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引言

中國糧食生產已取得“九連增”，但截止2008年，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值的47%，僅為美國和日本的1%左右，高產、低效的農業已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短板”。并且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以及大規模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傳統村落“空心化”、“凋敝化”問題日趨嚴重，農村留守勞動力的年齡斷層、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盡管我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出現較晚，但問題的嚴重性卻在增加，已成為事關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大問題[1]。農村勞動力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農業生產進度，使得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逐漸被“懶人農業”替代，更為嚴重的是還阻礙了農業生產新技術、新設備的推廣與應用，對農業技術效率的提高帶來不利影響[2]。因此，研究厘清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與農業生產技術效率之間的關系，解決提高農業技術效率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些學者認為老齡化并未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3～6]。如林本喜、鄧衡山[3]研究發現農戶主要勞動力的年齡對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顯著影響，認為擔心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帶來農業危機的必要性不大。然而，其研究的土地利用效率僅僅是耕地單產表現，無法衡量出老年農戶與年輕農戶對資源的綜合配置能力與利用效率差異。胡雪枝、鐘甫寧[4]則從生產決策和大田作業兩個方面考察了不同年齡結構農戶在糧食生產投入產出方面的差異，結果顯示老年農戶與年輕農戶相比并無明顯不同，認為生產決策的趨同和農業機械“外包”服務的普及，使得農村人口老齡化并未對中國糧食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更多的研究則指出，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從不同方面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7～9]。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農業生產對于勞動力人力資本要求越來越高，而老齡勞動力在采用新技術、接受新信息等方面均處于弱勢，特別是他們在農業生產中往往沿襲老經驗、老辦法，不利于先進技術與生產要素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10]。楊俊等[11]雖然未發現農戶勞動力年齡對耕地利用效率具有顯著負面影響，但他們的研究從側面證實了隨著農戶勞動力年齡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變化呈倒“U”型趨勢。

3結論與啟示

篇2

下面把我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作以簡要匯報。根據會議安排。

總人口40.9萬人，區共有耕地面積27萬畝。其中農業人口25.3萬人，農村勞動力16萬人，農民人均耕地1.07畝，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較突出。近年來，隨著農業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越來越少，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如不及時地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農民收入就難以持續增加，富民強區的奮斗目標就難以如期實現。只有轉移農民、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為此，把轉移農村勞動力作為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的一項基礎工程對待，堅持一手抓就地消化，一手抓勞務輸出，多形式、多渠道轉移農村勞動力，拓寬了農民就業和增收的路子，收到明顯的成效。年全區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7.4萬人，占全區農村勞動力的46%實現非農總收入3.6億元，當年全區農民新增收入的70%來自非農產業；其中向外地輸出的勞務人員就達2.32萬人，年創勞務總收入2.1億元，人均9000元。年我區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勞務輸出先進縣（區）年又被評為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先進集體。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幾點：

一、大力發展二、三產業。

立足自身優勢，大力發展吸納勞動力強的產業和企業，實現了農村勞動力就地向非農產業的快速轉移。一是加快招商引資，培植就業載體。把招商引資作為經濟工作的總抓手，引進一個項目，安置一批人員。年以來，區共利用區外資金31.2億元，新上項目412個，這些項目共吸納2.8萬名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如吉林客商先生投資5000萬元興建的鑄鋼廠，共安置農村勞動力500多人，人均月收入900多元；臺資企業公司吸納1400多名農村婦女就業。同時，還不斷強化招商載體建設，舉全區之力建設了工業園，目前園區內投產企業已達42家，安置農村勞動力6300多人。二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拓展就業空間。進一步放寬政策，完善服務，激活民資民力，形成了千家萬戶搞個體、干民營的好局面；對骨干民營企業，不斷在資金、技術、人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引導他做大做強。近年來，全區非公有制經濟單位總戶數、從業人員數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目前，全區非公有經濟單位發展到7500戶，從業人員3.5萬人，其中農村勞動力2.8萬人，民營經濟已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撐。三是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吸納和聚集農村勞動力。農業龍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就業容量大，吸納能力強。近年來，圍繞農業主導產品和優勢產品，狠抓農業龍頭企業建設。先后投資660萬元擴建了金虹食品公司，引資4000萬元新建了木業、木業和木業，這些企業已直接吸納了1100名農村勞動力就業。今年初引資1.6億元建設的公司今年8月份竣工投產，德國米杜甘地公司投資2200萬美元的長毛兔飼養和兔毛深加工項目，近期也將開工建設。這兩個項目建成后，可安置農村勞動力3300人。龍頭企業在直接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同時，還帶動了全區長毛兔、生豬的養殖和速生楊的種植。目前，全區長毛兔存養量達到258萬只，生豬存欄量達到14萬頭，速生楊種植面積發展到2.8萬畝。四是堅持城鄉統籌發展，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抓住行政中心西遷歷史機遇，大力實施城市化戰略，積極推進城區東擴南移。近年來，城市建成區面積每年新增1.5平方公里以上，直接帶動了周邊11個村的改造，1.5萬名農民實現了向市民的轉變。結合城市開發建設，大力發展建筑業，全區共有6500名農民在各類建設工地務工；制定了優惠政策，鼓勵農民進城經商，城區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已達5000人。做大城區規模的同時，以興建專業市場、發展工商業戶為重點加快小城鎮建設，吸納農民向小城鎮集中，全區小城鎮人口達7.2萬人。

