托底網。第三，創新投融資方式，積極推進公私合營（PPP）平臺。據統計從1990年到2009年，歐盟近1 400個項目是通過PPP實現的，價值2 600億歐元。我國新預算法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套上預算監管的“緊箍咒”，未來地方財政資金能夠用于基礎設施的部分不會有太大的增加，依據PPP模式，以政府出資和公共資源為依托，采取市場化方式運作，鼓勵更多的公私合作平臺項目，使民間資本、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在市場原則下互利合作，不僅可以解決建設資金問題，還可以改善國家治理體系，增強社會凝聚力。第四，適度利用地方債，有序化解債務風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高度關注風險發生發展趨勢，按照嚴控增量、區別對待、分類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則，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雖總體可控，但大多數債務未納入預算管理，脫離中央和同級人大監督，局部存風險隱患。新預算法第35條和第94條，從舉債主體、用途、規模、方式、監督制約機制和法律責任等多方面做了規定，從法律上解決了地方政府債務怎么借、怎么管、怎么還等問題。如何防范地方債務風險是財稅改革的重點，要進一步健全債務扎口管理機制，嚴控新增債務。將繼續擴大自發自還試點省份范圍，啟動專項債券發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化定價機制，強化對地方政府舉債的市場化約束，維護投資者權益和市場信心。

（二）圍繞發展這一根本推進重大改革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應盡快推進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各項改革，推進更好發揮各類企業積極性的改革，推進資本、土地、技術、勞動力等各項經濟增長要素相關的改革，使各項要素、各個主體能夠釋放新的活力來推動我國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仍能保持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

一是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按照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抓住現在低通脹的時機，盡快推進水、電、氣、油等價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場定價的都交給市場；強化政府市場監管職能，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消除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的各項地方規定，建立統一開放的國內大市場。

二是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基礎。當前對地方財政的改革將使地方政府漸次退出經濟建設領域，企業在經濟發展中主力軍的作用將更加突出，為此必須通過改革培育一個自主經營、公平競爭、結構合理的企業體系。通過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盡快制定中央層面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明確國有企業功能定位，強化激勵約束機制，分類施策，提高企業市場化、國際化水平。加快發展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降低各種準入門檻，減少對企業的不當干預。加快推進混合所有制發展，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優勢結合起來。

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要更好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此要穩步推進利率、匯率等金融價格改革，通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為利率市場化創造良好條件；推進金融機構改革，適當增加金融機構主體，促進金融機構間的有效競爭，以競爭推動金融機構完善對實體經濟的服務；加快資本市場發展，創新資本市場融資工具，加快推進注冊制改革，鼓勵企業更多從資本市場獲得資金。要在金融領域中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加強對金融服務薄弱領域的金融覆蓋，發展普惠金融。要為中國資本實現全球資源配置創造條件，為此要加快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提升對外投資便利性，建立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服務體系。

四是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經濟發展中承擔著多重角色，既是農業生產的重要生產資料，又是工商業發展落地的載體，還是部分人群的資產，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職能進行分類設計。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政策，建立公開規范的土地流轉市場，通過市場配置土地使用權，鼓勵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降低經濟發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試點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權，增加農民財產。

五是加快科技創新體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創新的主體是人才，要完善職務發明、技術入股等相關規定，讓創新人才在創新中得到應有的回報。創新的主力軍是企業，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使企業創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財稅、金融、貿易政策，支持鼓勵企業創新。其次是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使創新真正面對市場，面對經濟發展主戰場。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則放，能推向市場的就推向市場。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市場來形成企業和科研院所之間的合作關系，建立公開透明的技術交易市場，讓技術走向市場，同時也讓市場來引導技術創新。

（三）抓住企業這一關鍵激發其發展動力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當前國內大量企業因產能過剩、成本過高、債務過重而喘不過氣來，很多企業既沒有生產動力，更沒有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幫助企業消減三座大山的壓力，激發企業活力乃當前穩定經濟增長甚至為未來保存增長活力的當務之急。

一是打通國內國外兩個市場消化企業產能。過剩產能的消化一方面通過淘汰落后產能來實現，另一方面通過市場需求的擴大來消化。從市場需求看，一方面可以加大力度開發國際市場需求，就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產業鏈而言，目前僅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的缺口就達到8萬億美元，通過建立可行的融資方案，這些潛在需求可以轉化為現實需求，從而為我國相關產業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要深挖國內市場潛能，減少區域市場壁壘，通過打造無障礙的統一的國內大市場來消化企業過剩產能。

二是依法推進企業破產清算，消融企業債務鏈條。根據我們在地方的調研，很多債務鏈的形成并擴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該破產的企業沒有破產，導致其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形成了數量眾多的僵尸企業。僵尸企業的存在拖垮了債務企業，也拖垮了債權企業，不如迅速破產清算掉，這樣債務企業的企業家也能輕裝上陣，重新出發，而債權企業也能夠拿回部分債權資金，結算自己的債務。

三是以“少取”、“減負”激發企業活力。在此關頭，筆者認為政府應當承擔起責任，從現實來看，政府對企業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給資金、給項目、給行業準入、給補貼；少取則是實施結構性減稅，減少企業負擔。

2015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態”的判斷后，我國將不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預計我國在設定經濟發展目標時，將進一步淡化經濟增長速度，換之以彈性目標和發展區間進行管理，采取預調、微調等宏觀調控手段予以應對。面對經濟增速下滑，中央將堅持不進行大規模刺激，而是采取預調、微調等宏觀經濟管理手段予以應對。這種變化有助于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發展效率，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平衡，從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取得新的成效。

[注 釋]

①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14年國民經濟在新常態下平穩運行》。

②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杠桿率研究課題組.《中國經濟杠桿率水平評估及潛在風險研究》，《金融監管研究》，2014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 劉偉，蘇劍.“新常態”下的中國宏觀調控[J].經濟科學，2014（4）.

[2] 中國人民銀行杠桿率研究課題組.中國經濟杠桿率水平評估及潛在風險研究[J].金融監管研究，2014（5）.

[3] 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我國宏觀經濟步入新常態、新階段[J].宏觀經濟管理，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