二、大力發展勞務經濟。

現階段增加農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立足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不斷擴大勞務輸出規模。一是抓好載體建設，建立穩固的勞務基地。最初，發揮上海老鄉的優勢，與上海寶山港務局建立了勞務協作關系。后來抓住其下屬裝卸公司改制的機遇，創立了山東駐滬勞務輸出總公司”目前，公司已發展成為安置勞務人員1000余人，年創勞務總收入1800多萬元的企業。去年該公司在上海市21個勞務輸出基地評比中獲第一名，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結合上海法制環境優、工作條件好、工資待遇高的優勢，以駐滬勞務輸出總公司為依托，與上海松江大學城、上福電子等10多家企業建立了穩固的勞務關系，上海已成為我區最大的勞務輸出市場。近年來，又借鑒上海的經驗，先后在廣東、浙江、江蘇、蘇州、青島、深圳等省市建立了11處勞務輸出基地，形成了機械加工、電子、工藝、服裝、物業管理、汽車運輸、貨物裝卸等多行業輸出的格局。二是健全輸出信息網絡，擴大勞務輸出規模。為有計劃地輸出和招收勞務人員，狠抓輸出信息網絡建設。對內，區、鎮兩級設立了勞務輸出服務大廳，今年又開工建設了建筑面積2500平方米的區勞動力市場，利用網絡、電話、信函等形式，收集用工信息；聘請各村兩委負責人為勞務輸出信息員，負責本村居富余勞動力和有意外出務工人員的登記造冊，全區形成了區聯鎮、鎮聯村、村聯戶的三級勞務信息網絡。對外，以各大勞務基地為依托，每年定期不定期地到用工較多的大中城市、關系企業收集用工信息，考察用工單位，及時進行，有針對性地組織輸出勞務人員。如鎮勞動服務中心主動到青島、上海等地聯系用工單位，積極組織全鎮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去年全鎮共輸出勞動力5000人，春節前后外出務工人員僅通過郵局匯回的現金就達4000多萬元，收到輸出一人，致富一家；輸出百人，致富一村”效果。三是規范管理與服務，精心打造“勞務品牌”把加強勞務輸出的管理與服務，培育勞務品牌”作為擴大勞務輸出的關鍵，重點抓了三個嚴把”嚴把用工單位考察論證關，選擇信用狀況、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等比較好的單位，簽訂招工合同；嚴把輸出人員素質關，對輸出人員按照用工單位的要求嚴格體檢、政審，建立檔案；嚴把跟蹤管理關，定期到用工單位了解情況，及時幫助輸出人員協調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通過幾年的實踐，已逐步建立起了考察用工企業，簽訂用工協議，組織求職報名，嚴格考核錄用，專人護送交接，搞好跟蹤服務”工作程序，做到既對用工單位負責，又保證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近年來，全區經區勞動局組織輸出到區外務工人員，沒有發生一起損害勞務人員權益的事件，沒有一名勞務人員違紀違法。僅去年一年就先后有8家用工單位主動到區聯系招收勞務人員，勞務品牌效應初步顯現。

三、強化職業技能培訓。

篇3

關鍵詞：農村；老齡人口；勞動力流動

一、我國農村老齡人口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目前，我國老齡人口規模巨大，農村老齡化程度快速強化。至2009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有1.67億人，其中1.05億人是農村老年人，農村老年人口規模是城市的1.69倍；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為7.97%，而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已超過18.3%，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是城市的2.3倍。

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85億人，占總人口的13.7%。根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十二五”時期，隨著第一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到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從2011年到2015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將由1.85億增加到2.21億，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萬；老年人口比重將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遞增0.54個百分點。

二、農村老齡人口對勞動力流動速度的影響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報數據表明，我國流動人口從2000年的1.2億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2.2億，增幅高達83%。流動人口規模擴大，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2000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36.22%，2010年這一比重已上升到49.68%。中國人口流動主要流向是從農村流向城鎮，而且轉移速度在不斷加快。

我國高速經濟增長所吸納的勞動力主要發生在城市部門，而城市勞動力供給越來越依賴于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老齡人口的增加，意味著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流動速度的減緩。特殊的贍養結構導致進入城市的勞動人口鐘擺式流動，成為勞動力徹底轉移的一個間斷，同時大大增加了交通運輸等各種社會成本。所以，如果不對農村老齡人口問題加以重視，那么不斷增加的農村老齡人口必將影響勞動力轉移和人口流動速度，從而阻滯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三、農村老齡人口對勞動力流動規模的影響

中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歷史階段，農村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鎮、由農業產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是這一階段非常明顯的一個特征。相關數據顯示，1997年，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為7600萬；2002年，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接近1億，2005年達到1.7億；2007年，約有2.3億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就地或外地轉移。

大量農村老人將是最后進入城市的一個群體，將成為遲滯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下，農村老齡人口增加意味著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大，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勞動力人口最終會減少，因為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從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可知，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為1.5億，而農村所占比重為58%，即0.9億。由于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人成了白發老人，而年輕的人口卻不斷減少，相伴而出現的是勞動力因不斷減少而顯得不足，勞動力流動數量減少，流動規模大大縮小。

勞動力流動性下降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在行業間、區域間流動性的下降。一方面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是技術進步加快，新行業、新職業和新工種不斷涌現，對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和區域流動提出更高要求，而另一方面中老年勞動力轉換職業的適應能力和跨區域間就業的意愿下降，這就使得勞動力從衰退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流動受到限制。尤其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國土遼闊、區域跨度大、區際間發展差異大的國家，由于跨區域就業成本更高使這種影響會更直接和更強，我國出現“4050”人員現象和近年來沿海地區“用工荒”不斷強化，充分表明了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老化導致勞動力流動下降，從而影響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的調整、變動。

四、應對措施及建議

（一）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合理有序地進行

第一，要加大農業產業化經營規模力度，大力加強鄉鎮企業二次創業步伐，提高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要大量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把交通、金融、通訊、保險、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等行業作為重點發展，從而拓寬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渠道。第二，加快城鎮化步伐，提高城鎮化水平，實現城鎮經濟與農村經濟的協調發展。把城市和農村緊密地聯系起來，即對人力、資本和技術等優化組合，城市的技術交流、資金交流要支持農村的經濟發展，同時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成為城鎮的主力軍，形成優勢互補，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二）根據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調整產業結構

我國的勞動力資源供給規模變化不大，但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問題較為嚴重。要解決勞動力老化，要求調整現有的產業結構，減少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增加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以適應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同時，由于我國老年人口絕對數大，大力發展老齡產業，鼓勵和引導老年消費市場的發展，以滿足老年人口對物質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張昌彩.農村老齡人口：影響、特點與對策[J].開放導報，2008（3）：28-32

[2]陳社英.21世紀的中國與老齡化：研究與實踐的挑戰[J].人口與發展，2011（2）：20-32

[3]康傳坤.農村老齡人口會阻礙城市化進程嗎？[J].世界經濟文匯，2012（1）：91-105

篇4

影響環湖農村勞動力價格上漲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供求失衡推動農村勞動力價格上漲。由于鄉村城鎮化、計劃生育等政策效應的長期累積，適齡工作人口增量逐步減少，農村勞動力供給形勢出現變化，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擴張明顯放緩，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如：2010年環洞庭湖地區鄉村從業人口數（指鄉村人口中參與經濟活動的全部人口數,該指標反映農村中實際從業人員狀況。鑒于統計中暫有該項指標，我們用此指標替代農村勞動力數。）為692.1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比重為42.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為153.78萬人，占比高達9.37%，比2000年上升了1.95個百分點。加之多年來生育率持續保持著0.2%以下的低水平，勞動力人口擴張明顯放緩。從需求的角度看，經濟的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都使得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快于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用工荒”現象開始出現并不斷蔓延，推動了低端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農村勞動力需求市場旺盛，總體上呈現出“用工難”的狀況。

二是農村勞動力城鄉結構性變化帶動價格上漲。隨著近年來惠農政策的不斷推進，農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新生代農村勞動者在文化水平、勞動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對工作選擇、勞動待遇有更多的訴求，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更加注重行業前景和個人發展規劃，從事農業生產的意愿降低，導致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比例下降，勞動力價格上漲。據監測網點――湘陰縣新泉鎮荷花村青年胡某反映，雖然目前農村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在農村每月也能掙2500多元，但作為一名剛畢業的農村大中專生，他寧愿暫時拿1500～1600元的月薪到長沙等地做職員，也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等體力活。而且這種就業觀念在其同年齡層次中相當普遍。

三是通脹高企拉動勞動力價格上漲。由于近年來物價整體上漲，勞動者因通脹侵蝕其購買力而相應產生提高勞動力價格的內在需求。同時，糧食等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及其穩定上漲的預期，使得農村勞動力價格同步提高。據岳陽市華容縣、益陽市沅江市、常德市漢壽縣等地的絕大部分調查農戶反映，一個三口家庭的基本生活開銷由前兩年的450元/月漲到如今的600～800元/月不等，水稻價也由70～80元/擔漲到了120～130元/擔，相比之下，勞動力價格也應有所上漲。此外，前期農村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推高了農產品生產成本，整體抬升了物價水平，反過來又拉動了勞動力價格上漲，形成勞動力價格的螺旋上升。

四是人口紅利的消失迫使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年輕人口數量較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能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中表現得較為明顯，而隨著工人工資的持續快速上漲和勞動人口增量的不斷下降，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低廉勞動力要素價格優勢逐步削弱，特別是低端勞動力將逐漸喪失成本優勢，取而代之的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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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口機會窗口；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人口轉型紅利；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 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控制人口數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二、“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

1997年以來，國際上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的說法，但此說法在理論上并不成熟。“人口機會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論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擔系數降低的同時勞動力資源供給卻十分充裕。所謂中間大，是指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所謂兩頭小，是指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

人口負擔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在理論上，它可能會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創富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投資效應，即人口年齡結構還不太老，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積累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到來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少，財富積累速度快。總之，“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財富創造。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口負擔較輕的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紅利。國內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員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并且得出了一個定量的結論，即1983年至2000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即筆者所稱的“總負擔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26.8％。但這里有三點需要澄清：一是經濟活動人口不等于勞動適齡人口，人口學角度提出的人口負擔比(即0－14歲和65歲及以上負擔人口之和與15－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率)事實上是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實際負擔比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負擔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不意味著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口機會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間達到26.8％貢獻率的說法不能籠統地理解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精確的計算不一定是正確的計算。關鍵是我們首先要在理論和認識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紅利，它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人口紅利理論并不成熟，還處在初創階段。當然，任何學術探索都是值得鼓勵的。

筆者認為，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加上人力資源開發。能否收獲以及收獲多少人口紅利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以及我們如何去開發和利用它們。問題的關鍵是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人口紅利的焦點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紅利。對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也就是說，不僅要充分利用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所創造的人口低負擔機遇，而且要充分開發豐裕的人力資源，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轉變紅利”。顯然，將“人口機會”、“人口機遇”直接認同為“人口紅利”是失之偏頗的。“人口機會窗口”只是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本身并不是紅利。

三、為什么說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在理論上，中國存在著長達四十年的人口機遇期。從數據來看，20世紀后50年和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打開，到2030年關閉，前后持續時間大約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員指出，中國人口紅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現，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過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紅利仍然可觀，只不過這個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進的，之后是遞減的。同時，他提出中國正在由勞動力 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屆時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這里，人口低負擔比被理解為人口紅利。類似的看法并不少見，如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人口轉變在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構造出了一個黃金年齡結構，或者說‘人口紅利’”等觀點。

觀點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人口負擔比高低的角度說，另一個是從勞動力資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實這兩個觀點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都沒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紅利什么時候結束這個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所以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廣義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

事實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處于東亞社會的日本和韓國提供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錯位的，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人口低負擔比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9.22％。1973－200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低增長期，年均GDP增長率為2.81％。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了近二十年(1955－1973)，與三個人口因素有關：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齡化相對緩慢，人口負擔系數從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時期；二是戰后“嬰兒熱”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成為勞動力人口，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卻是過多)，而當時日本的經濟類型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所以人口與經濟處在和諧的狀態；三是日本高度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使日本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中國卻是太少)。僅僅有人口負擔輕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潛在優勢。

日本的例子證明了人口低負擔比與經濟發展的弱相關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低、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匹配性”。條件不匹配，我們就只能望“人口機會窗口”而嘆，而不能用“人口機會窗口”之實。“人口機會窗口”很漂亮、很誘人，但窗口里面的機會可能并不多。無獨有偶，韓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在1962－1991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8.48％，1991－2000年則為7.18％。

低人口負擔系數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一般意義上是通用的假設，但中國的情況卻遠為復雜和嚴峻。我國人口轉變的確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大于機遇，一個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就業壓力，另一個是龐大人口人力資本的投資壓力。未來的機會能不能把握住取決于今天的行動。如果不及早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控制的減法效應就很難轉化為人口紅利的事實。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譬如，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員每年仍將保持在2 400萬人以上。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得出，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 100萬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這意味著在人口負擔比中作為分母出現的一部分人口實際上并沒有創造社會財富。

主流看法認為，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將阻撓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60％－70％。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為1.5億至2億人。1978－2005年，我國耕地減少近兩億畝，農業勞力凈增近兩億人。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 0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為什么人口機遇時期就業壓力很大呢?眾所周知，中國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減輕就業壓力。目前，中國適齡就業的人口規模可達到8－9億，是很多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人口壓力集中體現在就業壓力上。現在的勞動適齡人口是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積累的結果。人口學講究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過去的人口出生高峰變成現在的人口就業高峰和未來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13日的報告稱，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勞動力價格會上揚。這是一個驚人的判斷。那么，什么叫農村剩余勞動力?1989年，筆者提出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是勞動時間剩余的觀點。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相對性和隱蔽性。一個農村青年的臉上并沒有“我是剩余勞動力”的標簽。事實上，一個農村勞動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勞動時間的剩余和勞動能力的閑置狀況。同樣一個靠土地為生的青年農民，農忙時是絕對必要的勞動力，農閑時又是相對剩余的勞動力。推而廣之，中國所有的農村勞動力都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勞動力，也可能是剩余勞動力，關鍵在具有勞動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勞動時間的剩余度和累積性。即便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也具有雙重的身份，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兩棲人口，其雙面性并不會因為他們融入了現代產業體系而改變，農民工并不會因為進了城市就徹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為失業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而“失業”正是“剩余”的另一寫照。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將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標簽化和絕對化。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規模巨大，所以很難讓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將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劉易斯轉折點”。筆者認為，近年出現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權利保障的缺失。勞動力價格過低導致農民工就業積極性嚴重受挫，反映的是惡劣的勞資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民工荒是一種現象，但原因不是勞動力的供給性短缺。民工荒是區域性、階段性的現象，不能作為人口紅利消失的依據。

實際上，“人口機會窗口”基本上只膨脹是理論的推測。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戰略機遇期只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人口代際關系條件，要將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必須輔之以及時而有效的發展戰略調整。其中，適宜的政策和體制至關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鋼等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需要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把擴大就業、緩解失業作為政府最優先的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積極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流動。

我們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負擔系數的有利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積極影響，而應該同時說明在人口轉變紅利之外，一定還有其他類型人口紅利的存在。

四、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

俗話說，觀念一新，黃金萬兩。我們要收獲人口的“大紅利”，就要重新認識人口紅利的概念框架。從廣義來說，筆者認為目前存在著四種人口紅利，分別是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以下介紹筆者對后三種人口紅利的新認識：

首先，人口投資紅利是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投資于人口，通過教育、培訓和流動等人口投資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潛在勞動力和一般勞動力轉變為合格勞動力、優質勞動力，從而收獲紅利。

在微觀的層面上，孩子的成長期實際上也是孩子的投資期，當孩子長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來了孩子的回報期和產出期，開始收獲“人口紅利”。放大到宏觀的層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業年齡是25歲，那么25歲之前的人口是一個被負擔、被投資、被養成的人口，25歲之后的人口則是一個開始產出、能有回報、收獲紅利的人口。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生命歷程早期人口投資的績效。

中國的情況是一般性人力資源過剩，優質人力資源短缺，總體人力資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里，豐裕的人力資源能不能開發出來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們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儲量。中國要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人口投資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徑。

建筑在簡單勞動力利用基礎之上的“人口紅利”不能長久，因為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可持續的人口紅利是對初級勞動力基礎教育投資和中高級勞動力職業技能投資的歷史回報，發達國家走過的內涵式經濟發展道路展示的就是這個規律。在知識經濟時代，今天的教育培訓就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要長久，就要在人力開發之前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開發效率，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工作創造性。人力資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創造的最寶貴資源，放大和延長“人口紅利”的戰略舉措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社會、企業、家庭、機構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制，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國需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確立以知識人口為依托、以人力資本為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機制，迎接民族復興的壯麗時代，就要未雨綢繆地轉變經濟發展路徑，充分開掘人口轉變和人口轉型帶來的人口“大紅利”。

其次，人口轉移紅利是指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轉移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我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逐年上升，目前總量過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提供的數據，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比2003年增加433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199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約有20％來自工資性收入，到1999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東部地區近50％，已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的調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80％。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0％強。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業層次的提高。勞動力是過剩還是短缺，不完全是數量與供給問題，而且有素質和供求問題。要享受人口紅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創造的負擔比較輕的人口機遇，形成的資本優勢要優先投資于人，將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一些地方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作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開展職業培訓、實行勞務市場職業介紹、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拓寬輸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從而促進了勞力輸出人數不斷增加。此外，國家應高度重視農民工中出現的貧富差異、階層分化現象，盡早著手調節。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訓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政府無償或微利的培訓機構數量，確保農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學費的技術培訓，擴大農民工接受培訓的范圍，從而幫助他們在城市更好就業。同時，加強有組織的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與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的信息互通，有序輸出勞力，避免無序流動帶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維護他們的打工權益。

再次，人口轉型紅利是指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續就業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在國外，老年人口被稱為第三年齡人口。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筆者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但隨著新一代人口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2002年，馬德里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的戰略對于我們收獲老齡化時代的人口紅利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樂”。

從老年人口學角度看，中國在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從人口地理學角度看，中國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上海已經成為老齡化城市。但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卻不是老齡問題最嚴重的城市。這說明老齡問題的本質也是發展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和變異性。歸結起來，老齡問題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義問題，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問題，即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長遠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有兩個命題對我們認識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提供幫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戰大，必須做大蛋糕；二是“邊富邊老”，需要關注老年人群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權利。

我們需要三個未雨綢繆：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豐裕社會；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張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張多元共生、和諧共進。這些都是和諧老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老齡化配合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可以保障老齡化的中國收獲新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高齡化的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其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筆者最近提出的“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展示他們的尊嚴、能力和智慧，不致淪為社會發展 的犧牲品。

綜上，從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出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收獲過人口紅利，只不過比重和性質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轉變，國家間接地收獲了人口轉變紅利。重視教育的國家比較多地收獲了人口投資紅利；城市化大力推進的國家收獲了人口轉移紅利；重視老年人作用的國家則收獲了人口轉型紅利。誰主誰次的結論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們的確需要在看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看到人口負債問題、人口風險問題，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人口紅利的凈值。

五、結語：人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發展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人的發展是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根本上講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和利用。如果說青少年人口是潛在人力資源，那么勞動適齡人口是現實人力資源，老年人口是可再開發人力資源。鼓勵以“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為內核的積極老齡化，是否造成代際沖突?筆者的結論是：競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在一個以知識、能力和權利為本位的社會里，要消除兩大歧視：一是性別歧視，二是年齡歧視。在就業市場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各有優勢，一個是經驗多，一個是知識新，所以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相互補充、并無沖突的。要說矛盾，那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競爭是化解矛盾的好辦法。只有在競爭無法化解矛盾的時候，才凸顯出“調和”的價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個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過多，負擔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風險最小化。古有明訓：過猶不及。人口控制是有邊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包括成長風險、成才風險、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和國家國防風險，甚至還有親屬文化斷裂的文化風險和作為一個責任政府需要承擔后顧之憂的政治風險。歸根結底，其風險性在唯一性。三是潛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節流，做的是減法和除法；人口投資是開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轉變的現代階段，中國的確需要更適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關于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也指出要進一步穩定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漢族人口中實施“城鄉統開二胎”，我想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譬如可以減少獨生子女綜合癥，可以保障更適量更優質勞動力的供給，可以降低家庭養老的難度，規避人口風險，減少人口負債。人口負債是指已經預先支付、今后要償還的人口發展代價，如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獨生子女老齡化問題。